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六安市委副書記、金寨縣委書記潘東旭參加原國土資源部承辦的扶貧用地政策論壇。2016年6月，潘東旭被調離金寨，專任六安市委副書記，僅過了9天便官復原職。（自然資源部網站截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10月25日《南方週末》，原標題為《脫貧攻堅，主官調整限制加碼 不摘帽，廳官也走不了》）
“貧困縣黨政主官或陷入兩難境地。”儘快脫貧摘帽，書記縣長調離、獲得擢升的時間就會提前，晚一點摘帽，當地的脫貧工作可以更紮實。
不能離開，貧困縣縣委書記被就地提拔為副廳級已成普遍現象，他們往往會在升任上一級黨委常委或人大、政府、政協的副職後繼續兼任縣委書記。
截至2018年10月17日，全國已有153個貧困縣“脫貧摘帽”。當天，國務院扶貧辦宣佈了第四批“脫貧摘帽”的貧困縣（市、區）名單，共85個。
地處全國脫貧攻堅主戰場的貴州，此次有14個縣宣佈脫貧，遵義一市就佔了4席。按照2012年劃分的全國11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遵義下轄的15個區縣中，有3個縣處於烏蒙山區，5個縣處於武陵山區，脫貧任務艱鉅。
“脫貧攻堅是當前的首要政治任務和頭等大事。”2018年6月20日召開的遵義全市脫貧攻堅調度會議上，市長魏樹旺要求各級幹部圍繞脫貧“倒計時”，爭分奪秒，只爭朝夕。
說這番話時的魏樹旺，已是二度擔任遵義市長。
2018年2月1日，時任遵義市長的魏樹旺被任命為貴州省政府秘書長，但他在後一崗位履職58天之後，便在3月30日被免去省政府秘書長職務，重返遵義擔任市長。
多名遵義幹部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魏樹旺的“回爐”和脫貧攻堅要保持幹部隊伍穩定有關。
早在2016年，中組部和國務院扶貧辦就聯合下文，要求貧困縣黨政正職“不摘帽不走人”，此外也對所轄貧困縣較多的市（地、州、盟）和貧困鄉鎮的黨政正職，作了“也要保持相對穩定”的原則要求。
過去兩年，公開報道中沒見就此對地市黨政正職提出具體要求，也鮮見地市黨政正職“回爐”的報道。但南方週末記者從權威渠道獲悉，十九大之後，相關文件已對連片特困地區地市黨政正職作出了“須保持穩定”的明確要求，他們也將和貧困縣的書記縣長們一樣，“不脫貧不調離”。
兩位廳級“一把手”官復原職
再次出任遵義市長的魏樹旺生於1967年，從北師大哲學系畢業後留校，1996年離開了學校團委副書記的崗位，成為團中央學校部一名正科級幹部，10年後，已是團中央副廳級幹部的魏樹旺，轉崗到國家信訪局。
2010年，魏樹旺得到了一次到地方歷練的機會。那一年，中組部啟動了改革開放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央地幹部交流任職，時任國家信訪局機關服務局局長的魏樹旺被派往貴州，任六盤水市委常委。
幾經輾轉，魏樹旺在2016年1月獲任遵義市長，並在兩年後的2018年2月1日被任命為貴州省政府秘書長。雖然還是正廳級，但省政府秘書長一般能大概率成為省政府黨組成員，從而躋身“中管幹部”序列。
《貴州日報》報道中，2月7日魏樹旺以省政府秘書長、遵義市長身份參加有關會議，2月10日的公開報道中，他的身份已僅顯示為省政府秘書長。
沒過幾天，魏樹旺便回到了遵義，2月24日、25日兩天都在遵義參加市委相關會議，當地不少幹部對此感到蹊蹺。直到3月30日，他們的疑團才被正式解開，那天貴州省人大常委會免去了魏樹旺的省政府秘書長職務，接著他又按程序成了遵義市長。
魏樹旺“回爐”之前，另一位與他級別相同的河南廳官王戰營已經官復原職。
王戰營任市委書記的商丘，轄2區1市6縣，6縣均為貧困縣，民權、寧陵、柘城3縣還處於大別山連片特困區。
比魏樹旺轉崗晚一天，王戰營在2018年2月2日有了新的職務，被任命為河南省會鄭州市委副書記，4天后任代市長。
2月22日，農曆正月初七，是春節之後上班的第一天，有媒體發現王戰營以商丘市委書記的身份參加了一系列活動。
河南省委一處級幹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早在2月11日，王戰營就已回到了商丘再次擔任市委書記，那時與他卸任商丘市委書記僅隔了9天，只不過當時沒有媒體關注到。
該處級幹部還透露，2018年春節之前，河南省有關會議就傳達了王戰營回到商丘的消息，原因就是商丘處於連片貧困地區，轄區內多個貧困縣的脫貧任務尚未完成。
回到商丘後，王戰營於2018年3月1日率市委、市政府考察團赴蘭考，學習觀摩脫貧經驗，蘭考是繼井岡山之後全國第二個宣佈脫貧摘帽的縣。
考察結束，王戰營主持召開了全市脫貧攻堅工作推進會議，提出要確保所轄6個貧困縣在2018年全部達到脫貧摘帽的標準。
然而，商丘2018年脫貧工作並不能令王戰營滿意。9月25日，商丘再次召開全市脫貧攻堅推進會，王通報稱“在全省2018年上半年考核中，我市脫貧攻堅工作成績有所下滑”。下滑原因，他認為是“（幹部）沒有真正把脫貧攻堅工作當作最大政治任務”。
2018年10月17日，國務院扶貧辦宣佈脫貧的85個貧困縣名單中，沒有商丘的下轄縣。
貴州遵義市市長魏樹旺（右二），於2018年2月1日被任命為貴州省政府秘書長，3月30日被免去省政府秘書長職務，回到遵義，繼續擔任市長。（遵義市政府網站截圖/圖）
多人“提拔不離崗”
王戰營和魏樹旺重返原崗位之前，“貧困縣保持黨政正職穩定”的政策已廣為人知。2016年至今，已有多名貧困縣黨政主官調離後又官復原職。
都安縣是廣西貧困人口最多的縣，該縣縣委書記陳繼勇，在2016年3月就被公示為副廳級幹部擬任人選。當年5月，陳繼勇已調任河池市委副秘書長，但一個月後，又回到都安繼續擔任縣委書記。
幾乎是同時，“官復原職”也在革命老區安徽金寨縣發生，並且是一連串的。2016年6月，金寨縣委書記潘東旭卸任，縣長汪冬接任縣委書記，常務副縣長張澗擬提任縣長，僅過了9天，三人全部官復原職。
一系列人事變動，在當時顯得有些反常。不久，一份由中組部和國務院扶貧辦於2016年4月25日聯合下發的文件公開，政策依據才為公眾所知曉。這份《關於脫貧攻堅期內保持貧困縣黨政正職穩定的通知》要求，各省（區、市）黨委組織部門和扶貧部門要把不脫貧不調整、不摘帽不調離作為一條紀律，穩定貧困縣黨政正職隊伍。
時值縣級黨委集中換屆，不少已確定的貧困縣黨政主官職務調整計劃受到影響。
自2011年4月起就擔任湖南江華縣委書記的羅建華，到2016年已滿一屆。湖南當地的媒體報道稱，“按照通常安排，今年（2016年）換屆時，羅建華可能另有任用。”羅建華本人也向永州市委提出了“不再擔任縣委書記，服從組織安排”的請求，通知下發後，羅建華的調動被中止，繼續留任江華縣委書記。
同在湖南，辰溪縣委書記楊一中早在2015年12月就已當選為懷化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一中說“從那刻起，我離開辰溪的日子，便進入倒計時”。他甚至都提前寫好了離任感言，但卻沒能宣讀。通知下發後，懷化市委主要負責同志找他談話：“不脫貧，不走人。”
楊一中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市委找他談話後，他便立下“軍令狀”，要在2018年實現全縣整體脫貧和49661名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
2018年8月宣告脫貧的湖北紅安，縣委書記餘學武履職已有6年，2014年晉升為黃岡市委常委，繼續兼任縣委書記的他在2015年6月被評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當時獲此榮譽的102人中，已有九十多人職務發生了調整，因為“不脫帽不走人”，餘學武成了優秀縣委書記中為數不多至今還待在原來崗位的。
留任並不意味提拔無望，多數人還是獲得了“就地提拔”的機會。
留任廣西都安縣委書記的陳繼勇在官復原職後不久，被提拔為河池市副市長，兼任都安縣委書記。留任湖南江華縣委書記的羅建華則在2016年9月被提拔為永州市委常委。
被提拔的依據，也來自中組部和國務院扶貧辦的文件規定：脫貧攻堅期間，表現特別優秀、實績特別突出的貧困縣黨政正職，可提拔擔任上一級領導職務，但仍要兼任現職。
此背景下，不少貧困縣縣委書記被“高配”為副廳級，他們往往會在升任上一級黨委常委或人大、政府、政協的副職後繼續兼任縣委書記。
據南方週末記者統計，湖南省至少有10名貧困縣縣委書記在留任後獲得提拔，其中4人擔任了市（州）委常委，5人擔任了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人擔任市政協副主席。升任邵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並繼續兼任綏寧縣委書記的唐淵，從2008年4月開始擔任綏寧縣委書記，迄今已超過10年。
貧困縣更多的四川，至少已有17名縣委書記被提拔為副廳級幹部後，繼續兼任縣委書記，他們當中有巴中市副市長兼南江縣縣委書記劉凱、南充市副市長兼南部縣委書記張根生等。
縣委書記可以“提拔不離崗”，連片特困地區的（地級）市委書記們，也有不少人留下後獲得了同樣的機會。
2018年初，省級人大、政協換屆時，湖北黃岡市委書記劉雪榮被提拔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和他同歲的十堰市委書記張維國則升任省政協副主席。他們分別掌管的黃岡有幾個縣位於大別山連片特困區內，十堰則有部分縣地處秦巴山連片特困區中。
與湖北相鄰的湖南，湘西、郴州都有轄地處於武陵山連片特困區中，2018年初，湘西州委書記葉紅專升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郴州市委書記易鵬飛同時當選為省政協副主席。部分縣處羅霄山連片特困區的懷化，市委書記彭國甫也當上了湖南省政協副主席。
這些“省領導”目前仍繼續兼任市委書記。
摘了也不能馬上走
隨著脫貧攻堅的大限將至，每一批宣佈脫貧的貧困縣數量都在增加。
2017年2月和3月，井岡山和蘭考先後宣佈摘帽，2017年11月，有26個貧困縣宣佈摘帽，2018年8月宣佈摘帽的貧困縣是40個，2018年10月，國務院扶貧辦一次宣佈85個貧困縣摘帽。
南方週末記者發現，各省率先宣佈摘帽的貧困縣，大多都是革命老區縣，貴州是赤水縣、黑龍江是甘南縣，此外還有山西的右玉縣、湖南的茶陵縣和湖北的紅安縣等。井岡山、蘭考宣佈脫貧之後，江西、河南兩省再摘帽的貧困縣還是老區縣，分別是吉安和滑縣。
按照中組部和國務院扶貧辦的要求，脫貧摘帽後，“貧困縣黨政正職仍要保持穩定一段時間”。緣於這一要求，已宣佈摘掉貧困帽的幾個老區縣，黨政主官至今均未調整，儘管摘帽時間最長的已有一年半。
雖然這些地區的黨政主官暫時還未調整，但畢竟調整的條件已經具備。相比之下，尚未脫貧地區的領導們心態更為複雜。
“貧困縣黨政主官或陷入兩難境地。”安徽金寨縣一縣直機關負責人向南方週末記者分析，“一方面自己要升遷，另外一方面貧困縣帽子要是摘早了，脫貧做得不紮實的話，對縣裡的發展不利。”
在他看來，儘快脫貧摘帽，書記縣長調離、獲得擢升的時間就會提前，晚一點摘帽，當地的脫貧工作可以更紮實。
曾在金寨縣扶貧和移民開發局任職的一位官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達到脫貧標準後，什麼時候摘帽主要由縣領導安排部署。他舉安徽嶽西縣為例，雖然貧困程度比金寨縣更嚴重，但摘帽時間比金寨早。
2018年8月，嶽西正式宣佈脫貧，成為安徽首批脫貧的4個區縣之一。而金寨早在2016年，就將脫貧時間定在了2019年。
金寨縣委書記潘東旭生於1974年，2010年擔任蕪湖縣委書記時只有36歲，後短暫擔任過一年多安徽省經信委副主任，2012年被“空降”至六安，任市委常委兼金寨縣委書記，2015年2月升任六安市委副書記，繼續兼任金寨縣委書記。
2016年6月，潘東旭卸任金寨縣委書記，專任六安市委副書記。但很快又回到了金寨，再次兼任縣委書記，6月30日，中共金寨縣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潘東旭在閉幕式上做出承諾：“金寨脫貧的時間定在2019年，決不能因個人仕途犧牲群眾利益，金寨脫貧時間不會提前。”
摘帽前不能調離，導致部分年齡較大的貧困縣黨政主官還堅持在工作崗位。湖南新寧縣委書記秦立軍已58歲，按照過去的慣例，縣委書記一般在55歲後就退居“二線”。
“（我）是全省最老的縣委書記了，到2019年我就59歲了，脫了貧還要穩定一段時間，正好60歲，到那時我就光榮地退休。”秦立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在脫貧攻堅中沒有完成脫貧任務就調離崗位，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有當逃兵的感覺，“我是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閱讀更多 南方週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