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周恩來生平全紀錄》，江明武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1966年，正當全國人民滿懷信心地準備執行國民經濟的第三個五年建設計劃時，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斷了全國經濟建設的進程。以林彪、江青為代表的野心家、陰謀家，為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宣揚“只要革命抓好了，生產就會自然而然地上去”，挑動群眾“停產鬧革命”，把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為了維繫國民經濟最起碼的運轉而不至於全面癱瘓，作為共和國經濟“總管”的周恩來總理，在“苦海”(周恩來語)中進行了艱難的抗爭。
“做夢也沒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廳，似乎比往年的幾個元旦更具節日的氣氛。周恩來也顯出難得的輕鬆，步伐也更具彈性和韻律了。
想想前幾年的國民經濟局勢和當前的國民經濟形勢，周恩來也該稍稍噓一口氣了。到1965年底，全國已圓滿完成了國民經濟的調整任務，國民經濟終於從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危機中擺脫出來，開始走向好轉。1966年，國家將正式執行被推遲的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
此時此刻，周恩來的思維觸角全都聚集於如何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基礎上，更好更平穩地把中國的經濟建設推向1個新的階段，以實現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國家建設成為1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
1月，河北、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內蒙古、遼寧、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區，出現歷史上罕見的嚴重乾旱。周恩來打算以抓華北農業為突破口，扭轉長期以來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南糧北調，進而把對中國經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難以“過關”的農業抓上去，以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1月底2月初，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北方八省、市、自治區抗旱會議，研究對策和措施。並當場點將，要李先念負責河南，譚震林負責山西，餘秋裡負責陝西，林乎加負責山東，李富春、薄一波負責遼寧。他自己則自告奮勇地擔任北京、河北組的組長。
正當周恩來全力以赴組織華北抗旱工作之際，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臺地區兩次發生強烈地震。周恩來不顧餘震危險，兩次飛赴災區視察災情，先後到了5個縣、6個公社，號召農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建家園”。鼓勵大家“家裡丟的，地裡找回來”。
3月中旬，周恩來赴天津坐鎮規劃華北經濟的華北局會議。行前，他寫信給劉少奇、彭真等中央有關負責同志，交待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處理事宜，告知自己準備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調查1個月。顯然，周恩來是下了決心擺脫日常事務，全力以赴解決北方8省市區的農業問題。
然而，也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的思維觸角卻久久徘徊於階級鬥爭、防止修正主義等問題上。他對階級鬥爭的狀況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正面臨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他決意要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這種危險。
5月4日至26日，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標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領域各界和黨政軍各個領域都混進了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周恩來是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捲入到這場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之中。在以後的講話中，周恩來多次聲明：“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儘管他對於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不久後，他看到了這是一場災難。對於這場災難，他認為硬頂是不行的，必須“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沖垮”。他忍辱負重，審時度勢，想方設法儘量減少運動對維持國計民生的工農業生產的影響和衝擊。
當大串連的狂潮湧來時，周恩來組織起草了兩個限制性文件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全國各地學生可以免費乘車去北京大“鬧”一場。
8月16日，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外地來京串連的學生大會上對學生的串連行動公開作了肯定和讚揚。他說：“你們不怕大風大雨，到無產階級革命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你們的行動很好。”8月18日，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在天安門對來京串連的全國各地紅衛兵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要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徹底打垮、打垮”。
陳伯達、林彪的講話，無疑是號召全國紅衛兵大串連的總動員令。此後，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全國各地的學生紛紛離開學校，開始了“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大串連。據不完全統計，1966年8月份，僅到北京大學串連的外地師生就有萬人次。
紅衛兵大串連的狂潮，給本來就嚴重不足的交通運輸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和困難，有限的交通工具無法滿足客運量的突然猛增。嚴重的超載使運輸工具和運輸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火車車廂的底盤彈簧被壓壞，列車不能按時運行。更為嚴重的是，一些鐵路交通管理部門的職工也外出串連，停業鬧革命。全國鐵路交通一片混亂，嚴重影響到國家的生產建設，一些工礦企業因得不到必需的原材料供應而不得不停工。
對此，周恩來深為焦慮。他擔心大串連這樣發展下去，會導致鐵路交通的停斷。而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會隨之癱瘓。基於這種考慮，周恩來試圖制定一些規定，對運動作某些限制。
8月下旬，周恩來指示陶鑄組織人起草了1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鐵路樞紐和站段、港務局和碼頭等交通運輸管理部門列為國家“要害部門”，強調對這些部門“必須進行堅決保護”，革命群眾不應衝擊這些要害部門，對不聽勸阻者，應依法處理。通知稿擬出來後，周恩來批示送有關人核閱後立即發下去。
通知稿傳到江青手中。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討論一下。結果，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討論”中被壓下了。
9月初，周恩來又親自起草了《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其中在紅衛兵串連問題上，強調要保障黨和國家的要害部門的工作不受影響，“要保證交通運輸機構照常運行，不受阻撓”，紅衛兵不要到這些部門去串連，“要保障廠礦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不受影響”，“生產不致停頓”。《意見》還強調，必須向廣大紅衛兵講清楚這些政策。9月3日，周恩來對《意見》作了最後定稿，立即召集政治局碰頭會討論通過。
會上，陶鑄、陳毅等大多數人對《意見》表示贊同，認為在當前形勢下對紅衛兵講清楚具體政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但是，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卻有恃無恐地否定了《意見》。康生說：這10個問題(注：《意見》一共包括十個方面的具體政策)需不需要講？我看不需要講。這個文件如果發下去，就有“包辦”、“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戚本禹說：發通知，把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對立起來，有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由於中央文革一夥的反對，周恩來親自起草的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在欲以正式文件試圖對運動進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後，為了維護起碼的鐵路交通，保證最低限度的生產建設物資運輸任務的完成，周恩來又通過有關具體負責同志在具體工作中貫徹他的一些意圖。他找到當時調任國務院協助他抓經濟建設口子的餘秋裡、谷牧，要求他們花大力氣精心編制鐵路運輸計劃明細表，並對他們指示說：“無論多麼困難，都要妥善處理好學生串連與生產建設的關係。首先，必須安排好維持生產建設所必需的貨運量，然後，安排好客運計劃，在客運計劃中留有一定餘力，以應付學生串連之需。總之，無論如何不能讓生產受到影響。”他還憂心忡忡地說：“多拉一些學生是有困難，但我更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鐵路是國民經濟和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癱瘓了。”“你們可得幫我把住國民經濟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
周恩來一再努力，試圖將“文革”的“洪水”阻於生產領域之外
按照《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領域和一些黨政機關進行，工礦企業和農村原則上不開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蔓延。一些工人、農民也紛紛離開自己的生產崗位，四處串連，大批的領導幹部被當做“黑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到揪鬥，各級生產業務領導機構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狀態。
針對這種態勢，9月7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社論強調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時，也要保證生產，並要求各業務部門成立1個專抓業務生產的領導班子。
就在社論發表的當天晚上，周恩來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接見外地來京串連的紅衛兵大會和在中國科學院辯論會上，都強調要好好學習這篇社論。在中科院辯論會上，周恩來指出：我們在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又要推動其他的兩大革命——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這就是今天的《人民日報》社論所寫的《抓革命，促生產》。我們不能看著科學院的尖端科學研究和許多重點實驗像現在這樣放在一邊。憑我的責任來說，我不能夠繼續看著這種情況下去，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而使我們最緊急最需要的業務受到影響。
幾天後，一份由秘書整理的《要事彙報》放到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上面記錄了黑龍江雙城縣人委的情況反映和提出的一些問題：縣委和縣委書記都被鬥跨了，全縣21個公社已有11個公社和生產隊“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隊幹部大多數被揪鬥，不少公社、大隊、生產隊的領導陷於癱瘓，生產無人負責。目前秋收臨近，怎麼辦？
這樣的情況，絕不僅僅是黑龍江存在，全國好些地方都頻頻告急。
周恩來心急如焚。他立即召集中央碰頭會。會上，擬定了《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規定》指出：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進行，學生和紅衛兵均不能到縣以下各級機關的社、隊去串連，縣以下各級幹部和社員也不要外出串連。秋收大忙時，應集中力量搞秋收秋種，“四清”運動可以暫時停下來。縣以下各級領導班子有些陷於癱瘓的，應迅速調整幹部，加強領導力量，把各項工作全面抓起來。
與此同時，鑑於工礦企業也出現了混亂現象，周恩來找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裡、谷牧等人商量，擬定了1個《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通知》指出：工業、農業、交通、財貿部門，應當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指揮機構，保證生產建設、科學研究等生產業務工作的正常進行。各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和科學研究單位的職工，應當堅守工作崗位，不要外出串連，以免影響生產建設和科學研究工作的正常進行。工礦企業單位凡已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應在黨委的領導下，迅速成立抓革命和抓生產業務兩個班子；還未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而生產任務又重的，文化大革命可推遲進行。領導班子已癱瘓的企事業單位，應迅速成立生產業務指揮機構。
這兩個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儘可能將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於工廠和農村之外，以保證工農業生產和科學研究的正常進行。周恩來對文件作了最後的審定後，連同反映農村、工礦生產的有關材料送毛澤東閱批。9月14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下發了這兩個文件。
為了減少紅衛兵大串連對工農業生產領域的衝擊，周恩來還抓住一切機會，耐心反覆地向廣大學生和紅衛兵做勸說解釋工作，強調生產業務部門與學校不同，不能放假鬧革命，要求他們不要去影響工人、農民的正常生產。
9月10日，周恩來對即將去全國串連的首都大專院校的紅衛兵說：你們去工廠參觀，不要妨礙工人的生產，不能硬闖入生產車間。農村，現在正是秋收、秋耕、秋種季節，我們應該積極支持這個“三秋”工作，不要妨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十六條講了，是文化教育機關和黨的領導機關，工廠、農村、服務性行業不能像學校裡一樣，放假鬧革命。你們也不要像在學校裡一樣，強行衝進去，否則，生產秩序就要受影響。
儘管他對於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不久後，他看到了這是一場災難。對於這場災難，他認為硬頂是不行的，必須“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沖垮”。
對那一部分即將去上海串連的紅衛兵，周恩來告誡他們：上海是1個大城市，那裡的生產關係到我國的建設，關係到大小三線建設和國防工業建設。上海擔負著很大一部分物資出口業務。還要供應全國需要的東西，生產任務很重。希望你們不應該做的事就不要強加於他們。
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三次接見全國各地來京串連的百萬師生和紅衛兵。周恩來、林彪陪同接見。
接見大會上，周恩來發表講話，強調紅衛軍串連不要干擾正常的工農業生產。他指出：“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它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關係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關係到城鄉人民生產。”“廣大的工人、公社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機關企業幹部，都應堅守生產崗位，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紅衛兵和學生“不要到工廠、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革命串連”，“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鬧革命。”
然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在會上卻發表了另外一種基調的講話。他非但隻字不提生產之事，反而以極富煽動性的口氣對紅衛兵說：“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顯然，對於那些無政府主義思想濃厚的紅衛兵小將來說，林彪的講話更迎合和挑動了他們追求絕對自由、絕對民主的狂熱，那些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紅衛兵也不難聽出林彪與周恩來的講話是如此的不和諧。中央文革一夥藉機在背後指使攻擊周恩來的這個講話是“大毒草”。
對此，周恩來憤然反擊。9月25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指出：有人說我9月15日的講話是“大毒草”。這是不對的。我的這個講話是經中央研究過的，毛主席看過的。抓革命、促生產，有人說提得太早了，我說不早，不能豐產不豐收。伊春木材不就減產了嗎？東北還有尖端項目，不抓怎麼能行呢？農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麼行呢？現在運輸量因學生串連大大超過了，而貨運量卻大大減少了，再這樣下去，就要影響國家的建設了。工人、農民不能因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產，不能放假搞運動。周恩來還對在場一些各部委負責人說：運動中要有兩個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於和學生見面；二是遇有違反政策的我們要敢說，要敢於解釋黨的政策。
“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10月初，林彪令全軍文化革命小組起草1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要求“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
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看了《緊急指示》的草稿後，認為還不夠，又加上“取消院校黨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一條。10月5日，中共中央向全國批發了《緊急指示》。隨後，江青一夥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別有用心地說《緊急指示》不僅適用於軍隊單位，而且適用於一切單位。此後，“砸爛一切”、“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狂潮席捲全國。黨政機關及一些生產業務部門的絕大部分領導幹部被“炮打”，被揪鬥，更多的生產單位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狀態，工人也像學生一樣，離開生產崗位，四處串連。國民經濟形勢急劇惡化。
而這時的林彪、江青一夥，經過從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到10月中央工作會議這短短几個月的經營，已經攫取了黨和國家的很大一部分權力。他們企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亂”以達到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這張“底牌”也十分清楚了。
周恩來的處境越發艱難了。他自己有感而發的“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正是他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一方面，為了顧全大局，他必須從總體上擁護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體問題上，他又難以表示贊同。另一方面，他還必須面對林彪、江青一夥向他施加的種種壓力。中央文革一夥公然汙衊周恩來是“救火隊長”，說“文化大革命中存在著新文革和舊政府的矛盾”。
但是，周恩來抱定“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決心，緊緊扭住國民經濟這個大關，和黨內正義力量一起，頑強抗爭。
11月9日，上海一些工廠的工人在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的操縱下，以上北京“告狀”為名，脫離生產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臥軌攔截列車，製造了使滬寧全線交通中斷31小時的安亭事件。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極為憤慨。他當即要陳伯達電告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堅決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決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同時，致電在安亭車站的上海工人，義正辭嚴地指出：“你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1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
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竟揹著中央，置周恩來的電告不顧，與王洪文、陳阿大等“造反派”頭頭串通一氣，公然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他們的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並把這次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上海市委。張春橋在與工人座談時說：“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上海的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好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工人同志的行動“完全是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組同意了張春橋的處理。
此後，“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廣大工礦和農村的縱深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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