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書初見我父親也有點怕，後來他對我說：“爸爸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我父親凝重有威，我們孩子都怕他，儘管他從不打罵。如果我們不乖，父親只會叫急，喊母親把淘氣的孩子提溜出去訓斥。鍾書初見我父親也有點怕，後來他對我說：“爸爸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我們怕雖怕，卻和父親很親近。他喜歡飯後孩子圍繞著一起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
我父親有個偏見，認為女孩子身體嬌弱，不宜用功。據說和他同在美國留學的女學生個個短壽，都是用功過度，傷了身體。他常對我說，他班上某某每門功課一百分，“他是個低能!” 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親嘲笑。我在高中還不會辨平仄聲。父親說，不要緊，到時候自然會懂。有一天我果然四聲部能分辨了，父親晚上常踱過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麼聲。我考對了他高興而笑，考倒了他也高興而笑。父親的教育理論是孔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我對什麼書表示興趣，父親就把那部書放在我書桌上，有時他得爬梯到書櫥高處去拿；假如我長期不讀，那部書就不見了——這就等於譴責。父親為我買的書多半是詩詞小說，都是我喜愛的。
對有些事父親卻嚴厲得很。我十六歲，正念高中。那時北伐已經勝利，學生運動很多，常要遊行、開群眾大會等。一次學生會要各校學生上街宣傳——攝一條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講。我也被推選去宣傳。可是我十六歲看來只像十四歲，一著急就漲紅了臉。當時蘇州風氣閉塞，街上的輕薄人很會欺負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們只准會看猴兒似的攏上來看，甚至還會耍猴兒。我料想不會有人好好兒聽。學校裡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說“家裡不贊成”，就能豁免一切開會、遊行、當代表等等。我週末回家就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也說“家裡不贊成”。父親一口拒絕。他說:“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我說，“不行啊，少數得服從多數呀。”父親說:“該服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說。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實在難說，我能說自己的臉皮比別人薄嗎?
父親特向我講了一個他自己的笑話。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的時候，張勳不知打敗了哪位軍閥勝利入京。江蘇士紳聯名登報擁戴歡迎。父親在歡迎者名單裡忽然發現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屬下某某擅自乾的，以為名字既已見報，我父親不願意也只好罷了。可是我父親怎麼也不肯歡迎那位“辮帥”，他說“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報上登上一條大字的啟事，申明自己沒有歡迎。他對我講的時候自己失笑，因為深知這番聲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學著一位朋友的話說:“唉，補塘，聲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親說:“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 to say no！你敢嗎？”
我苦著臉說“敢！”敢，可惜不是為了什麼偉大的目標，只是一個愛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醜罷了。所以我到校實在說不出一個充分的理由，只堅持“我不贊成，我不去”。這當然成了“豈有此理”。同學向校長告狀，校長傳我去狠狠訓斥了一頓。我還是不肯，沒去宣傳。被推選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長些，也老練些。她們才宣傳了半天，就有個自稱團長的國民黨軍官大加欣賞，接她們第二天到留園去宣傳，實際上是請她們去遊園吃飯。校長事後知道了大吃一驚，不許她們再出去宣傳。我的“豈有此理”也就變為“很有道理”。
我考大學的時候，清華大學剛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來招生。我就近考入東吳大學。上了一年，大學得分科，老師們認為我有條件讀理科。因為我有點像我父親嘲笑的“低能”，雖然不是每門功課一百分，卻都平均發展，並無特長。我在融洽而優裕的環境裡生長，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嚴肅認真地考慮自己“該”學什麼。所謂“該”，指最有益於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輩子。我知道這個“該”是很誇大的，所以羞於解釋。父親說，沒什麼該不該，最喜歡什麼，就學什麼。我卻不放心。只問自己的喜歡，對嗎?我喜歡文學，就學文學?愛讀小說，就學小說?父親說，喜歡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親是縱容我。可是我終究不顧老師的惋惜和勸導，文理科之間選了文科。我漸漸瞭解:最喜歡的學科並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學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還深印在腦裡。我既不能當醫生治病救人，又不配當政治家治國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徑，盡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無知、老而無成，當年卻也曾那麼嚴肅認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過這也足以證明，一個人沒有經驗，沒有學問，沒有天才，也會有要好向上的心——儘管有志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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