爲什麼是工黨？

2018年9月26日，英國工黨年度大會在利物浦閉幕，工黨領袖科爾賓在大會上發言，談到“脫歐”：“作為民主社會主義者，我們接受並尊重公投結果，但尊重民主決定並不意味著為魯莽的脫歐議程開綠燈，這將使英國陷入特朗普式的權力競爭中。”

記者王梆是一名在英國的長期觀察者與書寫者，2018年她“打入”工黨內部，寫出近2萬字的長篇報道《忍冬花的春天——走入新崛起的英國工黨》，為讀者介紹在英國社會的右翼環境中“突然冒出的一股強大阻力，它就是傑里米·科爾賓領導下的工黨。”

本文完整版較長，現摘取其中片段，與各位讀者朋友分享。

忍冬花的春天

走入新崛起的英國工黨（節選）

文 | 王梆

本文選自《單讀18：都市一無所有》

1.

科爾賓與英國左派思想的迴歸

如果說The Pop Group是朋克陣營裡的反資本主義政治明星，那麼科爾賓就是英國政壇的反資本主義朋克明星。

傑里米·科爾賓，英國工黨領袖，自1983年起代表大倫敦北伊斯靈頓選區擔任議員。科爾賓是社會主義運動團體、巴勒斯坦團結運動、國際特赦組織、核裁軍運動與反戰聯盟成員。

20世紀80年代，當卡梅倫穿著黑色晨禮服和他的布靈頓（Bullingdon Club）同僚在牛津大學刷存在感時，科爾賓正在南非使館門口反種族隔離聲援曼德拉。這不是他第一次反抗暴政，他的“反骨”履歷厚達三尺：

他是英國LGBT平權運動的先驅，先後28次反對保守黨對同性戀的制裁；他反對撒切爾包庇智利暴君皮諾切特；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反對英國和西方政府向伊拉克銷售武器，他亦是薩達姆對伊拉克庫爾德大屠殺的堅決控訴者；80年代，為爭取北愛和平，他和工黨內閣大臣託尼·本恩（Tony Benn）一起，與北愛政要、當時的恐怖主義分子新芬黨（Sinn Féin）展開談判；9·11之後他開始反對西方政府對阿富汗的入侵，一直持續到2014年英國從阿富汗撤軍為止；科爾賓不但反對其對手保守黨，同時他也是工黨的異端，先後617次“牧野倒戈”，反對布萊爾，反對伊拉克戰爭，反對新工黨頒佈大學繳費制……他最出名的反抗是：反對緊縮，反對鐵路、醫療和基礎設施私有化，反富人偷稅，反核武器。

科爾賓認為貧富的劇烈分化是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最嚴峻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跳出資本建制的樊籠。他還經常引用雪萊的詩句：

起來吧，像獅子初醒，

你們人多勢眾，不可戰勝；

快搖落你們身上枷鎖，

像把睡時沾身的露珠搖落，

他們有幾人，你們眾多！

他多年言行一致的優良品格，吸引了一大波像吉米·穆林那樣，對“工黨的初建原則”念念不忘的老成員。2015年9月，他以60%選票被選為黨魁。他的獲選使他在黨內外樹敵無數，保守黨恨他，工黨中主張向右看齊的布萊爾派也恨他，除了《獨立報》和少數幾份左翼媒體，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都在變著花樣唱黑他。諷刺的是，工黨的隊伍卻在他上臺以後，史無前例地壯大起來，英國左派思想也突然呈現洶湧的迴歸之勢。

被譽為“今日奧威爾”的英國工黨成員，左派作家歐文·瓊斯（Owen Jones）、工黨議員傑西·菲利普斯（Jess Phillips）、喜劇明星拉塞爾·布蘭德（Russell Brand）等幾十位左派公知的自媒體點擊率動輒十萬加。沒有主流媒體的支持，很多左派便創建起了各種自媒體和民間應援隊伍，從《金絲雀》到《我支持傑里米》，到《挺傑里米做首相》，應有盡有。

這些左派們的風格各不相同，呼聲卻基本一致，他們認同科爾賓的理念，呼籲保守黨停止緊縮，尤其是針對醫療、教育、公共維護以及失業救濟金和殘疾人生活費的緊縮。

2.

“錢是什麼？錢就是債！”

反對之聲節節升高，保守黨卻絲毫不為所動，還搬出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ian）的人口控制論，聲稱在移民為患、稅收不濟的年代，僧多飯少，資源有限，每投入一分錢福利，就等於增加一分錢債務。英國確實債臺高築。2015年第一季度，英國政府負債1.56萬億，佔GDP的81.58％，此外還有各種陳年舊債。

沒錢難道不該勒緊褲帶嗎？

科爾賓的工黨卻給出了一個相反的解釋。

伊恩·楊（Ian Young）是哈德邯村工黨成員，擁有倫敦城市大學國際關係學碩士學位，現在《政治家園》（PoliticsHome）雜誌從事編輯工作，亦是英格蘭東南部安格利亞地區工黨留歐陣營的領頭之一。

“要弄清緊縮的問題，你必須瞭解債務的起源。”楊旋即在手機上給我找出了一條伊恩·塞維爾（Ian Saville）的笑話。塞維爾是英國當代脫口秀大師，他曾表演過一個生錢魔術（Free Money Magic Show）：

塞維爾從口袋裡掏出六張鈔票，說：“想象一下，這六張鈔票歸英國各大私家銀行所有，每一張代表著整個英國的年度國民生產總值，其中的三張鈔票被借走了以後，還剩多少張？六減三等於三？錯！還剩六張。天啊，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原來無論他們借出去多少錢，英國央行（The Bank of England）會默許他們自動原數補上。所以他們借出去三張，央行卻允許他們維繫原有的六張，再加借款利息，他們表面是借，實際上卻賺了！這就叫作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我們再假設，私家銀行手裡揣著六張鈔票，他們想拿出三張來賭點什麼，比如現金兌換股市及其衍生金融產業之類，於是他們拿著三張鈔票走進了金融賭場，儘管他們聘請的數學家們為他們算出了一個萬無一失的贏局，他們卻把三張鈔票賭得分文不剩。猜猜他們還剩幾張？六減三等於三，三張？又錯！他們還剩六張！天啊，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哦，原來辦法和之前一樣……”

這則“脫口秀”徹底顛覆了我那幼兒園大班水準的金錢觀。一直以為私家銀行是一隻小豬罐，我存進去100元，你存進去100元，它就擁有了200元。某集團要在太空建養豬場，需要將200全部借走，於是小豬罐就被清空了。

原來事實卻是，銀行的存款生意和貸款生意之間並無太大幹系。私家銀行只要按政府規定的儲備比率（cash reserve ratio）向央行繳存一定的儲備金，就可以合法貸款了。換句話說，私家銀行只要從它那塞著200元存款的小豬罐裡，拿出20元給央行作儲備（若儲備比率為10%的話），就可以合法地經營放債生意了——這就是當今流行的“部分儲備金制度（Fractional-Reserve Banking）”，它的存在前提是“假設所有往銀行裡存錢的人不會在同一時間要求取回所有的存款”。

其實，只要有人不斷地向私家銀行貸款還款，小豬罐就不會被清空，“放債”因此成了私家銀行的生財之道。德國之聲紀錄片《富人怎麼變得更富有：世界經濟中的金錢》（How the Rich Get Richer-Money In the World Economy）用3D動畫模擬了銀行放債生財的過程：你向某私家銀行借1萬元，為了證明你有還貸能力，國家政策規定私家銀行要將一筆保證金（也叫押金）交由央行保管，如果押金是總借款的1%，那麼在這筆1萬元的交易裡，它就是100元。央行收到這100元之後，私家銀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放債”了。

接下來你的賬戶便會跳出“恭喜你，你有10000元入賬”的字樣，這不是真鈔實銀，只是一串數字，故而又被稱為電子錢（electronic money），上文中脫口秀明星伊恩·塞維爾說：“無論他們借出去多少錢，英國央行會默許他們自動原數補上”——指的就是這串屏顯為“10000”的數字。

不管私家銀行借出多少，哪怕3000萬億，在未被歸還之前，它都只不過是“電子錢”。只有當你打六份工累成狗，這串數字才經由你的勞動價值兌現為錢。當你償還了這1萬元加附加利息之後，銀行便賺了1萬元加利息，而它的成本僅僅是交給央行作保證那“100元”。

德國經濟學家Max Otte在該紀錄片裡總結道：“銀行用無中生有的方式創造了金錢。越有錢，金錢的雪球就滾得越大。”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有還債能力。2004年，51歲的英國公民德里克·羅森（Dereck Rawson）因無力償還16張信用卡總計10萬英鎊的債款跳樓自殺。此後，BBC製作了紀錄片《金錢陷阱：銀行如何通過債務掌控世界》（The Money Trap：How Banks Control the World Through Debt），聚焦無力還債的自殺人群。儘管如此，銀行放債的熱情還是有增無減。

2000年中葉，美國多家銀行向根本沒有還債能力的人兜售次級房貸（subprime mortgage loan），附帶多項利誘條件，比如無須複雜的擔保文件，三年內不用還貸，等等。銀行家們打的算盤是，只要房價持續高漲，這些人就可以將手中的房子轉賣出去，不但還了貸還可以淨賺一筆，雙贏。

曾在英國央行政策委員會任職的英國勞動經濟學家戴維·布蘭奇弗勞爾（David Blanchflower）一早就看到了這個泡沫，結果不出所料，人人都覺得他是瘋子，同事們拒絕和他說話。在一篇與歐文·瓊斯的對談裡，他透露了一部分原因：“會議上我最常聽到的發言都是這樣開頭的：‘我在牛津大學的時候’，‘我在劍橋大學的時候’，於是我只好回應，我在柏格諾的時候……”

布蘭奇弗勞爾的預見變成了現實，悲慘度堪比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2008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了。房價“跌斷坐骨”，房產泡沫破滅，很多業主不願支付高額房貸，紛紛棄房而去，無力償還的債款達到喜馬拉雅山的頂峰，銀行們破產了。受牽連的英國各大銀行於是向當時的新工黨政府呼救—用伊恩·楊的話說，銀行家們賺得盆滿缽盈時，他們鼓吹新自由主義經濟，要求“政府零干涉”；一旦遇到破產，他們便想到了社會主義，哭著要福利。

雷曼兄弟於2008年9月15日申請破產保護，這一事件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

根據英國國家審計署（National Audit Office, NAO）的數據，當年英國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新工黨政府東借西湊，前後花了11.62萬億英鎊營救銀行，這筆鉅款甚至動用了納稅人的退休基金。在《資本建制及其裙帶關係》（The Establishment and How They Get Away with It）一書中，（Owen Jones）寫道：“2010年，英國公共債務相當於GDP的歐文·瓊斯81%，比冷戰後的平均水平高，卻低於G7國家的平均水平‘GDP的105%’，然而私營企業的私債在2008年卻達到了GDP的487%，其中金融業功不可沒。”

“不僅如此，英國央行還生造出一筆電子錢，用來購買政府債券，然後銀行的理財機構便可向其他人出售這些債券。他們把它叫量化寬鬆，這種錢與通過勞動生產以及實物買賣創造的錢完全沒有關係，所以很多人把它當作印錢。”艾倫·錢伯斯（Alan Chambers）說道，他是劍橋科技園一家跨國集團的計算機程序設計員，也是哈德邯村又一位堅定的工黨成員。他通常不說話，但凡開口，卻必有良言：“錢是什麼？錢就是債！”他邊說邊掏出一張印有女皇頭像的紙幣，遞到我跟前：“你看這上面寫的是什麼？‘我承諾要向持票人償還這張鈔票的價值’，沒錯，在鈔票等於黃金的時代，這承諾還算有誠意。可今天我們得到的是什麼？不是黃金，而是債務。”

錢伯斯所言是有事實依據的。1970年初，越戰的巨大開支，加之石油生產國的出口限令引發油價大漲，令美國捉襟見肘。於是美國拋棄了建立於1944年的佈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開始自行印錢，從此結束了黃金和美元掛鉤的歷史，給西方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

這一招卻似乎相沿成習。從2009年起，截至2013年，英國央行通過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總共生造了4450億英鎊。儘管這項政策的實施者拼命否認這是印錢，並強調此舉完全是為了讓金融海嘯後失去信用的私家銀行恢復信貸業務，但是這筆錢並沒有用來促進國民生產，而是轉頭上了金融業和房地產的賭桌。在《資本建制及其裙帶關係》一書中，歐文·瓊斯寫道：“2013年秋，非金融企業迎來了兩年半中最大幅度的下滑，儘管如此，銀行還是像金融危機前那樣，繼續壓榨著‘飢腸轆轆’的國民經濟。”

每次提到這段歷史，就有工黨成員開玩笑說，這筆錢應該用直升機空投下來，至少撿到的人可以拿來補貼家用，而不是讓銀行家們轉頭又拋進賭場。

3.

“

這可恥的上萬億的私債公還，不但將窮人和中低收入者捲入貧困的深谷，也令NHS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於是保守黨一方面加大了緊縮NHS運行資金的力度，一方面效仿美國的醫療模式，欲將NHS逐步私有化。

英國國民保健署（英語：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是對英國以下四大公型醫療系統的統稱

“美國模式”到底是怎樣的？帶著這個問題，我採訪了劍橋癌症研究中心的神經生物學家薩拉·菲爾德（Sarah Field）博士。

“美國的醫保系統非常複雜，通常得擁有一份4萬美金左右的年薪，才夠資格配備像樣的醫保。醫保單夾在工資單裡，具體什麼能保，什麼不能保，依據僱主為員工購買的保險項目而定，很多人根本沒有能力上醫保。讀博之前，我曾在美國做過幾年護士，說起來也很諷刺，每天做著救死扶傷的事情，自己卻沒資格享受醫保。”

“很多美國人生病了只能自己去藥店買藥，先買一個療程，待發工資時再去買下一個療程。如果有人突然暈倒在地，急救人員趕到現場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你的醫保單。”菲爾德博士憤憤不平地說。她的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美國人，她從小在美國長大，帶著一口濃郁的美國口音。

據她說，美國的這種醫保模式叫“責任醫保”（Accountable Care Model）。儘管美國導演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曾拍過一部關於它的紀錄片《醫療內幕》（Sicko），講述加州的Blue Shield醫保公司如何千方百計地拒付某腦瘤患者診費的經過；儘管“病人被扔在洛杉磯頭（Patient Dumping）”已成為國際醜聞；儘管美國有2800萬人買不起醫保，每年約有45000人死於無錢治病（數據來自The Nation，2016.6.20），英國保守黨卻對它垂涎三尺，發願要在2020年前砍掉220億英鎊的NHS運行資金，同時將國有醫療資源外包給私營公司。

目前超過200億英鎊的國有醫療資源已經流入了私營集團手裡（數據來自CHPI，2017）。被割喉放血之後，NHS越來越難以為繼。自2010年以來，數百家醫院被迫關閉，病床數減少了一半，目前已低於東歐國家的人均水平。保守黨於是指著急救中心排成長龍的病患，感嘆其“低效”、“落後”，更藉機鼓吹私有化醫療。

“私有化的結果是什麼？就是曼徹斯特恐襲的受害者就得像美國恐襲後的受害者一樣，自己掏錢接受救治！而當醫療資源落入私營集團手中，所有低成本的藥會立馬身價百倍。為了牟利，私營集團什麼都做得出來。你想拷貝某個藥方？不行，藥品是有專利的，資本家一定會在專利到期前，把藥方左顛右倒，成分絲毫未變，但改頭換面可以再獲得幾十年的專利保護期。” 薩拉咬牙切齒地說道。

“怎樣才能保住NHS？”我追問。

“選工黨！”

“為什麼是工黨？”

“因為我相信科爾賓，我相信工黨的初建原則。”菲爾德博士邊說邊從手機裡刷出一張她作為專家代表出席英國議會的照片：“下次去議會，我一定要和科爾賓握手！”

4.

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能給統治階級帶來很多實惠

跟菲爾德博士一樣，我並不質疑“工黨的初建原則”。在具體對策上，科爾賓的工黨也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比如停止減縮，減免大學學費，增收富人稅，發展工人聯盟（workers’co-op），開發以環保和再生能源為核心的實體產業，並呼籲用人民的量化寬鬆（People’s Quantitative Easing），讓資本遠離金融業的賭場，落實到實體產業中去，用實體產業恢復國民經濟等等……所有這些，我都十分贊同。然而回顧工黨的歷史，卻不難發現，“失敗”兩字曾不止一次寫在它的額頭上。

二戰後，工黨的一系列經濟改革為英國帶來了新的繁榮和秩序：近乎零的失業率，3%到4%的年增長率……然而那段黃金歲月卻未能延續。愛爾蘭左派作家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在其回顧文章《工黨的失效》（“Labour isn’t working”）中寫道：“有的事實鮮有人知，雖然很多重工業都實現了國有化，可直到60年代，仍有約75%的私有財富掌握在5%的頂級富豪手裡。為了實現國有化，國家付給那些在二戰中搖搖欲墜的企業豐厚的賠償金，其中很多錢是借來的；實現了國有化之後，國有企業還是延續著私營企業的管理方式，工人和管理階層是分離的，管理人員大多來自資本家階層……戰後經濟的復甦，與其說是凱恩斯的光環普照，不如說是戰爭廢墟帶來了新的投資空間。”

在外交政策上，英國拿了美國的戰後重建金，所以在“反對共產主義”這個戰略方向上，必須得和美國保持一致……70年代，新自由主義崛起，為了不至於太左，工黨更得在初心和階級之間做出妥協，不但抑制工會的權力，還曾多次部署警力阻止工人罷工。

70年代以後，英國作為老牌殖民大國的地位逐漸沒落，國有企業、工會和移民成了替罪羊，輿論導向迅速朝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靠攏。到了撒切爾執政時期，共產主義四面楚歌，新古典主義愈發蒸蒸日上，“鐵路業”得到了和今天的NHS相同的緊縮待遇，資金貧血，效率滯後，乘客怨聲載道，隨後便被撒切爾的繼承者們三下五除二地賤賣了。

今天，當我們的工人還在為改善“奴役的現代性”而奮鬥時，這裡的工人早已一整代一整代地消失。一戰前後曾出產8億碼布匹的英國西北紡織工廠，被原材料和人工更廉價的東亞工廠逐漸取代。而到了80年代，一塊進口屍布宣告了英國本土紡織業的死亡。曾密佈於曼徹斯特的紡織廠被改造成了商品房，或蒙德里安風格的“硅谷”。不僅是紡織業，英國的煤礦、鍊鋼等絕大部分製造業都相繼“人間蒸發”。

英國記者尼古拉斯·康福德（Nicholas Comfort）在其著作《英國工業的緩慢死亡：一場60年自殺事件，1952—2012》（The Slow Death of British Industry: A Sixty-Year Suicide 1952-2012）中寫道：“英國工業曾是巨人，現在是一個侏儒。”

1952年，30%英國產品源於自產，佔據40％的勞工市場和25%的出口市場。2012年，英國製造業只剩8%的勞工市場和2%的出口市場，貢獻著僅11%的GDP。很多下崗工人成為“慢性失業者”，在邁克·李（Mike Leigh）或肯·洛奇（Ken Loach）搭建的現實主義電影佈景之外，循環“製造”著靠失業救濟金或食物銀行生活的貧二代。

儘管如此，全球壟斷資本家們仍不滿足於第三世界廉價的人力供給，因為再便宜也得支付人工，所以他們正在馬不停蹄地研發機器人。最近兩三年，機器化生產的成本已經低於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

2013年出品的Baxter，售價僅為22000美元，卻能完成裝載、卸載、分類和傳遞等工作，且不會要求三保一險，也不會搞街頭罷工。美國技術革新家凱文·蘇萊斯（Kevin Surace）在他的TED演講《人工智能，人類勞動的末日，文藝復興的到來》（“Robotics, AI, the End of Human Work, and a coming Renaissance”）裡預測：“按這股趨勢發展，40萬製造iphone的工人在未來幾年很可能會被裁減到4萬。”

Baxter機器人

很多選民卻看不到這個正在顯形的噩夢，儘管他們不想失去NHS，反對緊縮，也對路有凍死骨見哭興悲，可他們窮盡所能找到的唯一解決方案卻是“驅趕移民”。

在人類的悲劇史裡，這似乎再正常不過了。我的好朋友，巴黎大學語言學博士、英國亞美尼亞學者、工黨的支持者凱瑟琳·霍奇森（Katherine Hodgson）曾給我講過一個故事：6世紀初，盎格魯—撒克遜人入侵英格蘭，燒殺搶掠，亞瑟王起身反擊卻失敗了，於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留了下來，成了英格蘭的祖先之一。然而很多英國人卻死不承認自己身上流著移民的血，試圖建立一個以盎格魯人為中心的英格蘭，更低智的是，他們把當年打過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亞瑟王尊為“愛國英雄”。

“就像英語是各種外來語的合成品，英格蘭早期社會的雛形也是由各種移民塑造的。而那些試圖建立盎格魯中心地位的人卻否認這一點，這種唯我獨尊、中心主義的價值觀，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奠定了深重的基石，其表現形式是驅除外來者。對此，統治階層是很擁護的，他們中間就有很多中心主義者。統治階級操控的媒體絕不會告訴你某種語言是各種外來語的融合，就像《每日郵報》之類的報紙絕不會說原來英國人的祖先也是移民。

她的話讓我立即想起了1964年大選：保守黨向二戰後從英屬殖民地湧來幫助英國重建家園的移民開刀，在斯梅西克（Smethwick）選區貼出標語：“如果你想和黑人做鄰居，那麼就選工黨吧。”（If you want a nigger for neighbour, vote Labour）結果旋即就拿下了該選區。

“如果我言行粗魯，英國的民族主義者會說凱瑟琳·霍奇森是一個言行粗魯的人；如果一個羅馬尼亞人言行粗魯，英國的民族主義者會說東歐移民簡直都是一群野蠻人。” 霍奇森苦笑道。

今天的中心主義者，由於各種政治正確，似乎藏得比過去隱蔽。然而一旦統治階層為了某種道德上的便利—比如需要替罪羊時，他們便會像毒蘑菇般冒出來，成為統治階層驅趕替罪羊的工具。

這一點在2008經濟危機後更為明顯，保守黨將緊縮的禍首轉嫁於移民，為了鞏固移民的魔鬼形象，保守黨媒（比如《每日郵報》和《太陽報》等），動不動就將“英國肥婆和土耳其帥哥相戀被騙致傾家蕩產”或“非洲裔單身猛媽生九子坐享倫敦中心六室一廳福利房”之類的“新聞”放在報眼上，這些洗腦式宣傳非常有效，以致全英上下的民族主義者“見到皮膚稍黑一點的異族，就深信這些人是故意把自己曬傷、前來申請殘疾人救濟金的”——英國脫口秀大咖斯圖爾特·李（Stewart Lee）在他的一欄節目中嘲諷。

英國喜劇家李司徒（Stewart Lee）吐槽UKIP的反移民言論。UKIP為英國極右翼政黨。是英國一個反泛歐主義（Euroscepticism）的政黨，旗幟鮮明地支持英國脫歐。

保守黨的排外大法，在我所在的選區擁有奇效。英格蘭東部安格利亞不是曼徹斯特，史上有工會稱爵的傳統，這裡是英格蘭最大的農業基地之一，保守黨歷來承諾“無論如何，都會確保農莊主和大地主的利益”，農莊主和大地主對此推崇有加，小地主和佃農也深信不疑。當傳統農業敗給全球化壟斷資本主義，保守黨的承諾變得遙不可及，於是“東歐移民工搶走了本地農民飯碗”之類的言論，便成了保守黨穩住選票的方便法門。哈德邯村於是成了堅定的退歐村，絕大部分村民都相信，只有“移民殺手”特蕾莎才能為他們守住土地和家園。

在這樣的閉塞之地，為站在移民立場的科爾賓的工黨拉選票，實在比罷黜女王還難。神父吉米·穆林對我說：“有一天我實在是忍不住了，便拿出一張菲律賓女士的照片對村民說：你們說要趕走移民，請問你們到底要趕走誰？請說出一個具體的名字！你們是要趕走照片上的這位女士嗎？結果現場一片啞口無言。這位菲律賓女士是我們村某位居民的妻子，為人十分善良，受人尊敬，在村裡住了二十多年。和你們一樣，長著一張亞洲臉。”

英國教堂裡不允許談論政治，更不允許藉助宗教力量黨同伐異，但是吉米認為他不是在為工黨拉選票，而是在傳教。

完整版見《單讀18：都市一無所有》

理想國2018年9月出版

這一輯《單讀》從異國視角出發，審視我們的共同處境，反思現代都市生活—— 一面是高速運轉、便利發達的現代化都市；一面是千篇一律、瑣碎分裂的個人生活。

我們選擇了都市，又被都市囚禁，生存空間的別無選擇是否也代表著某種精神和文化的困窘？除了重複的場景、重複的情緒、重複的話題，我們是否有新的創造力去開發新的生存空間，並得以生髮新的精神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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