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晚上，松果生活聯合北京SKP在北京SKP四層的Rendez-Vous舉辦了一場名為“三聯1000期：編輯部的故事”的沙龍，活動邀請李鴻谷（三聯生活週刊主編）、陳賽（三聯生活週刊資深主筆）、俞力莎（三聯中讀內容總監）、楊璐（《三聯生活週刊》主筆）、劉怡（《三聯生活週刊》特約主筆）參與對談，就三聯生活週刊1000期的封面主題：與時代同行——真相、知識、成長、生活，展開分享自己職業生涯的所見與所思。
本期推送，松果君選取沙龍分享會的精華部分分享給大家，希望能給各位讀者朋友帶來一些思考和些許新的認識。
李 鴻 谷
《三聯生活週刊》主編、三聯生活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
我的兒子曾經問我，做雜誌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告訴他，做雜誌就像他玩遊戲，要一關一關地過，現在，我們《三聯生活週刊》已經過到一千關了。我們的雜誌靠的是那些了不起的記者在這個平臺上展現自己，表達自己，在一次一次過關的過程中，讓我們重新認識了我們可能並不瞭解的世界，和並不瞭解的自己，這是雜誌本身的意義。今天我們要做的，是選取我們一千期的雜誌裡面那些基本的堅實的要素，來跟大家分享。
三聯生活週刊最早創辦於1925年，1926年，鄒韜奮先生成為了這本雜誌的主編， 1995年，我們有了“一本雜誌和他倡導的生活”這個口號，2001年我們雜誌改成了真正的週刊，第一期週刊封面是“居住改變中國”。
我是2000年的11月份從武漢長江日報到三聯來的，最初是做新聞方面的內容。在這個過程中，發生過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我曾經去溫嶺做一個採訪，但溫嶺市的公安局、法院、檢察院等六個機構全部拒絕了我，當時我僅剩的採訪對象就是事件主人公還在讀小學三年級的女兒。此時我很矛盾，因為作為記者，就要探尋真實性，不能放掉任何一次希望，但是這次採訪帶給小女孩的則會是又一次的傷害。
後來我去找他們的校長，說明來意後，我提出只想和她的監護人取得聯絡。但校長還是拒絕了我，因為不想讓年幼的孩子在這次事件中受到任何傷害。我沒有采訪那個小女孩，最後通過其他方式完成了報道。離開溫嶺之前，我給那個拒絕我的校長留了一封信，我說：雖然你拒絕了我，但我仍要感謝你，你選擇了保護那個孩子，希望未來你依然堅持這種選擇。職業之上有人文，這個是我們要堅持的。
2003年，我們做了兩個人物報道，這是我們第一次能夠有力量地切入公眾議題。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演變，而在這之前我們這種力量是弱的。
2005年，我們做了五期抗戰勝利60週年的封面，2015年我們又做了兩期抗戰勝利70週年，這組封面使我們的雜誌完成了一個很大的演變。我們雜誌起初以新聞內容為主，但我們發現這在市場上的反映是非常有限的。後來我們想，互聯網的興起，讓新聞每天以摧毀性的速度傳播，週刊顯然不可與之匹敵。但是我們能夠以深度對抗速度，由信息生產轉變為知識生產，因為知識是對信息相對充分的、系統的，經過思考的表達，它比信息存活的時間更長。
2009年，我們做了一期汶川地震一年回顧的封面，今年又做了十年回顧，這組封面意味著我們的雜誌真正參與到了社會共識的形成中。災害的報道之後，如何來認知這場災害，是我們這組封面經歷的一個完整的過程。同年，我們還做了兩個建國60週年的封面，一期叫“中國”，一期叫“人民”。中國這期裡，我們想談現代中國是怎麼形成的；人民這期裡，我們講的是“人民”這個政治概念背後意味著什麼。當我們面對一個所謂的主題宣傳或者主題報道的時候，能否把這個命題變得更具思考性，也是我們可能去開創的空間。
這是一組大師的封面。當一個國家處於現代化的遞進過程中時，我們怎麼來認識我們的過去，認識創造我們精神來源的那些人，構成了我們對過往中國的理解。
2016年，我們做了一期雜誌叫“學會幸福”，開始探究心理學這個領域。我們關注的是一個階層興起背後的自我成長和心理，這背後，不是一個簡單的，類似於如何克服抑鬱症的話題，而是我們由向外擴張變成向內發現的轉變。
2017年我們做了一期“中國人從哪來”的封面，後面還做了“一個人的壽命有多長”、“人類的創造力從哪來”等等，我們開始追問一些大的問題。去年和今年我們做了兩期關於宋朝的封面，這是另外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是我們怎麼來回望歷史，怎麼樣重新定義歷史。對於歷史，我們之前回望到了民國和抗戰，現在看的更遠一點，到了宋朝，我們在探究對傳統中國新的認識。後來我們把它變成了音頻課，在我們的中讀app上線，這又是一種新的嘗試。
劉 怡
《三聯生活週刊》特約主筆，原《戰爭史研究》叢書副主編。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中國政法大學近現代史研究所，長期關注地理政治與安全衝突問題。近年來曾前往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沙特等國家做深度報道，出版有《武神與將軍》等多種個人作品。
我在週刊負責的主要是國際問題和歷史類話題的報道。儘管不同於大家對“新聞工作”的一般印象，比如社會類或者調查類的報道，但我覺得它們的基本特質是一致的。比如我們現在坐在SKP這麼好的空間裡做分享會，但是如果往前推10年，大望路這個地方的整個市井面貌和現在是完全不同的；往前推50年、100年，反差更大。今天中國人的生活好像是變得越來越好了，大眾消費能力也提升了，所以我們會有一種直覺，覺得經濟的總體繁榮是一種常態。但回過頭去看，這一切僅僅是在不到30年實現的，在歷史的演化過程中是很短的一個週期。我們眼前看到的東西、我們日常熟悉的生活，和歷史變化的劇烈性、詭異性相比，實在太平面、也太膚淺了。但歷史的流動又是從不休止的，今天的面貌是過去的變化積累和疊加的結果，今天正在發生的變化又在為明天生活的面貌積蓄可能性。而國際報道的意義，就在於突破面前靜態的時空，去發現和捕捉那些變化要素。
如今，出國旅行是一個特別普通和頻繁的事情。但是走馬觀花式的遊玩只是一種比較初級的旅行，很難深入瞭解當地的人和他們的文明、他們的社會。對我而言，做國際報道時我會比較注重“長時段”和“短時段”這兩個不同的維度。“短時段”就是當下、或者最近5到10年這個地區的人在關心什麼；“長時段”則要追溯當地的歷史，在50年、10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這個國家發生過什麼。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種延續效應，它的影響會一直延續到當下。所以僅僅用眼睛、用交談去捕捉關於“短時段”的信息是不夠的，還需要大量的閱讀、思考以及對不同地理環境、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的實地探訪，把兩個維度結合起來。
今天，我們基本都認同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上升至全球前二，綜合國力以及世界影響力也有了驚人的提升。但在整個世界範圍內，這種影響力的增長主要還是一種政府行為，它跟中國政府與外國之間邦交關係的鞏固、以及對外投資和經濟援助總量的增加是交織在一起的。除此以外還有企業和商人自己去國外做生意。但普通中國人瞭解世界、認知世界的慾望和能力，特別是基於自己的興趣和某種價值觀，去和其他文明建立關聯、進行溝通和互動的能力，其實還比較弱。
幾個星期前有過一則新聞：一對年輕的美國夫妻在塔吉克斯坦邊境上，被當地宣誓效忠“伊斯蘭國”的一群小青年殺害了。中國的互聯網上對這則新聞有一些嘲諷，認為死者糊塗、不知好歹。但我在查閱了新聞背後的一些資料之後發現，這對夫妻都是美國政治學排名前三的名校喬治城大學的畢業生，男方還曾經是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他們秉承著一種“極簡主義”的生活觀念，希望降低對物質生活的依賴，憑自己的本真去了解和接觸世界，因此開始騎車環球旅行，最後卻遭遇了不幸。
可能站在國人的角度，會覺得這兩個人有點想入非非。我本人也不很認同他們對生活的看法。但在我看來，這種基於個人熱情和特殊價值觀，去探索外部世界、接觸異質文明的活動，延續了從16世紀哥倫布時代以來無數西方探險家和傳教士的道路，是一種真正的世界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可以超越基於政府行為的對外投資和援助，與你個人的智識興趣結合起來。現在這種人在中國可能還比較少，所以我覺得我在從事的這份工作，包括我在最近三年所做的一些封面報道，例如採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去到伊拉克、敘利亞和沙特阿拉伯，報道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進入印度和阿富汗的貧民窟去和那裡的居民交談，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為週刊的讀者提供一種基於個人智識和好奇心，而不是一個非常宏大的、以國家行為作為依託的框架，去認識和了解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乃至最終去改變它。如果說大家在閱讀過我的文章之後，能夠對我們經歷過的歷史有一點回味，能夠有更大的興趣去思考我們與其他國家人民之間的相同點和不同點，那麼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俞 力 莎
三聯中讀內容總監，曾任《三聯生活週刊》記者，《新知》雜誌編輯。
我是在2010年正式進入三聯的，2010年底爆發了“阿拉伯之春”，當時那幾年，對於負責國際時政報道的我來說是非常痛苦的，因為我每週要告訴大家世界各地的動盪、不安以及事情演變到了什麼階段等等。2013年，我開始參與三聯一本新雜誌《新知》的編輯工作，講到“新知”就不得不提到“知識”，關於知識，我列舉三本雜誌的封面。
2009年第39期“劍橋——一個完美的讀書地方”，做這個封面故事的時候，我還是一名實習生，當時我負責翻譯了一篇阿蘭·德波頓的文章《我的劍橋》，後來這個大學系列我們一直做到了2016年。當時人們還認為知識的獲取，主要是發生在線下場景中，所以要追求“一個完美的讀書地方”。
2011年的這期封面，我寫了一篇特別報道叫“開放教育與學習的革命”，時值互聯網上各種開放教育運動活躍時期，最為知名的就是慕課的形式，就是將各種精英的大學課程放到網上，公開，甚至免費地向大家開放。後來“學習的革命”成為了2013年《新知》創刊的封面主題。
2017年《新知》休刊，它是紙刊在互聯網時代生存的一個小案例，伴隨著這樣一個小插曲，我開始進入三聯新媒體的新項目中讀，最開始，我們做了一個封面故事叫“知識付費時代——我們如何真知識”，今年2月份，我們做了一個三聯中讀的年卡，當時有近6萬人購買了我們年卡，把我們的服務器一度擠到癱瘓，算是開年的第一場互聯網的爆款。
“年卡”這件事讓我意識到，有很多因為報刊零售終端的萎縮等問題，跟我們失聯的讀者如今通過這件事又重新和我們建立了聯繫。另外，在這群失聯的用戶中，其中很多用戶屬於沒有受過互聯網深度洗禮的，什麼叫沒有受過互聯網深度洗禮呢？就是他是從公眾號看到我們的活動，但是卻不知道如何進一步操作註冊，於是我們技術人員通過社群去協助他們，其實如今很多互聯網產品都是面向資深互聯網用戶，但是我們也要考慮到傳統的用戶，培養他們去適應互聯網產品等，之後，我們就有了今年第一款三聯精品課“宋朝美學十講”，從大家的反饋中可以看出這個選題非常受歡迎。與這檔音頻精品課一樣，中讀APP上的很多產品都是由《三聯生活週刊》的自有資源轉化而來。讀者可以通過掃描雜誌上的二維碼來收聽有關雜誌封面故事的介紹，未來也可以通過中讀APP來體驗雜誌的AR閱讀。雜誌和音頻、視頻由此有了緊密的聯接與融合。這樣的融合背後是雜誌生產流程和生產關係的重組，同時，也是一個知識生產與傳播的全新過程。
陳 賽
《三聯生活週刊》資深主筆，代表作：《關於人生，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來自童書》、《大學的精神：教育是讓一個人成為最好版本的自己》
我是在2005年研究生畢業後來到三聯的，最開始我在三聯的狀態很像《老友記》裡的Joey，就是幾乎聽不懂大家在說的一些很高深的話題。後來我也一直在做很多跟知識相關的題目，我特別喜歡採訪哲學家、作家或者科學家，總覺得和這些人對話會讓我進入一種比較有知識的狀態，當時年輕的我覺得，世界這麼大這麼讓人恐懼，知識好像是一種武器，擁有了這個武器就知道怎麼應對外界的問題了。
2013年我進入《新知》雜誌，還記得老苗（苗煒）在發刊詞中引用了希爾伯特的一句話，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終將知道。可見事實證明讀者對知識的興趣並沒那麼大，因為《新知》做了大概2年多就慢慢消失了。我自己在這麼多年對知識的報道和追求當中也越來越意識到追求知識的虛妄性，就是你不斷去追逐，但是每一次追逐其實都是在暴露你自己的無知。
《新知》結束之後，我繼續做之前在三聯做的大學專題，但是做到最後發現這些大學越來越雷同，好像沒有必要一所一所做下來，於是大學這個專欄也停掉了，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處於一種很迷惘的狀態，開始懷疑記者這個行業。當時我有了孩子，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比較大的一個影響，我開始寫一些童書的書評，我突然發現我過去做的那些浮光掠影的，蜻蜓點水的那些知識報道，好像突然能為我在如何認識小朋友的事情上能夠提供很不一樣的視角，鑑於這個時期的一系列思考，2016年的時候，我們做了學會幸福這個封面，之後繼續做了一系列跟心理相關的封面，基本都是關於人怎麼走向成熟的話題，但是我對於心理學到底能提供什麼樣的，對於心理學到底能在多大解決我們這些人，我們生活在城市裡的所謂中產階級心理，能夠起到多大的幫助我是很懷疑的。
我對“幸福”這個詞始終存疑，總覺得哪裡怪怪的，就是有點不大對勁。直到我們去錄陳嘉映老師的課，我突然明白一個道理。他跟我講，他說幸福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人如果只是追求幸福的話，那人生其實是很庸俗的，因為幸福是一個很平庸的追求，我們生活在一個平民的時代，大家都只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我們只是想過一點好日子。所以我們跟過去的，比如說古希臘的英雄，他提到赫克托爾、Achilles，他們追求的那種德性，那種英雄的，建功立業的，就是我們距離那個是非常遙遠的。我們平民的美德是什麼呢？平民的德性就是勤奮、善良。如果我們在今天的幸福追求裡還有一點點德性追求的話，可能就是勤奮、善良。按他的說法就是比較平庸的一種追求。
過去我們大概做了十個題目，彙總成一個關於我希望探討人生的基本問題，我能探討的那些關於愛情、關於童年、關於人生的故事、關於情緒、關於自我的愛戀，反正這些我覺得都是人生非常基本的問題。我作為一個記者的價值就是從我自身的無知出發，只要我的無知和好奇心都是真誠的，我覺得通往這個答案的過程應該是有價值的。
楊 璐
2008年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進入三聯生活週刊社會部工作至今。一直寫“殺人放火”的新聞，近兩年關注重點在社會消費。
我是從428期紀念王小波的封面開始在三聯實習的，最初做社會新聞的記者，大約做了十年的社會新聞記者，見證了中國很多大事的發生。之後，我開始做一些涉及美食、旅遊或者其他和生活方式有關的內容。
三聯每年最後一期的封面都是生活方式，起初我們的生活方式內容還是帶有很多社會新聞的性質，但是2016年的時候，李大人（李鴻谷）提出我們已經受到了互聯網的衝擊，我們擅長的這些內容完全可以在各類微信公眾號上免費閱讀。所以我們要把這些文章寫得更有趣或者更詳細。但實際上，閱讀是有一定門檻的，大多數人對於閱讀方面的識別水平都比較基礎，文章的深入和詳細程度可能並不會影響大多數讀者對閱讀的選擇。那麼我們更需要做的，就是提出一種態度，比如2017年提出的“物質審美”，講的是與去年大家經常提到的“油膩”相反的生活方式。這本雜誌是教大家如何活得體面，這個體面包括為人處事，也包括你給別人的一種狀態，以及你對事情的看法。
有了這個轉變之後，我們的社會新聞板塊除了大家廣泛關注的諸如杭州縱火案、湯蘭蘭案等焦點話題以外，加入了更多有關“吃喝玩樂”的生活方式內容。因為這些惡性事件或焦點話題，我們的傳播速度無法與微博微信這些互聯網平臺相比較，同時，我們希望大家在我們的社會新聞板塊上看到的，能有更多潤物細無聲但可以改變大家生活的內容。
那為什麼這些選題也能算是社會新聞？我用馬甲線舉例，這是2015年的熱點話題，包括像袁姍姍這樣的女明星，因為練出了馬甲線，她不用依靠任何的作品就可以翻紅。這個事情的背後代表著我們這個社會的變化。馬甲線從美學的角度來講，並不是一個女人美的標誌，那它為什麼變成一個女性追求的東西？因為互聯網時代，我們可以隨時自拍發到社交媒體，馬甲線是一個女性注重身材管理，堅持健身的成果，代表著一種更優越的生活方式。於是我們開始嘗試，關注一些在城市裡面發生的，大家很關注的，或者大家都在討論的熱點事件，探究其背後的成因。
但是我也很擔心，這些話題不具有熱點新聞那樣具有強烈的新聞屬性，大家會關心嗎？對於一種新上線的消費品，大家通常只需要關心自己要不要購買，很少有人會關心這個東西為什麼要流行。所以我把很多關於消費的內容放在了三聯生活週刊的公眾號上，比如瑞幸咖啡和連咖啡這些城市消費的熱議產品，大家可以免費在公眾號上看到這些文章，我們根據閱讀量來判斷大家對這類文章的反響如何。後來我們發現，這些文章的閱讀量幾乎每篇都過了10w+，所以大家對於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消費問題還是非常關心的。
這是我剛剛做過的一期封面，裡面談到了關於消費降級的問題，就是大家經常在朋友圈裡轉發的，這個令人恐慌的現象。比如你的消費水準本來是MUJI，但你現在買了便宜的網易嚴選，是不是就說明你生活得很慘了？我發現，一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非常重要，如果你有自己的獨立判斷能力，就不會因為消費降級感到恐慌。當你明明可以以一個更便宜的價格買到和無印良品質量相同的產品的時候，你的第一反應如果不是相信自己的選擇，而是陷入消費降級的恐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們在三聯做消費相關的內容，就是想幫助大家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讓大家不去跟著標籤走，我認為這很重要。
現場花絮
關於“松果生活X北京SKP會客廳”| 每月，松果生活都會在北京SKP四層的Rendez-Vous舉辦一場沙龍，內容會從三聯生活週刊自有資源出發，緊跟週刊選題熱度進行，如果您對這個系列感興趣，請隨時關注我們的微信（微信ID：songguo_life）推送，報名參與！
圖片✎ 嘉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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