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上旬，洪學智奉葉劍英之命由廣州赴北京，向中央軍委彙報工作。沒想到，抵京後洪學智臨危受命，隨鄧華赴東北，見到剛剛上任的志願軍司令彭德懷。彭德懷開玩笑地說：“我可不是志願軍啊！”洪學智問：“你是怎麼來的？”彭德懷笑著作答：“我是毛主席點將來的。本來是該林彪來的，他說他有病，毛主席命令我來了。”洪學智也開玩笑地說：“那我也不是志願軍！”彭德懷問：“哦，你怎麼也不是志願軍呢？”洪學智指著鄧華說：“我是鄧華鼓搗來的，連換洗的衣服也沒帶。”彭德懷大笑：“照你這麼說，他還挺有辦法嘛！”鄧華說：“你們兩個呀，說的都不是心裡話，其實，你們都是最志願的志願軍了，讓你們來，你們誰含糊了？誰講價錢了？不都是高高興興地來了嘛。”大家都笑起來了。
文章摘自：《我們跨過鴨綠江》，中共黨史出版社，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可聯繫刪除
洪學智將軍
20世紀80年代，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踏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對美國軍隊進行友好訪問。洪學智幽默、獨特的談吐使美國同行感到驚異，一次晚宴上，一位美國將軍問：“洪將軍，你是什麼大學畢業的？”洪學智笑笑說：“我是你們美國的大學畢業的。”翻譯一驚，直譯過去。美國軍人不解了，又問：“我們哪所軍校畢業？”洪學智還是笑了笑：“你們的一所空軍大學。不過，你們的空軍大學還沒有給我發畢業證吶！”這時，誰都知道洪學智說的是20世紀50年代初的那場戰爭。正是那場戰爭，使洪學智的軍事才華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成為我軍一名耀眼的將星。
1955年，洪學智被授予上將軍銜，時年42歲；1988年，解放軍恢復軍銜制，洪學智再次被授予上將軍銜，時年75歲。兩次被授予上將軍銜，全世界惟洪學智一人，他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
“失蹤”的丈夫再也“打不散”
1936年5月30日，紅四方面軍在一塊草地上召開全軍運動會，作為軍政治部主任的洪學智和軍長王宏坤、參謀長陳伯鈞等坐在主席臺上。
體育比賽結束後，又表演文娛節目。大會宣佈由供給部和衛生部的兩個女兵班給大家唱歌。這時，張文(原名張熙澤)帶著供給部一班的女兵走到主席臺上，唱了一支《打騎兵》和《捉活牛歌》。張文起音，女兵班嗓音清脆、甜美、悠揚。此起彼落的美妙歌聲，引得臺下男戰士們呱呱呱地拍巴掌。齊刷刷的掌聲，粗獷宏亮的叫好聲，像陡然湧起的巨浪，整個現場沸騰了。洪學智至今還記得，“唱完後，她們羞得不行，低著頭跑回隊伍中去”。
這天夜晚，23歲的洪學智失眠了。他的腦海裡始終有張文的歌聲在打轉，始終有姑娘的身影在閃動。他發覺，自己愛上了張文。洪學智清楚：張文出身很苦，10歲就給地主當傭人；紅軍解放她的家鄉四川通江時，她與哥哥一起參加了紅軍。一想到“愛”這個字眼，洪學智想：自己是二十好幾的人啦，人家還是黃花閨女，會同意嗎？倒不如先託個人探探姑娘的口氣，人家不同意的話，也算了結自己一份心思。
於是，洪學智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供給部的謝政委，謝政委是張文的頂頭上司，面色嚴厲，可心腸很好。謝政委一聽洪學智要自己當紅娘，便欣然從命。
一天晚飯以後，謝政委走來朝她喊了一聲：“張熙澤，飯後到我屋來一下。”因為謝政委是個嚴厲而熱心的人，女兵們大都有點怕他。張文忐忑不安地在謝政委門口喊一聲：“報告！”謝政委喊她進來，給她拿了個座，請張文坐下。於是，謝政委來了個竹筒裡倒豆子，直來直去地說：“我老謝是個大老粗，說話從不拐彎抹角的，軍政治部主任洪學智你認識吧？”
“咱們軍的政治部主任，誰不認識他呀！”張文一聽笑了，馬上想到臉上有麻子的那個大個子。“洪主任對你印象很不錯，他前天讓我捎話給你，問願意不願意認識他？”
“認識他？不早就認識嗎？”張文覺得似乎聽錯了，話脫口而出。謝政委話更直接了：“嗨，都是粗人，我也不愛說那些轉彎子繞圈子的話，就直來直去的說吧，什麼認識不認識的，洪主任想跟你結婚，要你當他的老婆，人家誠心誠意，就看你同意不同意？”
幾句話，把張文羞得滿面通紅，頓時覺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心口跳得喉嚨都喘不過氣來。過了良久，張文說：“婚姻大事，我不敢隨便作主。讓我考慮考慮一下。”
不多久，在軍領導及其夫人們的勸說下，張文“服從了組織”，與洪學智喜結良緣。那年6月1日的晚上，大雨嘩嘩下個不停。政治部辦公室點著油燈，在軍領導和許多指戰員的歡笑中，洪學智和張文舉行了婚禮。
儀式完畢，大家圍坐在一起，喝了一頓疙瘩湯，就算是結婚宴席了。當年，洪學智結婚時只有一條被單、一條舊毛毯。1950年在北京通縣駐防時，洪學智將那條結婚用的毛毯送給了老鄉，為這事，張文還埋怨過丈夫沒有留下這麼重要的紀念品。
結婚剛一個月，洪學智便到“紅大”(“抗大”前身)學習，誰知一別就是3年，且杳無音信。“是在延安，還是上了前線？”張文日思夜想，明顯消瘦下來。“要是他還在，怎麼不來找你呢？”別等他了，再找一個吧”女友們紛紛為張文出謀獻策。但是張文執拗著要等下去。
一年初夏，張文來到“抗大”學習。一天，她正在窯洞裡看書，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叫她。張文推開窗一看，見洪學智正站在坡下向她微笑。後來她才知道，洪學智是受到“張國燾路線”牽連而“失蹤”的。
此後，行軍打仗，槍林彈雨，夫妻經受著血與火的考驗。1939年，“抗大”向敵後轉移時，洪學智和張文的女兒呱呱墜地。當行軍到達太原以北的一個山坡時，張文和孩子從馬上摔了下來，孩子啼哭不止。帶領部隊轉移的洪學智怕被敵人發現，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就一狠心把孩子丟給一個老鄉家。緊急之下，洪學智夫婦竟沒有問老鄉的姓名，身上帶的幾塊錢也忘了留下來。幸虧掩護部隊當時打聽了一下，後來查地圖找到了那個村子的名字。直到1950年，他們才把女兒找回來。
1940年，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月，洪學智的兒子洪虎出生了。在向魯西北前進的時候，張文帶著孩子行軍極其艱苦，有時孩子尿了褲子就凍成冰疙瘩。為了趕路，張文必須走很遠才能給孩子喂一次奶。他們帶了一個燒開水用的洋鐵壺，裡面裝了半桶豬油，過幾天就挖一點吃，好讓張文保持足夠的奶水。
在通過敵人平漢鐵路封鎖線時，洪學智在部隊隱蔽的棗樹林裡遇見了懷抱兒子的張文。那天，夜漆黑，洪學智親了一口兒子的小臉蛋，然後讓張文伸出手來，讓警衛員打著手電照亮，他要在張文手心上畫地圖。他告訴張文，如果越過封鎖線就在這個點集合，要是過不去退回來就在那個點集合。他邊說邊畫，畫了幾條線，幾個點。為了安慰張文，他堅定地說：“放心吧，咱們打不散！”
趁著夜色，他們奔襲了70多里，終於到達了一個安全地帶。在一個村莊裡，筋疲力盡的指戰員們往被包上一歪就睡著了。這時，一個老太太跑前跑後很是熱情。原來，她是想要讓洪學智夫婦把兒子留給她。
老太太說：“鬼子經常掃蕩，你們老是轉移，帶著這麼小的孩子不方便，把孩子留給我，我給你們做一頓麵條吃。”已經丟下了女兒，洪學智再也不想把兒子丟掉了：“不行呀，老大娘，給孩子不行，我們給錢。”
穿過一道道山崗，渡過一道道河流，闖過一道道封鎖線，洪學智夫婦在抗日烽火的槍林彈雨中不僅經受了生命和人格的考驗，也錘鍊了堅貞的愛情。在晚年，他們依然相伴如初。
幫彭德懷撿了一命
1950年10月22日，洪學智和他的戰友們趁著夜色來到了朝鮮的國土上。進入朝鮮的第二天上午，志願軍司令部機關全體人員趕到了志願軍總部駐地——大榆洞。下午，十三兵團指揮機關也按毛澤東的電令趕到大榆洞與彭德懷會合，不久即與志願軍司令部合併，成為志願軍司令部。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華為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委，分管幹部和政工；洪學智為副司令員，分管司令部、特種兵和後勤；韓先楚為副司令員，解沛然為參謀長，杜平為政治部主任。
1950年10月25日，志願軍打響了入朝之後的第一戰，這天中午就餐時，由於溫玉成指揮的40軍與敵進行了意想不到的遭遇戰，彭德懷一言不發，邊吃邊沉思。飯後，洪學智、杜平等幾個人跟隨彭德懷身後，走進了山腰上那間作為志願軍指揮機關的小木屋。
在一間大一些的木板房裡，彭德懷召集鄧華、洪學智等開會，研究作戰方案，大家圍著一張長方形的桌子坐下。彭德懷沒說話，徑直走到掛滿地圖的牆壁前，用一隻長柄放大鏡在地圖上來回移動著。一會兒，彭德懷轉身對旁邊的人說：“好事多磨，恐怕又要改變計劃囉！”大家都贊同地點點頭。
這時，從遠處傳來了沉重的隆隆聲，接著又響起了尖厲的防空號音。彭德懷的警衛員闖進來說：“首長，敵機來了，快走！”
“慌什麼？你自己去！”彭德懷不高興地吼了聲。在場的人相互看了看，都為彭德懷的安全著急。彭德懷向大家揮了一下手臂：“你們怎麼不走？都去防空洞！”洪學智笑著說：“彭總，你不走，我們就都陪著你。”
“你們這些人哪，夠嗆！”彭德懷無可奈何地笑笑，隨大家朝防空洞走去。
這時，一架轟炸機從礦口上方呼的一聲飛了過去，根本沒把彭德懷的那間木板房子辦公室放在眼裡。彭德懷風趣地說：“它沒有下蛋嘛！草木皆兵。”一下子把洪學智等人都逗笑了。
在第二次戰役即將發起的時候，彭總辦公室和志願軍總部機關呈現出一派緊張繁忙的景象。戰爭環境下，條件十分艱苦。彭德懷夜以繼日地工作著，經常熬通宵。有時閉上眼睛打個盹就算是休息過了。同志們既欽佩他的精神，又擔心他的身體，但大家都瞭解彭德懷的脾氣，除了洪學智以外，志願軍總部的工作人員沒有人敢過多地勸彭德懷離開工作崗位去休息一會兒。
在國內戰爭時期，不要說在總部機關，即使是在軍師機關，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安全的。但是在朝鮮戰爭中，特別是在戰爭初期，不要說在軍師機關，就是在彭德懷身邊和總部機關工作的同志，也一樣面臨著生與死的考驗。在志願軍沒有制空權的情況下，前方和後方，安全和危險，是沒有什麼絕對分界線的。
侵朝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和他的後任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在每次較大的進攻前總要派出大批飛機進行偵察和轟炸。就在麥克阿瑟發起“聖誕節前返鄉”攻勢時，夜幕還未降臨，志願軍總部的哨兵看到有幾架美軍偵察機突然在總部駐地上空盤旋了幾次，有時飛得很低，引起了人們的警惕，大家估計美機可能翌日要來轟炸。當晚，解沛然參謀長召開有關防空準備的緊急會議，作了幾條明確規定。要求總部機關在第二天4點鐘以前一律開飯完畢，按時進入指定的防空地區。
第二天拂曉，志願軍總部機關的同志都擠在涵洞後面的一個石洞子裡，可就是沒見到彭德懷進來，總部幾位領導同志很焦急，要政治部主任杜平去請彭德懷。杜平說：“我去可以，但請洪副司令員去更好些，他在彭總面前比我的辦法多。”
洪學智摸準了彭德懷的脾氣，知道他難請，路上就動開了心思。到彭總辦公室後，見彭德懷正聚精會神地看地圖，洪學智就一本正經地說：“我們幾個人在洞裡研究第二次戰役怎麼打，請你參加。”果然，彭德懷二話沒說，跟隨洪學智來到了防空洞。
彭德懷進防空洞不久，幾架美軍轟炸機掠過總部上空，接連扔下許多銀白色發亮的東西，有的同志喊：“美機又撒傳單了。”話音沒落，轟的一聲巨響，一股狼煙沖天而起。這時，大家才知道那發亮的東西不是什麼傳單，而是凝固汽油彈。看來，敵機昨天是偵察好了目標的，幾發凝固汽油彈直接命中彭總辦公室，頓時木屋濃煙升騰，化作一片火海。
“好險！”有人頓時叫了起來。要不是洪學智把彭德懷“騙”進洞來。那後果不堪設想。
美國飛機飛走了。這時，突然有人發現毛岸英和參謀高瑞欣還在裡面沒能撤出來，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在場的同志焦急萬分，但面對熊熊大火束手無策。
就是在這次敵機空襲中，毛岸英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也是因為洪學智的機智，使彭德懷司令員得以躲過這場劫難。
對於彭德懷和志願軍總部的安全，洪學智最為擔心的是防空問題。志願軍沒有制空權，敵人的飛機可以隨時來轟炸，司令部的安全都受到威脅。中央幾次發電報，要注意防空，特別要保證彭德懷同志的安全。當時，不僅因為志願軍沒有制空權，總部的防空設備差，更因為彭德懷對革命戰爭極端負責，常常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工作起來連吃飯都要靠身邊工作人員提醒。在他看來，防空是對他的干擾，不到萬不得已，他總不願意進防空洞。
一天晚上，洪學智和志願軍副司令員韓先楚在一個小洞口上坐著，點了一支蠟燭，一面下象棋，一面等電報。他們正下得帶勁兒呢，敵機來了。
離他們不遠處的溝裡是個伙房，那兒支著一口燒飯用的大鐵鍋，燒鍋的火沒有完全熄滅，還有火星，給敵機發現了，敵機便朝他們這邊飛來了。由於敵機飛得很低，離地面很近，帶起的風嗚嗚地響，聲音大極了。很快，敵機投了五六枚炸彈，那炸彈下落的聲音，尖澀淒厲，難聽極了。洪學智以為把那廚房打掉了，後來一看，沒打掉，炸彈擦著他們的洞飛過去，落在山溝裡。敵機從他們頭上俯衝過去，很快又打了個轉兒，朝他們洞口這個方向俯衝過來。韓先楚一見，喊道：“不行，炸彈對著洞口來了。”
說完，洪學智扔下象棋就往洞裡跑。那洞也不深，大約有三四米。洪學智躲到洞子儘裡頭，對韓先楚說：“老韓，這個廚房可是造孽了。”還好，最後他們倆誰也沒傷著。
不過，又過了一天，還是出事了。志願軍司令部住的那個礦洞很大，東面有個大洞口用沙袋子給堵住了，西面還有個小窟窿，沒有堵東西。那天晚上，有個偵察參謀，點著蠟燭在離那個小洞口幾米遠的洞裡整理材料，敵機飛來了。參謀自以為是在礦洞裡，沒有注意。敵機發現了亮光，對著亮光猛掃了一陣機關槍，那個參謀不幸犧牲了。
為了保證志願軍總部及彭德懷的安全，洪學智和鄧華商議，先給彭老總搞一個防空洞。要搞防空洞，就得在靠近彭總辦公的地方挖洞、炸山，於是一個工兵連在彭德懷住處不遠的地方開始施工。施工炮聲驚動了彭德懷，這對彭德懷集中思考問題難免有干擾，聽說是給他挖防空洞，他很不高興，還說“要把部隊攆走”。
彭德懷找來洪學智，不高興地對他說：“你個洪學智，是不是沒有事幹了，在山下瞎鼓搗什麼？”洪學智解釋說：“這不是瞎搞，這是為防空，我要保證你的安全！”彭德懷不好再說什麼。
洪學智理解他的心意，就召集挖洞的同志說：你們挖好炮眼一齊放，不要零星放炮，以免影響彭老總的工作。就這樣，防空洞也就挖成了。
防空洞挖好不久，就發生了志願軍總部被炸事件。那天下午，幾架美軍飛機在志願軍總部上空轉了一圈，炸壞了坡上的變電所。天快黑時，又來偵察，洪學智立刻警覺起來，他想：“平時敵人總是先偵察，後轟炸的，明天要在這裡開會，研究下一步的作戰方案，這裡會不會挨炸喲？”他找到鄧華，一起研究了明天防空的事情，同時將情況向彭德懷報告。
第二天，作戰會議沒開多久，敵人的飛機就來了。彭德懷住的房子遭到狂轟濫炸，一枚汽油彈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頂上，房子很快燒掉了。
那天，彭德懷一天沒有說話，坐在防空洞裡像是一尊雕塑。洪學智去叫他吃飯，他才抬起頭來，說：“洪大個子，我看你這個人還是個好人哪！”洪學智笑著答道：“我本來就是好人嘛！”彭德懷動情地說：“這次美機來下蛋，要不是你老兄，老夫今天休矣哉！”
抗美援朝戰爭發起之初，志願軍是倉促入朝作戰的，這也是人民軍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次出國作戰，後勤補給遇到了很大困難，這始終是困擾彭德懷的一塊心病。特別是志願軍經三次戰役後，傷亡較多，兵員一時補充不上，而後方供應線又長達數百里，在美機不停的攻擊下，後勤供應出現嚴重問題，志願軍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幾乎無法繼續作戰。彭德懷決心立即返回北京面見毛澤東儘快解決。
1951年2月24日，軍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居仁堂總參謀部會議廳召開。彭德懷首先介紹了志願軍在朝鮮前線作戰中物資、生活、兵員等各方面存在的嚴重困難，他希望國內軍隊和地方都要全力支援。
當會議討論到具體問題如何落實時，有些幹部強調國內機構剛剛建立，許多問題一時還難以解決。彭德懷本來就對蘇聯拒絕提供必需的空軍、高炮部隊的援助惱火，在這內部會議上卻又出現這種強調困難的情況，立刻火冒三丈。他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吼聲在居仁堂迴盪：“這也困難，那也困難，我看就是你們愛國，難道志願軍戰士們就不知道愛國嗎？你們去前線看一看，戰士們吃的什麼，穿的什麼！傷亡了那麼多戰士，他們為誰犧牲？為誰流血？現在既沒有飛機，高射火炮又很少，後方供應運輸條件根本沒有保障，武器、彈藥、吃的、穿的，經常在途中被敵機炸燬，戰士們除了死在戰場上的還有餓死的、凍死的，他們都是年輕的娃娃呀！難道國內就不能克服困難嗎？”
彭德懷的發怒，令居仁堂裡氣氛肅然。此後，北京等許多大城市的幹部群眾晝夜為志願軍趕製炒麵，迅速送往朝鮮，暫解了志願軍斷糧之苦。以後隨著條件的改善，國內的支援工作逐漸走上了正軌。4月6日，志願軍黨委在金化郡上甘嶺召開第五次常委擴大會議，彭德懷號召各兵團、各軍和後勤部門，必須盡最大努力，紮紮實實做好後期保障工作。特別是糧食彈藥，不可疏忽大意。彭德懷指出：“對於後勤工作，再三重複一句，要特別認真，對東線5個軍的糧食供應，如果一天沒有飯吃，再好的計劃都完了。如這次打勝了，全體指戰員的功勞算一半，後勤工作算一半。”
彭德懷講話以後，洪學智就戰役的後勤保障發了言。洪學智說，第三、四次戰役，我志願軍只有六七個軍，還打了勝仗。這次增加到14個軍，炮兵由4個師增加到11個師，工兵增加到9個團，還有4個坦克團第一次參戰，志願軍的兵力成倍增加，再加上朝鮮人民軍，完全有力量打一個大勝仗。同時，由於部隊數量增加，志願軍的後勤保障難度也增大了。到4月初，志願軍已囤積糧食3000萬斤，彈藥3至5個基數，但就怕到時運不到第一線，戰士們吃不上飯。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洪學智要求後勤部門和各部隊都要努力改進運輸，加緊囤積糧彈、汽油等物資。戰役發起時，各參戰部隊自帶5天干糧，另由各後勤分部準備5天干糧，隨部隊跟進。同時須用一切努力，克服南進時300裡無糧區的困難，使部隊能不斷獲得糧食、彈藥供應。為了克服運輸上的困難，各部隊在作戰中，應預先組織一批司機，並利用俘虜，搶修繳獲的汽車。還要在駐屯範圍內，分段修路，遇有破壞，隨時修補。
會議上，洪學智要求工兵指揮所立即派部隊加修熙川經德峴裡、寧遠、孟山到陽德的公路，要使這條公路成為志願軍極重要的運輸補給線。洪學智非常清楚，正當志願軍加緊進行戰役準備，鞏固提高後勤保障能力時，敵人也在千方百計地破壞志願軍的後勤補給線。
當時，洪學智最為關注的是平壤以東、成川以南的三登庫區，這是鐵路沿線上一個比較隱蔽的小車站，是志願軍後勤一分部庫存作戰物資主要的卸車點和轉運站。從2月初到4月上旬，三登一線共卸糧食、被服、副食品等物資700多車皮。截至4月8日，除大部物資運走以外，還存有170多車皮物資，其中有150車皮物資堆放在三登北、西兩面約15華里的山腳處和溝岔裡。
4月8日，敵機發現了目標，從早晨6時至下午4時，4架敵機輪番轟炸，結果150車皮軍用物資，被炸著火的約有90車皮，經部隊冒險搶救，最後搶出大約6車皮，總共損失約84車皮。其中損失生、熟口糧260萬斤，豆油33萬斤，單軍衣和襯衣48萬多套，還有大量其他作戰物資。
彭德懷得知這一情況後，連聲說：“損失這麼多軍用物資，犯罪，犯罪……簡直是犯罪呀！”
作為主管後勤保障的副司令員，洪學智對三登被炸所造成的嚴重損失更是痛心不已。他和同志們一起分析三登被炸的原因，以吸取教訓。客觀上，三登的後勤一分部本身沒有足夠的運輸能力，難以及時疏散物資，也缺少保障部隊，就連起碼的高炮掩護也沒有，一旦被敵機發現，就容易造成嚴重的損失。主觀上，三登這個小站，洞小物資多，一時運不完，沒能及時大量分散和隱蔽，對敵人可能的破壞活動估計不足。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最艱難的時期和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洪學智曾回憶說：“入朝就困難——語言不通、人地生疏、天寒地凍，物資運輸，通訊聯絡都是問題。最艱難的時期是1951年夏季，朝鮮連降暴雨，山洪爆發，是40年未遇到過的洪水。公路全部被破壞，房屋坍塌，橋樑炸斷後被沖走，沒炸斷的也被沖走了。不光我們說困難，敵人也喊困難。我們的主要物資集散地三登附近變成了一片汪洋，倉庫、醫院和高炮陣地全遭水淹，許多電線杆子都被洪水淹沒了。三登有一個高炮營，洪水突發時沒來得及搬出，幹部戰士被逼上了高壓線。他們沒經驗，上高壓線後沒有順著高壓線慢慢疏散開，而是擠成了一堆，結果高壓線斷了，七八十個人都被淹死了，炮也被水衝跑了。安州、魚波車站直到平壤附近，全部被洪水吞沒。戰爭正在激烈地進行，又碰上特大洪水，真是雪上加霜，難上加難。我是志願軍司令部領導兼志願軍後勤部司令員，真是吃不下睡不著，心裡像火燒一樣。但是越困難，越要冷靜處理。我們採取了一系列的應急措施。怎麼解決呢？像打仗一樣，我們把公路分成段，分段包乾，部隊和機關都參與進來，全軍總動員，掀起了大規模地搶修公路的熱潮。朝鮮軍民也參加。計劃40天大修復，結果一個月就全部修復了，度過了我們最艱難最危險的時期。”
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發展，特別是志願軍第二番部隊大規模入朝，我軍急需大量武器裝備。1951年5月25日，第五次戰役後期，毛澤東派總參謀長徐向前率代表團赴蘇聯與蘇聯政府談判購買60個師的蘇聯武器裝備問題。談判從6月上旬開始，持續到10月中旬，最後雙方達成協議，由於蘇聯運輸力量有限，1951年只能解決16個師的裝備，其餘44個師按每年1/3計算至1954年完成。
運動戰時期，志願軍後勤工作繼承國內解放戰爭後期的經驗，由各分部按照作戰方向部署兵站，通過兵站線的延伸對部隊實施跟進保障。由於戰場狹窄，分部與兵團後勤、軍後勤之間缺乏明確分工，形成後勤機構重疊，供應層次不清，戰役後方與戰術後方互相交叉，不利於發揮各自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甚至出現了互相依賴或重複供應等混亂現象。
轉入陣地作戰以後，志願軍後勤負責供應的部隊陸續增加到17個軍、6個炮兵師、4個高炮師、1個坦克師，另有騾馬6萬多匹。部隊的技術裝備也不斷改善，後勤供應的任務大大加重，矛盾更加突出了。彭德懷對這種狀況很著急，洪學智更是寢食不安。採取什麼形式和方法組織供應呢？洪學智回憶說：“我跑了一些軍、師、團後勤機關，還跑了一些前沿陣地，在總結運動戰時期建設兵站運輸線和開設供應站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戰略方針和後方對敵鬥爭的要求，以及轉入陣地作戰後，戰線相對穩定，各分部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加強，交通運輸條件有所改善、存積的物資日益增加等基本情況，提出了一種分區供應與建制供應相結合的供應體制方案。我向彭總彙報後，彭總認為這種改變很好，命令立即執行。”
這種供應體制把整個戰區後方地域劃分為戰役的和戰術的兩個層次。從鴨綠江邊至一線各軍後勤之間為戰役後方，構成志願軍後方地域。從軍後勤至前沿陣地之間為戰術後方，構成部隊後方地域。戰役後方由志願軍後勤根據總的作戰方針、作戰方向、部隊部署和地形、道路等條件以及後勤自身的力量，劃分供應區，開設兵站線，負責對本區的部隊實施供應。戰術後方取消兵團後勤，以軍後勤為主體，仍按部隊軍、師、團系統實施建制供應。
這兩種供應方法結合起來構成了分區供應與建制供應相結合的供應體制。實踐證明，這種供應體制，適應朝鮮戰區的地理、交通條件和作戰要求，在戰爭中充分顯示了它的優越性。
朝鮮是個半島，美帝又佔有海空絕對優勢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以及朝鮮戰爭中登陸作戰的經驗，所以敵人隨時都有實施兩側登陸，形成兩面甚至三面作戰的可能。洪學智認為，實行分區供應，各供應區互相聯繫，就在整個戰區後方由南到北，從東到西，形成了前後、左右兩個供應縱深，既能保證正面部隊作戰需要，又能解決兩面或三面作戰的後勤供應。分部直供到軍，取消兵團後勤，軍後勤不需要在分部管區內設置供應機構，避免了在朝鮮這樣狹窄的戰場上展開過多的重疊的後勤機構。各分部和各軍都有自己的行車道路，減少了行車的擁擠。
實行分區供應，各供應區相對穩定，部隊在作戰時，可以就近得到供應區的支援。在轉移時，沿途均可以得到補給。到新區後，可以迅速得到供應。戰線前伸或後縮，兵站線亦可隨之伸縮。這樣，部隊在行軍作戰中不需攜帶過多的物資，便於作戰部隊機動。實行分區供應，各分部受部隊行動的影響小，能夠保持相對的穩定性，便於各分部掌握該區敵機、敵特的活動規律，便於熟悉當地的環境、地形、道路、資源等情況，集中力量進行倉庫、醫院、道路和防護設施等後方建設。同時，洪學智認為，軍以下部隊實施建制供應，軍後勤成為一級供應實體，有利於作戰指揮與後勤工作的統一，有利於保持戰術後方的機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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