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歐說
當前，樓市受調控，股市呈下行，消費在升級，匯率在貶值……面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中國應當如何應對？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斌看來，面對多變的國內外環境和形勢，中國應當堅持推進讓市場來主導資源配置，同時推動減稅降費，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經濟穩增長這一重要目標。
當前中國經濟發生了一些新變化，面臨著一些新形勢。大家對宏觀經濟的未來預期，較之前也發生了較大轉變。我認為，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不能走極端，需要用科學的方法和理性的態度來進行研究，才有可能得出較為準確的結論。經濟分析應該避免人云亦云，在樂觀和悲觀兩極間來回搖擺。
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是“穩中有變”，而應對之道，我認為是“優勢策略”。接下來我將就大家關心的樓市、股市和人民幣匯率問題展開分析，並就可行的對策進行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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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
穩字當頭，房價進入橫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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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樓市我既不看好，也不看衰。未來可預期的時間內，某些城市的房價會小幅下降，但不會發生全國房價的整體同步下調，房價會因樓市維穩政策而進入橫盤期。這一判斷主要基於兩個依據。
一方面，政府需要穩住房價，以預防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
這麼多年來，樓市沉澱了大量超發的貨幣。它就像一個堰塞湖，由於有資本管制這個堤壩，水沒有流出去。最近的一次危機發生在2015年下半年，由於當時人們對人民幣有強烈的貶值預期，大量資金從包括房地產在內的市場抽出，通過各種途徑流到境外。雖然在政府的強力管制下，這一趨勢最終被遏制，但教訓深刻。
預防資金從樓市外流，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維持房價的穩定。房價如果跌幅過大，就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所以，穩房價會是未來一段時間內樓市政策的主基調。
另一方面，經濟要轉向高質量發展，需要降低對房地產的依賴度。
樓市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已經非常有限了。而且，大力發展房地產也有悖於政府制定的去庫存、去槓桿、促進供給側改革的中長期戰略。所以，政府有很強的意志來實施“堅決遏制房價上漲”的政策。
綜上我認為，房價未來會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區間，不太可能出現大幅的上漲或下跌。
中國的樓市當前的確存在較大泡沫，但資產價格泡沫是全球普遍現象，非中國特有。資產價格泡沫產生的原因，是1973年佈雷特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很多國家在發行貨幣時失去了錨，貨幣超發成為常態，導致全球流動性過剩。過剩的流動性進入樓市，就會推高房價。不只是中國，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很多國家，都經歷了多輪的房價上漲。
而且，如果將北京和上海的房價與東京和紐約的房價進行對比，會發現前兩者的樓價不但沒有超高，反而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間。北京和上海的樓市吸引的是來自全國乃至世界的高端購買力，不能用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來判斷其房價是否過高。對於京滬等一線城市處於好地段的房子，未來尚有較大的升值潛力。
至於
國內非一線城市的樓市泡沫，只能依靠未來實體經濟的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來慢慢消化。樓市迴歸良性發展，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結果。◆ ◆ ◆ ◆
股市
風險較大，散戶需保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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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有風險，對散戶而言尤其如此。個人的建議是對股市保持謹慎，最好保持一定距離。
過去10年，巨量資金的流向主要是樓市，股市沒能成為沉澱貨幣的蓄水池，原因在於人們對股市的信心不足。
2013年，政府提出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投資者對股市產生了憧憬。當時我曾推測股市會在2015年迎來一波上漲行情。雖然股市確實從2014年末開始上漲，但短期漲幅遠高於正常速度，暴漲後迅速暴跌，極大地打擊了人們對股市未來的信心。
A股被正式納入MSCI指數時，很多股民認為股市迎來了利好，但股市並沒有因此而有所起色。當前受中美貿易摩擦等利空因素的影響，股市更是跌跌不休。雖然偶有反彈，但我認為這種反彈並不可靠。
中國股市以普通散戶為主，他們沒有資金實力去投資房產這樣的高門檻資產。或出於資產保值增值的需要，或出於賭博心理，普通百姓的資金很多進入了股市。
但股市整體上是一個零和博弈市場，散戶把握結構性機會的能力遠不及機構，只能淪為犧牲品，被“割韭菜”。
如何解決這一困境？我認為政府需要開放國內金融市場，鼓勵民營金融的發展，讓市場推出優質的投資產品，從而使普通百姓的投資需求得到更好的滿足。例如，在當前消費升級的背景下，人們會產生大量的消費金融需求。如果國內金融市場足夠開放，就會開發出優質的消費金融投資品，投資者和消費者都可從中受益。
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我支持政府加強資本管制，但主要是對外流資本的管制。對於國內金融市場，應該進一步對外資和民營資本開放。經濟學裡有一個 “改革開放次序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改革開放應該按照先開放對外貿易、再開放國內金融，最後開放對外金融這一次序來進行。現在的重中之重，是開放國內金融。
不可否認，政府在金融市場的發展中可以起到積極作用，但首先還是要讓市場來發揮主導作用。市場是推動創新發展的根本力量。今天的很多成功企業如阿里巴巴和騰訊等，都不是政府規劃的結果，而是市場自身培育出來的。對於國內金融市場，政府也應該讓其自主發育。只有當金融服務業足夠市場化時，包括股市在內的當前金融部門的很多問題才有可能得到有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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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
短期維穩，中期尚有貶值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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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是大家現在非常關心的問題。在我看來，2018年境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破7的概率較小，明後年的人民幣匯率走勢則尚待觀察，但中期人民幣仍有貶值空間。
過去若干年，人民幣的升值與貶值和美元指數的走勢存在一種微妙的關係：當美元指數下降也就是美元對其他貨幣整體貶值時，人民幣對美元會升值，但
升值的幅度小於美元整體貶值的幅度；反之，美元整體升值時人民幣會貶值，但貶值的幅度小於美元整體升值的幅度。美元指數和人民幣匯率的這個關係持續到了今年6月中旬。用4月16日至6月15日的美元指數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數據，我估計出了這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對美元指數的彈性為0.37。也就是說，美元指數每上升1％，人民幣對美元僅貶值0.37％（見下圖），人民幣貶值幅度小於美元整體升值幅度。
注：橫軸標註了美元指數，縱軸標註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中間價。注意圖中顯示的是這兩個變量的對數值，迴歸式中的y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乘以100）的自然對數值，x是美元指數的自然對數值，因此估計出的x的係數是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對美元指數的彈性。在2018年4月16日至6月15日這個時間區間，估計出的點彈性為0.37。
不過，
這種微妙關係在今年下半年發生了突變：人民幣匯率開始對美元加速貶值。用5月2日至8月3日的數據所估計出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對美元指數的彈性為1.96。換而言之，在近三個月，美元指數每上升1％，人民幣對美元貶值達1.96％（見下圖），人民幣貶值幅度遠遠超過美元整體的升值幅度。
為什麼今年下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會加速貶值？我認為這和中美貿易對峙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在分析房價、股價和匯率之類的金融變量時，我有一個觀點叫做
“經濟決定趨勢，政治決定拐點”。房價、股價和匯率的升降最終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該漲的總有一天會漲，該跌的總有一天會跌。但什麼時間漲跌啟動，靠觀察經濟因素很難判斷，很多時候是政治事件決定了拐點。2016年時，美元指數已經超漲，從經濟因素來看應該會跌一波。但正是特朗普的意外當選和他對弱勢美元的推崇使得美元指數掉頭下跌，這也是人民幣匯率在2017年由貶轉升的主要原因。但進入2018年後，美國經濟的超預期增長奠定了美元再次走強的基礎，加之美國大幅調整了對外經濟戰略，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今年4月至6月，中美貿易關係處於協商階段，因而中國對人民幣貶值採取了剋制的態度，表現在數據上就是人民幣匯率對美元指數的彈性較小。但隨著談判無果，關稅開徵，中美貿易談判在今年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而人民幣貶值的政治約束暫時消失了，中國採取了加速人民幣貶值的策略，表現在數據上就是人民幣匯率對美元指數的彈性較大。
我認為，人民幣加速貶值是中國應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一攬子計劃中的一部分，可一定程度降低美國加徵關稅對中國出口的消極影響。
但是，人民幣加速貶值的趨勢在今後數月不太可能會持續，原因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關口“7”。前面提到，人民幣貶值一旦形成預期，會導致資金加速外流，2015年下半年就曾發生過這一現象。如果年內境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破7，將強化人民幣貶值預期，這是與穩經濟、穩匯率的政策基調相背離的。
所以，2018年境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破7的概率較小，後面幾個月人民幣匯率對美元指數的彈性會減小。但從中期來看，由於中美利差的存在，人民幣是有一定的貶值空間的。未來兩三年的某些時間段內，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很可能會破7。至於人民幣匯率的長期走勢，則要看中國經濟的未來表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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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減稅降費，堅持優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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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3年末的校友論壇上曾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走勢做了一些推測，其中一個推測是2018年後的幾年，中國經濟可能面臨高通脹風險，理由是中國宏觀政策對高經濟增長率存在路徑依賴，在面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至“不可接受”的水平時（當時推測為2018年），必然會再次放寬貨幣政策。
現在來看，當時的這一推測正逐步成為現實。由於樓市受調控，股市呈下行，匯率在貶值，加上消費升級等因素，超發貨幣流向消費品市場並推高通脹率是可預見的結果。
如何應對當前這種“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我認為要“以變求穩”。如何變？就是運用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優勢策略是博弈論的一個基本概念，即不管其他博弈參與者選擇什麼策略，我所選擇的這個策略都是最優的。
什麼是中國經濟的優勢策略？那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管國內外形勢如何變化，只要充分釋放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潛能，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將是光明的。如何才能充分釋放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潛能呢？關鍵是給予他們足夠的自由發展的空間。經濟理論和實踐表明，足夠市場化的經濟是讓人民的智慧和潛能得到最大釋放的最有效的途徑。
我們不能繼續使用增加財政支出的方法來拉動經濟增長。眾所周知，財政政策有兩個工具，一是政府支出，二是稅收。過去我們一直通過政府支出這個工具來促增長，卻從來沒有真正用過減稅這個工具。雖然政策文件提出要大力減稅，在部分領域也有一些動作，但總體而言是隔靴搔癢，表現為政府稅收收入依然在快速攀升。
根據財政部最近發佈的數據，今年1月至7月，全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14%，個稅收入同比增長20.6%。個人所得稅收入高達9225億，是2014年全年稅收的兩倍。稅收的增幅遠高於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和GDP的增幅，這對經濟發展必然會產生不利影響。
高稅負下，很多企業面臨著沉重的壓力，所以減稅正當其時。
短期來看，減稅可部分抵消中美貿易關係惡化給國內企業所帶來的負面衝擊；中長期來看，減稅可以說是推動創新創業，由此提高經濟增長動力的最有效的政策。要想減稅，政府必須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從源頭上減少龐大的行政開支需求。打破利益藩籬，推動減稅降費，主動還富於民，才能真正激發出供給側和消費端的活力。
總之，中國經濟要想平穩度過當前多變的形勢，需要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需要創造出更大的讓人民發揮智慧和潛能的空間，需要強力推進減稅降費和行政體制改革。這不但是應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優勢策略，更是中國經濟在未來能保持穩定可持續發展的根基所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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