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結構複雜而豐富的文明體系，中華文化強韌的生命力是獨一無二的。

即使在近代受到西方文明的強力衝擊，中華文明體系及其特質也仍然持續深刻影響中國的文化與社會演變，包括價值倫理的演化、話語體系的轉變和國家體制的重新構建。那麼，中華文明的基本特質是什麼呢？

中華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道”而非個人主義

中華傳統文化崇尚的是包括天下萬物運行規則在內的“天道”，也被有些學者概括地表述為“天、地、君、親、師”，這就是中國人的傳統信仰。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幾千年來，歷代中國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就是這樣一幅塵世間人盡其才、遵守公德、各得其所、和諧有序的社會圖景。

中國人堅信“天下大同”的人類理想與“天道秩序”的終極力量，認為人應“畏天命”，而在“有教無類”宗旨指導下的“教化”過程則是“天下”人類各群體感悟並接受“天道”的過程，而且堅信所有的人群遲早都應能接受這一“天道”。

與西方文明不同，中華文明不提倡個人主義，強調的是社會公德和萬物眾生都應遵循的“天道”，這是另一種道德倫理體系。中國人所說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講的決不是西方式“民主選舉”中的多數，而是順應天理、符合“為公而思”的公心，這種“公心”所考慮的是天下之人，不是某個派別的信眾，不是某個政權下轄的國民，也不是某個小群體或個人。

中華傳統文化雖然強調社會公德和集體倫理，不強調個人權利，但並非沒有平等觀念。中國人的“平等”觀念，既體現在與異文化異群體的交流中，體現在尊重境內不同族群傳統和地方文化的多樣性，也體現在財產繼承製度中。中原地區的財產繼承是男性子嗣均分制，而不是歐洲或日本社會的長子繼承製。

中國人沒有歐洲社會那種固化的家族“世襲”概念，不僅皇朝世系可以“改朝換代”，民眾和士人可以接受那些尊崇並繼承中華文化的異族統治者（亡國而不亡天下）；貴胄世家也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中原皇朝歷代選拔賢能的主要渠道是面向全體臣民的科舉制。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曾十分讚賞中國的科舉制，認為比歐洲各國的爵位領地世襲制更加體現出平等精神。

直至今日，政府各級部門的領導在中國社會仍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父母官”，國內任何地區如果在經濟財政、民生就業、物資供應、搶險救災、基礎設施建設、醫療保健、教育質量、社會保障、道德治安甚至環境生態等方面出現問題，中國國民都會指責政府部門的失職，而政府官員也會被問責。

在西方國家中的政府，主要責任限於國防（“兵”）和執法（“刑”）。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天道”觀和民眾對執政者角色功能的期望完全不同於西方社會，我們在理解古代甚至今天的中國社會時，要認識到中國政府與西方國家政府之間的本質性差別。

中華文明對於內部文化多樣性和各種外部文明都表現出罕見的包容態度

中華文明的基本特徵是非無神論的世俗性，既沒有一神教那種強烈的“零和結構”的排他性，沒有嚴格無神論的反宗教性，也沒有基於體質差異的西方種族主義觀念，對於人們在相貌、語言、服飾、習俗等方面的差異，也表現出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寬容心態，甚至所謂的“華夷之辨”也僅僅是文化觀念的差異，而不是本質性的區隔，

就社會內部而言，這種寬鬆的包容度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思想的活躍和民間創造力的萌發提供了空間，使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哲學、史學、文學、醫學、兵法、天文、科技、建築、農耕、陶瓷、冶煉、絲綢紡織等領域出現了後世鮮見的“百花齊放”盛況。從中原各諸侯國“諸子百家”中衍生出儒學、老莊、法家、墨家等許多流派，許多學者跨流派互為師生，在交流與競爭中彼此借鑑、相互包容而不是強求同一，其結果反而促進了事實上的相互融合，這就是歷史演進的辯證法。儒學通常被認為是中華文明的思想主脈，需要注意的是，儒學在其後續發展中不斷吸收融匯其他學派的思想，始終處於演變過程之中。

秦統一中國後，建立了一個空前統一、涵蓋遼闊地域的政治體系。為了推動管轄區域內的行政體制和文化體系的同質性，秦朝設立郡縣，推行“書同文”，加快中原各地域之間的文化融合，逐步形成以統一文字為工具載體的中華文明體系。與此同時，秦朝推行“車同軌”，統一貨幣與度量衡，有效地促進了地區間的貿易往來和統一經濟體系的形成。漢代印刷術的出現和隋朝創立的科舉制進一步推進中原皇朝管轄地域內各地區之間的文化統合。凡是實行了科舉制的地區，不論其存在哪些族屬語言差異，當地的精英人士都逐步融入中華文化圈。中原文明的傳播地域逐步從黃河和長江流域擴展到珠江流域和周邊其他地區。但是由於中國地域遼闊，交通不便，各地區地理自然風貌存在很大差異，因此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齊魯、燕趙、吳越、秦、楚等不同區域的地方性傳統文化長期依然得以保留特色。共性與特性並存，一體與多元並存，這就是中華文明的另一個特質。

與此同時，在與來自“中華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過程中，中華文明先後容納了外部傳入的佛教、伊斯蘭教、薩滿教、基督教等宗教及教派，吸收了外來宗教的許多文化元素，包括哲學思想、話語體系、制度形式和文學藝術。在文化和思想交流中，孔子主張“中庸之道”，不偏狹不極端。中華文明的另一個代表人物老子則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正是這種主張“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理念和基本態度，使中華文化對於內部多樣化和外來異文化具有舉世罕見的文化包容度和融合力。

從以上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中華文化對外來宗教與文化的強大包容力，感受到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積極吸收和容納外來文明的心態。“漢族以文化根柢之深……用兼容幷包，同仁一視，所吸收之民族愈眾，斯國家之疆域愈恢”（呂思勉）。

中華文明開展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理念是“和而不同”和“有教無類”

羅志田認為，“中國的夷夏之辨……對外卻有開放與封閉的兩面，而且是以開放的一面為主流。夷夏之辨是以文野之分為基礎的……故夷夏也應該是可以互變的”。在與其他群體交流過程中，中華文明所持的是“有教無類”的立場，採用“教化”的方法來“化夷為夏”，而不是簡單地排斥其他信仰與學說，因此中國人從來沒有“異教徒”的概念。由於在孔子的年代，中原地區居民的人種成分十分複雜，“所以，‘有教無類’主要不是指社會貧富等級差別，而是種族特徵差別”（蘇秉琦），表示對不同祖先血緣及語言文化群體施以教化時應一視同仁。在與異族交往中推行“教化”的方法是“施仁政”，“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主張以自身較高的文化修養和德行來對蠻夷進行感召，而不是使用武力手段強迫其他群體接受自己的文化。這種政策的前提是對中華文明優越性的高度自信。“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甚至連中國傳統軍事思想也強調“天子”的軍隊應為“仁義之師”，“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因為不同文明之間可以相互學習和傳播，所以中國傳統思想認為“夷夏之辨”中的“化內”和“化外”可以相互轉化。錢穆指出，“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在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華夷分別之明證，這裡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夷夏之間存在的是一種動態與辯證的關係。所以儒家提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觀念，明確淡化“天下”各群體之間在體質、族源、語言、宗教、習俗等文化領域差異的意義，強調不同人類群體在基本倫理和互動規則方面存在重要共性並完全能夠做到“和而不同”與和睦共處。

中華文明認同體系的核心是文化認同，而不是西式僵化的“民族主義”

與歐洲的文化傳統全然不同，中華文明強調的是“天道”中的社會倫理與政治秩序，主張“和而不同”，領悟並遵從“天道”的群體即是享有文化素質的人，其他人群尚有待“教化”。孔子說：“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王韜在《華夷辨》中指出：“華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內外，而繫於禮之有無也明矣。苟有禮也，夷可進為華；苟無禮也，華則變為夷”。因此，在中華文明的這種具有高度包容性、動態化和辯證思維的認同體系中，不可能產生西方式的僵化“民族”（nation）概念。

即使晚清政府在某些形式上，特別是在與西方列強交往中表現得像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如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交部），與各國互派公使並建使館，設定國旗國歌，翻譯《萬國公法》，簽訂國際條約、設立海關等，但是在中國社會的基層組織中始終是一套傳統的中華文明體系在發揮作用。

中國傳統認同體系的核心是文化認同，對“天道”和儒家道德倫理的崇敬就是中國人的信仰體系。所以費正清特別指出，“毫無疑問，這種認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準的思想，意味著中國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義更為基本的東西……一個人只要他熟習經書並能照此辦理，他的膚色和語言是無關緊要的。”這就是中國歷史發展中以“文化”確定群體認同和“有教無類”的主導思想。在面對內部多樣性和與外部文明相接觸時，“‘不拒他者’是中國的傳統精神，而民族主義之類才是西方的思維”（趙汀陽）。民族主義是具有某種“零和結構”和強烈排他性的群體認同意識形態，在中華文明的土壤中不可能滋生出西方式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思想體系。

近代以來，歐美帝國主義在對外關係中踐行的是“以強凌弱”的叢林法則，地緣政治中的“霸權”理念至今仍然主導著某些國家的外交思路。在今天的國際交往中，中華文明與外部文明-政體交往中遵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求同存異”的基本思路構成了中國外交活動的文化底色，使其具有不同於歐美國家外交的文化風格，贏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真誠友誼，也為21世紀的國際關係大格局注入新的元素。

（作者馬戎，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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