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前，夏伯渝作為中國登山隊的一員，執行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國家任務。9名隊友成功登頂，他在任務即將完成時因一出意外失去了雙腳。之後幾十年裡，爬上那座山峰，成了夏伯渝自己的事。
❶
“可能要送命的。”
43年前，26歲的夏伯渝截掉了雙腳。43年後，69歲的夏伯渝決定第五次攀登珠穆朗瑪峰。2018年初一天的凌晨4點，他翻身起床，拿起硅橡膠做的假肢，把缺了三分之一的小腿塞到假肢接受腔裡，開始訓練。
他揹著妻子馬怡，偷偷在自己屋裡練。離登山季還有一年半，他就提早一小時起床，加了訓練量。20斤重的背心形沙袋，自己用白布縫的，他空腹穿上。下蹲，每組150個，10組。仰臥起坐，每組30個，6組。俯臥撐，每組60個，6組。背飛，每組靜止不動1分鐘，6組。引體向上，每組10個，10組。做完全套動作，他吃早飯，洗漱，下樓騎自行車，去爬香山。
馬怡早看出他的心思。這套流程馬怡看著他做了四十幾年，中途有過幾次中斷：1993年再次截肢的時候，1996年得淋巴癌的時候，2016年左腿長血栓住院臥床的時候。以前，他都是5點起床。得了血栓，出院之後倒提前了一小時加量訓練，馬怡立馬明白，這是登珠峰的信號。
馬怡試探著問他：是不是又要去登珠峰了？夏伯渝承認了。馬怡無奈。
馬怡退休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秦漢史，為了支持丈夫攀登珠峰，她把他登山的故事寫成小人書講給兒子聽，還同意他把房子賣了籌集登山經費，一家三口住在孩子姥爺38平的小兩居里。但丈夫每次登山她都擔驚受怕，尤其這次，腿上長血栓不是小事，可能要送命的。
馬怡警告夏伯渝：一定要大夫同意，沒有大夫同意是不行的！其實勸也沒用，夏伯渝這輩子，就這一件事。每次下山都說最後一次，每次都有下次。質疑聲、反對聲，他習慣了。哪怕在爬珠峰時碰上的登山客，也有人不是稱讚他身殘志堅，而是說這麼大年紀花錢找罪受。
批評不讓他痛苦，失敗讓他痛苦。兩年前的那次失敗，夏伯渝遺憾極了。快要登頂的時候，高空風颳起來了，他還想往上爬，嚮導拼命跟他揮手：Dangerous！那一刻，他離峰頂只有94米。
下撤路上，他碰上正往上爬的中國登山者。對方邀請他對著攝像機鏡頭說幾句。他摘下氧氣面罩：“剛才我們登到8750米，趕上大風，什麼也看不見……”剛說了一句，掉了眼淚。
1975年第一次爬珠峰的時候，他覺得光榮極了——勇攀世界第一高峰，這是國家任務。他和隊友要創造“一次登頂珠峰人數最多”的世界紀錄。後來，9名隊友登頂，成了為國爭光的英雄，他從山頂不遠處下撤，失去了雙腳。之後四十多年，登上那座最高峰，成了他自己的事。
今年登山證一到手，夏伯渝就把兒子叫到家裡，他有事交代。
往年出發前，他會把家裡的事跟馬怡講一遍：什麼時候該交水電費、家裡買了什麼保險、銀行卡的密碼是多少。今年，家裡有了新情況。兒媳給他添了孫女，馬怡做了手術，往脊椎裡釘了釘子。吃飯時，他交代兒子請個阿姨照顧馬怡。他愧疚，但是“為了理想，顧不得這些”。
夏伯渝找醫生做了檢查。“她（馬怡）警告我，所以我先到醫院去檢查，等做檢查同意了，先把她的嘴給封住。”醫生給他開了血栓抗凝藥，叮囑這藥是救命用的，登山的時候不能吃，萬一受傷，會導致傷口血液不凝結。
臨行前，馬怡請了一個小銀葫蘆，讓他戴脖子上，保佑性命。
❷
不能算登山圈的人
就在登上飛機前兩個多月，夏伯渝對珠峰的第五次嘗試，差點兒直接取消。
2018年1月，夏伯渝接到麥子的電話：尼泊爾的登山禁令要執行了。麥子是高山沸騰探險公司的老闆，想讓夏伯渝做她的客戶。“高山沸騰”為商業登山客提供協作攀登服務，通常收取4萬～4.5萬美元佣金。夏伯渝這樣需要多名嚮導的客戶，費用更高。拿下夏伯渝這樣的客戶不只意味著商業回報，倘若登頂成功，將迎來大批登上媒體的機會。
禁令意味著夏伯渝的登山證不能獲批，原因是尼泊爾旅遊部出臺禁令，禁止雙側截肢者和完全失明的攀爬者攀登珠峰。實際上，禁令已經發布了兩三年，一直沒有嚴格執行。夏伯渝馬上找其他探險公司核實消息，得知這一次是動真格的了。
夏伯渝感嘆“有時真覺得老天爺對我太不公平”。贊助商柯慶峰有點兒被嚇到了，認識七八年，沒見過他情緒這麼低落過。
夏伯渝堅信自己的能力毫無問題，早就該登頂了。但每次嘗試都會遇上壞事——2013年不慎摔傷，錯過登山季。2014年，他抵達珠峰大本營，卻趕上了尼泊爾登山史上最大的一次山難，16名夏爾巴嚮導喪生，當年攀登全部取消。2015年他再次嘗試，尼泊爾又發生8.1級地震，引發珠峰雪崩，近40年來首次無人登頂。2016年，他離頂峰只有94米，突然颳起大風被迫下撤。這一次，連登山證都要拿不到了。
麥子本想爭取和夏伯渝合作，但事情擱淺了。事後回顧這件事，她覺得純從商業角度考慮，跟夏伯渝這樣的客戶簽約其實很冒險：年齡太大，還是殘疾人，風險極大，而商業登山公司是要靠登頂成功率和同行競爭的。另外，她覺得夏伯渝每次嘗試都有一大堆贊助商、媒體跟著，對登山是“嚴重的干擾”。“所以有人願意幫助他去做這件事情，已經是了不起了，”麥子頓了一下，接著說：“當然他們也從夏伯渝老師身上賺到了不少的錢。”
夏伯渝的贊助商柯慶峰做戶外影像生意，此前對登山不感興趣。2017年夏天，他主動找到夏伯渝，願意幫忙搞定所有贊助，還要給他拍紀錄片。夏伯渝很高興，這意味著他不需要動用賣房的錢了。但柯慶峰提出條件，要做夏伯渝的經紀人，負責所有商業上的事。他強調，主要是幫老人家實現夢想，不是為了賺錢。
禁令的實施，夏伯渝很難過。但他還是日復一日地不停訓練，幾十年一直這樣，突然讓他停下來，他不知道該做什麼。
這麼多年來，在登珠峰這件事上，他總是獨來獨往。柯慶峰覺得，夏伯渝不能算登山圈的人——“圈裡人會不斷登不同的山，攀完一座想另一座，但他一輩子心裡只有一座山。”
柯慶峰有別的打算。他給夏伯渝安排了為期一年的航海計劃，“用一年的時間在全世界積攢粉絲”。他找了車的贊助、船的贊助，希望夏伯渝能配合他的想法。夏伯渝對航海沒什麼概念，但還是答應了。
那段時間，盯著夏伯渝的不只是柯慶峰和麥子。春節前，夏爾巴人明瑪·G來北京拜訪夏伯渝，希望能與他簽約。明瑪·G原本是麥子公司的員工，那時自立門戶不久，希望吃下夏伯渝這筆大單。（編者注：夏爾巴人，生活在喜馬拉雅山脈，擁有極強高海拔行動能力，為各國攀登珠峰者提供協助。）
當時有一場針對禁令的訴訟。一位盲人和一位右腿截肢的殘疾人發起了這場人權官司，世界人權組織將尼泊爾政府告上法庭，事情越鬧越大，後來有300多人參與，明瑪·G也在其中，為他們蒐集證據。
官司打贏了，夏伯渝拿到了登山證。他把馬怡請的小銀葫蘆掛在脖子上，再也沒取下來過，希望能有好運。他不想再經受折騰了。
❸
意料外的災難
2018年3月31日，夏伯渝登上了去往加德滿都的飛機。再往後，七十多歲了，他害怕自己沒有力氣了。
43年前第一次登珠峰的時候，可不是這樣的。
1975年1 月，珠峰北坡。中國登山隊隊員夏伯渝隨隊伍進藏，沿途兵站接待，部隊拿出最好的食物，運輸團的汽車排長隊送行；隊伍到了拉薩，上萬人在布達拉宮廣場載歌載舞，歡迎勇士們的到來。
夏伯渝人生第一次攀登高峰，就爬珠穆朗瑪峰——光榮的國家任務。他至今仍能條件反射般地流利講出那次登山的歷史意義：“中國要樹立登山大國的形象，登山隊的任務是創造一次性登上珠峰人數最多的紀錄、創造首位女性登頂的世界紀錄。”
自1953年人類首次登頂珠峰起，其後幾乎所有登頂都在尼泊爾境內的南坡誕生，北坡被稱為“飛鳥也無法越過的山峰”。1960年，中國宣佈3名登山隊員從北坡登頂，但沒有留下照片，在國際登山界受到爭議。
夏伯渝要和隊友從北坡創造世界紀錄。當登山隊員之前，他是青海機床鑄造廠工人；“文革”之前，他是體校從小培養的足球苗子。1974年，登山隊到青海招人，免費體檢。夏伯渝長那麼大沒體檢過，報了名。直到被選上他還不知道登山是什麼，打算爬完回去踢球。直到進了藏，他才在歡呼聲中感受到任務的光榮。
隊員們大多是藏族，長期在高原生活，對高海拔適應性強。但夏伯渝也不遜色。第一次到海拔7000米以上，他沒有高原反應。他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澡，在大本營訓練時，別人穿鴨絨服，他只穿一套紅色的絨衣，隊友叫他火神爺。
在珠穆朗瑪峰腳下，他第一次看見旗雲：雲飄在山峰的一側，旗子一樣展開。這是珠穆朗瑪的獨特天象，他被壯觀的景象震撼。
隊伍自己修路建營，結組繩攀登。 夏伯渝他們最高在8600米建起過渡營地，離頂峰只有200多米。一頂單層帳篷裡住四五個人，人呼出的熱氣在篷頂結出一層白霜。帳篷搖起，霜像雪一樣落。
真正的難關，還在後面。往上去，將近5米高的峭壁是到達頂峰唯一的路——“第二臺階”。這是北坡難以征服的原因，從1921年開始，英國人7次到珠峰北坡偵察、攀登，均止步於此。1924年，登山家馬洛裡和歐文因極端天氣在此失蹤，過了75年，遺體才被發現。
難題當頭，天公偏偏也不作美，山上颳起十級大風。夏伯渝和隊友們守在山上，揹著梯子等風停，每天都有人下撤。留下的人兩天三夜沒東西吃，耗光了氧氣。任務暫停，隊伍下撤等待天氣好轉。夏伯渝記得自己和三個藏族人結成一組，下撤到7600米的路上，隊友次仁多吉體力透支，其他人又拉又拽。次仁多吉解開揹包帶休息，站起來時丟了揹包，睡袋也在裡邊。晚上紮營，他坐在帳篷角里蜷成一團。
此時的夏伯渝並未意識到，一場災難將落在自己頭上。
幾十年後，當時的情景難以考證。夏伯渝後來面對媒體時的表述是：看到他那個樣子，我心裡很不好受。想到我是火神爺，覺得自己不會凍傷，就把自己的睡袋讓給了他。
第二天，隊伍下撤到6500米營地。夏伯渝發現自己的靴子脫不下來，隊友拉也不行。大夫用剪刀把靴子剪開，雙腳冰涼，沒有知覺，無法動作。大夫用40℃的水幫他敷溫，他心裡盼著，過了夜就能緩過來。
可是天亮了，腳還是動不了。他被犛牛馱下山，被人揹進大本營，又跟著其他受傷的人下撤到西藏軍區總醫院，再回營部。
兩隻腳從粉紅變成紫紅，再發黑、乾癟。此前下撤的隊友們重新整理行裝，再次嘗試登頂。夏伯渝卻被送回了北京。
1975年5月27日，北京時間14時30分，勝利的消息傳遍了全中國。9名登山隊員完成了國家任務，中國登山隊創造了登山史上前所未有的集體登頂人數，首次測得了珠峰8848.13米的海拔高度。夏伯渝先前和隊友們背上山的梯子被架設在“第二臺階”，之後幾十年裡，“中國梯”成了人類從北坡登頂珠峰的必經之路。
勝利的消息從廣播裡傳來，夏伯渝正躺在病床上，等待醫生截掉自己的雙腳。他哭了，高興也失落，想到自己在8600米的時候體力挺好，還沒吸過氧。他覺得自己應該是這9個人裡的一個。
❹
“ 不要對單位存在什麼幻想。”
截肢不是那段時間唯一讓夏伯渝難過的事。登頂之後，隊伍撤回北京，把夏伯渝的母親接來了。母親到達的前一天，組織告訴夏伯渝，父親沒了。父親因癌症去世是5月4日，那天他正在嘗試突擊頂峰。進藏的時候從北京走到青海，父親在醫院囑咐他，你完成國家給你的任務，我這兒有醫生護士照顧，你留在身邊，沒有用處。
他再次回到北京，父親不在了，他等著做截肢手術。母親來北京看他，說願意用自己的腳移植到兒子的腿上。但母親很快走了，她不知道如何面對兒子的慘狀，夏伯渝也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以後的生活。
1975年夏天，醫生截去了他的雙腳。組織給他記上了三等功，但榮譽抹不平殘疾的痛。手術過去半年多，他天天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什麼都不想做。
轉機是年底出現的。體委請了一位德國假肢專家來會診。他告訴夏伯渝：安上假肢不但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還可以再登山。
夏伯渝一下子興奮了。不少人說這是在安慰他，但夏伯渝不願意相信，他只願意相信這個專家的話，他感受到了希望。專家說中國的設備太簡陋，他做不了這樣的假肢。夏伯渝就給單位打報告，要到德國去做。
他在骨科病房拼命做康復訓練：把沙袋綁在大腿上，躺在床上，像騎自行車一樣蹬腿；俯臥撐和仰臥起坐也在床上做，出院前練壞了兩張病床。他需要刮骨促進肌肉生長，但打麻醉的話起碼兩天不能訓練，那就不打。刀片刮在骨頭上，發出嘎巴嘎巴的聲響，整個人像觸電一樣發抖，醫生只好把兩條腿捆在手術檯上。
住院兩年多，傷口處的骨頭終於長到了能安裝假肢的程度。他穿上了假肢：底下一個腳形木板，凹槽裡墊著羊絨氈，腳踝下的殘肢踩在氈子上，木板連著兩根鐵條，用一塊皮子連在腿上。坐得太久了，站起來一下覺得自己高了。訓練有效果，他腿不發抖，可以邁步。殘肢長了一層薄肉芽，外面是疤一樣的皮膚，一走起來假肢嘎嗒嘎嗒響，身上所有分量都壓在殘腿末端。疼啊，但是心裡高興。
截肢後將近十年，夏伯渝都感覺腳還在身上；之後二十幾年，他都不能接受自己成了殘疾人。他總覺得殘疾人在別人眼裡有點兒影響市容。夏伯渝在步態上下了很大功夫，假肢磨得再疼都要站著，他反覆調整走路步態，儘可能像健全人，一年四季穿長褲，把假肢遮起來。他訓練自己騎自行車，穿假肢轉彎不方便，他就把車座拔高。他在褲腳上釘兩個摁釦，騎車前扣上，這樣可以不蹭機油。
經護士介紹，他認識了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的馬怡。馬怡小時候脊椎彎曲，得這個病，等年紀大了會壓迫肺部，呼吸困難。1983年，兩人結婚。1984年，兒子出生，起名夏登平，小名登登。夫妻倆對“登平”的理解不一樣：馬怡理解為“登山平安”，夏伯渝寄託的心願是，登山如走平地。
失去雙腳的日子並不好過。夏登平忘不了高中時的一天，放學看見父親在家裡坐著，夏伯渝說，我今天摔了，很疼，坐了好久才起來。那天他騎車出門，右腳假肢滑出去了，他沒發覺。自行車倒了，他本能地想用右腳假肢撐地，結果殘肢直接戳地上，痛得他仰面躺在馬路上。一堆人圍著他，看他蜷縮身體抱著殘肢發抖。警察把他扶到路邊，夏伯渝疼得動不了，歇了好久才穿上假肢，又被警察送回家。
夏伯渝參加殘疾人運動會，入場式是坐輪椅的殘疾運動員在前，教練在後，夏伯渝主動退到後面推著輪椅。有時候別人把他認成教練，問他教什麼的，他特別高興。
他本來不願意參加殘疾人比賽。出院養傷時，他的關係還在登山隊，負責殘疾人運動的人來找他，勸他：你本身就是體育人，你都不出來參加，怎麼好去動員別的殘疾人出來呢？
夏伯渝想了想，同意了。就跟當年接受組織指派的登珠峰任務一樣。舉重、輪椅籃球、輪椅乒乓球、輪椅投擲……他專業運動員出身，總能拿獎。
日子久了，夏伯渝對殘疾人運動的態度漸漸變了。不停參加比賽，幫他捱過了好多年。殘疾人因無事可做而狀態消沉甚至尋了短見的，並不少見。參加比賽讓他遠離空虛，更讓他建立自信。隨著身體日漸強壯，再登珠峰的念頭越來越強烈。
無論夏伯渝參加哪種運動，在兒子心裡他都是個登山隊員。夏登平小的時候家裡有本連環畫《登山的人》。書很薄，主人公登登有個在登山隊工作的爸爸，攀登珠穆朗瑪峰時把睡袋讓給隊友凍壞了腳，傷一好就鍛鍊身體，到殘疾人運動會上拿獎牌。
這本書是馬怡給兒子寫的，別人畫成畫，夏登平看著它長大。他為爸爸驕傲，看爸爸穿假肢就像媽媽穿鞋一樣平常。他也記得那時爸爸總是住院，一到週末，媽媽領他去醫院看爸爸，坐好久的公交車，再換公交車。那時夏伯渝的殘肢經常磨破，大夫囑咐他臥床，他天天鍛鍊，弄點兒紗布繃帶，自己換藥。傷口長久地壞著，1993年又截了肢，鋸掉小腿的下三分之一。沒了腳踝，傷口不那麼容易破了，也能更好地參加運動。
3年過去，夏伯渝發現自己左腹股溝有個疙瘩，去檢查，淋巴癌中晚期。久不癒合的傷口導致殘端發生了癌變，轉移到了淋巴。他動完手術，腫塊又長出來，來來回回4次。夏伯渝覺得自己快死了，二十幾年的努力白費，珠峰登不成了。 熬到住院放療，“一個病房裡住6個癌症病人，每個病人床前圍一堆人，一天到晚哭哭啼啼。”他覺得病房氣氛太消沉，騎車回了家。體重和頭髮都掉得厲害，全身指標都低。他堅持鍛鍊，每天早上騎車去醫院放療，下午回家。
對於醫生的建議，夏伯渝並不全聽。醫生說，魚啊、肉啊不能吃，是發物。但他想著長肌肉，照吃不誤。
2000年，參加完上海第五屆殘疾人運動會，夏伯渝從比賽上退下來了。年齡大了，他想全身心地為登山儲備體能。他回到原單位上班，運動三司已經更名為登山協會，安排他管理檔案。他住在北太平莊的兩居室裡，9點到崗，5點起床訓練，然後騎16公里自行車去單位上班。週末去登香山，或者在森林公園快速走圈10公里。
但是要登頂世界最高峰，只靠自己是不夠的。當年是為完成國家任務遭遇事故的，他覺得要再次攀登，自然也得依靠組織。登山協會的人也都知道他一門心思想登珠峰，這不是秘密。但他跟辦公室領導提了很多次，“就是希望單位能幫助我完成這個任務”。答覆總是“可以可以”、“同意同意”，但說完之後，總是沒實際動靜。
3年過去，2003年，一個普普通通的上班日子，辦公室主任來找他聊天。
聽說你要登珠峰？
是啊。
想讓單位幫助你完成登山的夢想這是不可能的，你必須得自己走上去才行。
事後回憶起那個下午，夏伯渝覺得那是一個啟示：“不要對單位存在什麼幻想。”
過了28年，他終於明白了，國家任務早已結束，攀登珠穆朗瑪峰，是他自己的事了。除了自己，不要試圖指望誰。
❺
真正有轉機還是組織起了作用
收到主任的拒絕，夏伯渝不顧家人反對，賣了房。
二十多年過去了，登山運動的意味已經變了。攀登珠峰不再是國家政治任務，逐漸演變成了一項非專業人士也能染指的商業項目。商業攀登機構出現了，它們僱用專業高山向導，其中以先天擅長登山的夏爾巴人最為出色，這讓業餘登山客也能實現登頂珠峰夢。代價，是要付出昂貴的金錢。
夏伯渝打聽了商業登山的價格，一個健全人，大概需要20萬。他一個月工資三千，除了把單位分的房子賣了，想不出別的路了。家人反對，他不管，讓一家三口住在岳父家38平米的屋裡。
那套房子1987年單位分了之後沒住過，馬怡原本是留給兒子當婚房的。但夏伯渝不這麼打算，“我根本就不想這些，我就想繼續登山。”他覺得對家人愧疚，但是房還是要賣。馬怡不是很支持，但拿他沒辦法。那時候沒人知道他，除了賣房從哪兒找錢？
房子賣了100多萬，但登珠峰，不是有錢就行的。有件事他無力掌控，假肢不達標。早在截肢那年，他就打了去德國做假肢的報告，後來都沒消息。
直到2018年，夏伯渝應邀前往尼泊爾大使館做分享的路上，坐在車裡說，自己管檔案的時候又見過這份報告：“那上面領導都批的‘同意’，可是我就不知道這個報告為什麼沒遞到我手裡。我很奇怪。但是你也沒法找了，領導都換了好幾茬了。”
他和北京假肢廠打了幾十年交道，一有新技術就能知道。可是幾十年裡假肢技術發展緩慢，賣房的時候，他穿的假肢還是木頭的。將來能不能行，誰心裡都沒數。但夏伯渝堅信技術總會進步的，總有一天，一定行。但等了四五年，假肢技術進展緩慢。
2007年5月，華碩在體育總局開了一場新聞發佈會，為奧運火炬試登珠峰招募志願者。第二年的北京奧運會上，火炬要在珠峰峰頂傳遞。在一份此前發佈的“2008年北京聖火登頂珠峰的安排計劃書”上寫著，5月10日為火炬登頂慶祝儀式。與三十多年前一樣，這是又一次關於珠峰的國家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媒體報道中，對登頂路線的形容是“已經被大家走得像大路一樣”——登上珠穆朗瑪峰早就不是世界紀錄了。
活動是和登山協會一起辦的，夏伯渝單位的人必須到場，他去了，坐在觀眾席。招募的志願者工作內容之一，是清理回收垃圾。聽著志願者也能上珠峰大本營，他舉手要求參加。曾經差點兒為國爭光創造世界紀錄的人，過了三十多年，主動要求扮演為後來者撿垃圾的角色。
臺上領導笑著跟贊助商介紹了他的經歷。事後他得到消息說，名額已經滿了。
第二年奧運火炬正式登頂，華碩又辦了志願者活動，主動聯繫了夏伯渝，同意他加入志願者團隊。就在那年，假肢技術恰好有了進步，他高興壞了，按想象請北京假肢廠做了玻璃鋼假肢，追求輕、穩，為了不穿鞋，假肢上直接安著一塊鞋底。
他終於又一次站在了珠峰腳下。雲飄在山峰的一側，旗子一樣展開。旗雲，珠穆朗瑪峰的獨特天象，他又一次看到了。
按活動規定，志願者只能待在海拔7028米的大本營裡。帳篷外有座100多米的小山頭，上面有武警守衛，夏伯渝來了興致，穿著玻璃鋼的新假肢，爬啊，爬啊，一直爬到武警下邊。
下了山，夏伯渝興奮了，目標看上去也沒有那麼遙遠嘛！當年10月，他去登6178米的玉珠峰，當作登珠峰的熱身。到了5800米，山上雪崩，下撤。第二年，他準備登海拔7509米的慕士塔格峰。
到了第三年，組織來找他了，但不是來支持他登山的。登山協會的領導勸他推遲一年登山：明年在意大利有首屆世界殘疾人攀巖錦標賽，你去參加。
夏伯渝馬上60歲了，十年沒參加過殘疾人比賽了，不想再跟年輕人拼名次了。但領導看中他長期訓練，體能好：第一屆比賽沒經驗，你取點兒經驗回來，為國家的殘疾人運動作一些貢獻。那年，中國沒有參加過殘疾人攀巖項目，殘聯也沒有現役的殘疾人登山運動員。
領導還說：你登山的事，組織上會再考慮。
夏伯渝想了想，還是同意了。
實際上，他以前沒練過攀巖。但只要參加比賽，他就不想表現得像個外行讓人恥笑，跟國家攀巖隊集訓了兩個月。真正比賽的時候，他拿了難度和速度兩塊世界金牌。
回到國內，他陷進了鮮花和掌聲的包圍裡——中國殘疾人體育精神獎、CCTV體壇風雲人物……獎項來了，媒體記者也來了。夏伯渝講了自己要登珠峰的心願，記者們興奮了，六十多歲了，沒有腳，還要登珠峰，這可是好故事！
記者們扛著攝像機進了夏伯渝38平米的家裡，讓他面對鏡頭做出各種動作：揹著自己縫的沙袋做蹲起、把殘肢架在床上做俯臥撐、騎自行車，把褲腿挽上去，露出假肢。
相機閃光燈不停閃爍，夏伯渝努力保持微笑，心情有些複雜。下定決心要靠自己的力量爬上去，但事情真正有轉機，還是組織起了作用。
❻
“我不接受。”
一次計劃外的奪冠，讓夏伯渝活在了關注的目光裡。但是，關注和理解、認同、支持，是兩碼事。
2015年3月，他上了《中國夢想秀》。如果能打動觀眾，他能拿到10萬元夢想基金。但現場基調是勸他別再折騰。有嘉賓說：“人生應該永攀高峰，但不一定非要用一個高度來證明自己。”主持人周立波說：“我覺得已知天命，就應該享受天倫之樂”，“生命很美好，而且你已經夠英雄了。”
觀眾投票環節，達標票數是240票，他只拿了177票。10萬元沒拿到。
下節目不久，他到了珠峰大本營。偏偏，趕上死亡八千多人的尼泊爾8.1級地震，暴雪吞沒了離他只有半米的帳篷。借衛星電話跟家裡人通話時，他沒有心情說更多了：“地震了，我沒事。”
2015年登山之前，央視邀請他錄製《挑戰不可能》，導演王若木說，他的故事是感動人心的“big story”。但是上這檔節目，光能讓人感動是不行的，還得當眾表演挑戰極限，讓觀眾驚歎。節目組給定的形式是攀巖，從大本營回來，7月5日，夏伯渝又住進拍攝基地訓練一週，他一次就爬上去了，很順利。節目組瞞著他，請來了1975年登山的6位老隊友，在基地裡藏了兩天。
錄製那天，夏伯渝攀巖成功，在臺上演講。主持人撒貝寧讓他回頭，老隊友們在後面站成一排。40年了，他們沒見過面。夏伯渝哭了，大步上前，和他們擁抱。撒貝寧問：如果夏先生向您發出邀請，說走，老侯，明年咱們一起再去登一回珠峰，您幹嗎？
我幹！保證幹！77歲的侯生福舉起握緊的右拳。他是第一個登上珠峰的漢族人，先後6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大家淚流不止，紛紛跟著表態。
但是激昂的情緒很快就退去了。錄完節目他們一起吃飯，互留了聯繫方式。夏伯渝後來覺得，留了也沒什麼用處。瀏覽隊友們的朋友圈，過的是另一種人生：帶孫子、旅遊、安度晚年，還在登山的，只有他了，並沒有人像節目上說的那樣陪他。
這個節目之後，開始有人認出他，夏伯渝出名了。他坐公交車去假肢廠，一位老太太給他讓座，身邊人說她，都70歲的人了還給別人讓座，老太太說：他沒有腳還登珠峰，我在電視上見過他。登香山的時候，總有人要他停下來聊兩句。他只好專找人少的地方爬，開闢了一條新路。
2016年，他又想嘗試。上了電視後，陸續有贊助商找到他。但也有之前給錢的贊助商，覺得沒什麼回報，不願給錢了。拿了錢卻沒辦成事，他覺得愧疚。
所有贊助算下來，還有七八萬的缺口，他拿賣房的錢填上了。
出發前，有人帶他去雍和宮，請住持給裝備開光。到尼泊爾，又被人帶著去大佛塔，請喇嘛來做煨桑儀式。他不信這些：之前做煨桑儀式，第一次碰上了雪崩，第二次碰見了地震。但他還是照做了，別人的好意，怎麼拒絕呢？
贊助商、媒體、嚮導……曾經他以為，沒了組織撐腰，登珠峰是他一個人的事了。但現在，他得揹負著一群人的期待往上爬。
到了珠峰大本營，總有人去探望他，麥子也是其中之一。夏伯渝住在爬進爬出的帳篷裡，兩人一見面，夏伯渝就問她有沒有牛肉吃，說夏爾巴人做的咖喱飯口味不習慣，實在是咽不下去了。他的殘肢青腫，讓假肢磨得血肉模糊。
但並不是誰都在意他的痛苦。2014年第一次見面時，麥子曾經提醒夏伯渝，把褲腿放下來，夏伯渝不願意，說褲腿垂著會礙事。他不知道，不止一個人跟麥子說，很反感夏伯渝總是把褲腿捲起來，覺得他博人眼球，賺同情感。
麥子差點兒哭出來。條件好的登山客在大本營住一房一廳的立式帳篷，有營養師配餐。她知道夏伯渝有贊助，為什麼條件這麼差？她懷疑錢被夏伯渝身邊的人亂花掉了。
夏伯渝的營地裡有5個夏爾巴嚮導，一支優酷的直播團隊，優酷還僱用了兩個高山攝像。麥子覺得沒有真正能關心他心理跟生活的人。但這麼大的陣仗，“他強打精神，已經像一個弓箭上了弦一樣，飛不回來了。”
所有的壓力，在離峰頂還有94米時，隨著突然而至的高空風一併襲來。夏伯渝心裡明白，想要活著下山，除了立即下撤，沒有別的選擇。但他第一反應還是要往上爬，只要能登頂，死也值了。
“Dangerous！”他正要往上，夏爾巴嚮導不停衝著他比畫手勢。夏伯渝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過去，珠峰一側，一團烏雲正在逼近。再回頭看看，5個夏爾巴人都眼巴巴地望著他。他們都20多歲，正處在嚮導生涯的巔峰期。夏伯渝想了想，還是決定下撤。“我不能為了自己的理想不顧他們的性命。”
往下走的時候，支撐他登頂的那股勁兒一下就沒了。總是摔跤，一摔倒就不想起來。這是第四次失敗了。後來他收到消息，受大風的影響，山上死了6個人。
回國之後，央視《開講啦》邀請他作演講。他有些意外：失敗者的故事，也會有人喜歡嗎？
演講結束，一個年輕人拿起話筒質問他：“嚴格意義上來說，你第一次攀登珠峰差了200米，這一次差了94米，你並沒有成功登頂。對於自己的評價如果說是一個失敗者，你能接受嗎？”
年輕人舉起的小黑板上，寫了三個關鍵詞：“失敗”、“放棄”、“平凡”。夏伯渝兩手垂在大腿兩側，一字一頓地答：“我不接受。”
他努力保持微笑：“失敗是你沒有能力達到你的目的，自己高估了自己。我沒登上去主要是因為天氣的問題，天氣好再給我一個半小時我就能夠上去。我為了這個目標奮鬥了40年……”
那天，他在舞臺上站了4個小時。過了幾天，左腿突然腫了，小腿跟大腿一樣粗。送到火箭軍總醫院一查，殘肢上長了斑塊，是血栓，易引發心梗或肺栓塞，有生命危險。醫生當場留他住院，並要求他半年內不能劇烈運動，必須臥床靜養。
但只臥床休息了65天，夏伯渝又開始為2018年衝擊珠峰做準備了。
❼
“站在山頂上，我什麼都沒看見。”
登山季，珠峰南坡大本營的天是6點多鐘亮起來的。每天這時候，夏登平爬出睡袋，走過一個小山包，去公用帳篷裡吃早餐。
他不是和夏伯渝一道來的。5月8日凌晨3點，在大本營適應性訓練二十多天後，夏伯渝踏上了衝擊頂峰的路。夏登平躲在他身後30多米，用手機拍攝父親的背影。這時，他已經在大本營“藏”了4天，夏伯渝不知道。
對沒有雙腳的人來說，登山最大的障礙，在於對地面缺乏知覺。是高是低，是平是陡，都感受不到，只能一路低頭靠眼睛看。假肢的踝關節設計了調整角度的部件，但不實用，上山只能用腳尖，下山只能用腳跟，腳與地面接觸面積小，不但容易打滑，也讓小腿和假肢接觸的部分承受更大壓力。
有時雪太厚，一腳踩下去，假肢拔不出來；有時坡太陡，五六十度的大冰坡，腳下稍一洩力，就會滑下去；有時路太窄，二三十釐米寬，一步踩錯，就要墜入深淵。前往8400米的C5營地時，短短20米的路，既窄又斜，夏伯渝走了半小時。
攀登了7天， 北京時間2018年5月14日10時41分，夏伯渝終於實現了畢生夢想。惦記了43年的珠穆朗瑪峰，他站上去了。
30分鐘、20分鐘、10分鐘。即將登頂的時候，他通過對講機和大本營同步進展。登頂消息傳到大本營，慶祝開始了。人們敲響營地裡的盆和桶，邊唱邊跳，一把一把的麵粉被塗到人臉上。
對夏登平來說，他最期待的時刻還未到來。他等候著父親安全下撤，盼望著自己的出現能給父親一個意料之外的驚喜。下撤兩天後，他和柯慶峰收到了還有一小時到達的消息。但等了好幾個小時，夏伯渝還是沒出現。夏登平漸漸有些著急了。
正擔心的時候，夏伯渝從珠峰C2營地搭直升機飛抵南坡大本營。夏爾巴嚮導把他抱下飛機，沒穿假肢，人短了一截。夏伯渝被放在一塊平整的石頭上，柯慶峰朝他走過去，他遠遠認出了石頭上的老頭兒，越走近越不像。到跟前，柯慶峰哭了：沒腿的老頭兒臉腫著，變了形，黑色的凍傷浮在紅臉蛋上，一邊一塊。殘肢在石頭上直哆嗦。
“活著下來就好。”夏伯渝說。
柯慶峰迴了趟營地，把他兒子領過來。從營地到停機坪走了20幾分鐘，老頭兒還在石頭上坐著，身邊圍著記者。夏登平從爸爸背後繞過去，在他身邊坐下。他說“爸，我來了”。夏伯渝一扭頭，有點兒驚訝：“你怎麼來了？”兒子拿出保溫杯給他遞熱巧克力，他喝了點兒，幾個指尖也黑了。夏登平問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多火，“你上《新聞聯播》了”。
下撤的路上，險象環生。登山鏡結了冰，以往只是起霧，蹭一蹭就沒了，但這一次必須摘掉手套，用手把冰一點兒一點兒摳掉。短短几秒鐘，手指就結了冰，冰又灌進手套裡，融化、結冰、融化、結冰，凍傷了三根手指。
連續攀登近十天，他小腿嚴重腫脹，假肢卡不進去了。他忍著劇痛往裡硬塞，但還是塞不到底，小腿末端是懸空的，發不上力。下撤到7900米左右時，他腳下一軟，整條腿卡在了冰裂縫裡。
那一刻，他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懼。他一動都不敢動，不停呼叫夏爾巴嚮導過來幫忙。他害怕假肢掉落在冰縫裡。海拔8000米左右，萬一如此，他註定無法活著下去了。
他用繃帶把假肢固定起來，臨到大本營時，高強度攀登下，他的登山杖已經摺了。夏爾巴嚮導順手扔了，他一下急了。嚮導說，已經壞了。他大聲喊道，壞了我也要！他起身去找，只找回一根，斷了半截。
比起下撤時漫長的驚險，登頂時的情景，卻比他想象得要平淡許多。登頂之前，夏伯渝無數次地設想著站在山頂的樣子。他甚至連拍照要擺的姿勢都想好了兩套：一套腳蹬冰雪，一隻手高舉登山杖指向天空；一套要把國旗舉到胸前。
真正登頂的時候，他站在崖邊往下看，底下全是白雲，有小山頭從雲裡露出來。就看了一眼，嚮導讓他趕緊坐下，把保險帶掛在安全繩上。夏伯渝眼前全是人臉，大家興奮地把他包圍起來合影。
10分鐘後，暴風雪來了，全體人員緊急下撤。想了很久的拍照姿勢，已經沒機會擺了。
回到北京後，有記者問他，山頂上看到的景象跟你想象中的一樣嗎？
他說：“站在山頂上，我什麼都沒看見。”
❽
登頂之後
登頂之後，夏伯渝進入了另一種人生。
剛一下山，他就被媒體圍住了。他全身多處是傷，坐直升機回加德滿都，搭隊友的救護車去醫院。一出機場，媒體就圍上來，一路跟拍到醫院。夏伯渝在車門口坐著上藥，媒體圍住他拍，他回到車裡，密密麻麻的鏡頭戳在車窗上拍。回到酒店，跟拍持續到電梯口。
到了北京，《挑戰不可能》的編導王若木去接機。有山友和媒體給夏伯渝獻了花，跟輪椅上的英雄合影。但王若木覺得，人還應該再多點兒。
這只是個開始。有了前年的教訓，上山之前馬怡就聯繫了大夫，“回來之後，甭管有什麼問題，先送醫院。”血栓沒有復發，夏伯渝住院一週，主要治療凍傷。一撥又一撥的媒體過來採訪。夏登平去看父親，但位置都被記者佔了，他只能在旁邊坐著。BBC來了，《時代週刊》也要來。還沒來得及下輪椅，中國籃協就邀請他去做活動，安排他和姚明合影。
過去四十多年習慣的生活節奏被打亂了。過去他凌晨5點起床，上午訓練，下午休息，晚上9點睡覺。但現在，他一天經常要接受三四撥採訪，還有各式各樣的論壇、演講、商業活動。做這些事的時候，他臉頰上貼著兩塊紗布。臉在珠峰上凍傷了，先結了血痂，然後不停流膿水，他只好貼上棉布紗布。
四十多年的人生，只為實現這一件事。可是當這件事實現了以後，人生又該怎麼過呢？這個問題，他還顧不得想，但周圍的人比他更操心這些事。接受採訪、去大學演講、去做廣告代言、去戈壁徒步、去環球航海……都是柯慶峰在安排。夏登平說，媽媽的想法是“先把這40多年的本賺回來”。
夏伯渝說，自己其實不在乎錢。養老金夠花了，能花的了多少錢呢？他有時會跟柯慶峰商量，別人邀請你是看得起你，咱少要一點兒，幾千塊就得了，別要那麼多。“凡是有人來邀請，他的開碼價就是10萬、20萬，把人都嚇跑了。”但柯慶峰說，咱們可不能掉價。
一位知名投資人邀請他去對談，臺下坐著200位“中國新經濟領域領軍人士”。投資人問他：您覺得對創業者有什麼話要說一說？怎麼樣能把登山跟創業這兩件事情給貫通？給他們一些鼓勵！
夏伯渝雙手不停地搓著椅子扶手，尷尬地笑笑：這個問題提的，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呀。
他把自己的故事講了一遍又一遍，已經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說法。有些話，是每次都一定要講的，比如“感謝大家對我這麼關心”、“我認為這是她（珠峰）對我的接納，我應該感謝珠峰”。
人們總是用各種方式讓他講一些“正能量”、“鼓舞人心”的話，他努力配合著。但重複得多了，他漸漸也有些疲憊。7月末的一天，送走了三撥記者，夏伯渝語氣淡淡地說，登上珠峰，其實沒有什麼可激動的。這就是我應該得到的，早就該實現了。
另外一次見到他時，柯慶峰拿了一個錄音設備過來，讓他錄一段口播，照著念就行。
夏伯渝清清嗓子，調整到激昂的語調，對著臺詞念道：
“43年日復一日的訓練，只是為了10分鐘。但您知道嗎？有這10分鐘嘗試到勝利的滋味就夠了。當時的想法是我的夢想實現了！那一刻，我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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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 / 徐沉沉
攝影 / 張博然Eric
視覺 / 張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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