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56年前后的北京京剧团由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和裘盛戎担任正副团长和领衔主演，号称北京京剧团的四大头牌。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和杜近芳同属中国京剧院，1958年经过院团调整，李袁二位从三团调入一团与叶杜汇合，形成一团的强大阵容。“李袁叶杜”从艺术成就上看，算得上是中国京剧院的四大头牌。
新中国成立后，马谭张裘和李袁叶杜，或已成为流派创始人继续活跃在舞台上、或达到艺术顶峰如日中天、或进入创作高潮大红大紫。而早已成名的四大名旦已经走出了鼎盛期，四大须生中杨宝森和奚啸伯两位因各种原因并没有都能够在首都舞台常驻，因此，“马谭张裘”和“李袁叶杜”代表了解放后京剧界艺术力量最雄厚的两支队伍。
以马谭张裘为首的“北京团”和以李袁叶杜为首的“中京院”，在艺术特点、演出风格和剧目重点上均有很大差别，不能说孰胜孰劣，只能说各有千秋。
“北京团”是民营剧团，自负盈亏，多演出就多盈利，剧团才能存活，大家才有饭吃。四大头牌有号召力，在演出上当仁不让，每位都有演出场次的任务指标。马每月12场、谭14场、张和裘各18场。谭富英先生后期身体不好，一次给他派了较繁重的《战太平》，他对来人说，“爷们儿，是你唱还是我唱啊？换《失空斩》吧。”作为一名老艺术家也要带病坚持演出，听之令人唏嘘。
“北京团”四大头牌都拿出自己的拿手戏，以吸引观众。像马连良的《四进士》《十老安刘》，谭富英的《战太平》《定军山》，张君秋的《玉堂春》《怜香伴》和裘盛戎的《姚期》《铡判官》等。
四大头牌合作演出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如四人联合主演的《龙凤呈祥》，马谭张的《四郎探母》，马谭裘的《群英会借东风》，谭张裘的《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马谭的《十道本》，马张的《苏武牧羊》，谭张的《红鬃烈马》，谭裘的《将相和》等都是非常叫座的。可以说，“北京团”在推广演出传统剧目上发挥了极大优势。
在演出传统剧目的同时，“北京团”也推出了一批新编戏。像四大头牌的《秦香莲》《赵氏孤儿》已经成为经典，保留至今。在创排新戏方面，张君秋的成果最丰富，他创排主演的新戏有十多出，如《望江亭》《诗文会》《西厢记》《状元媒》《秋瑾传》《珍妃》等，其中不少已经成为张派艺术的代表作而传承下来。
“中京院”是国家剧院，一切由国家包下来，因此演出压力相对较轻。但是，“中京院”出国演出任务重，出国演出的节目都要重新排练，因此他们在首都舞台上露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在报纸广告上，“北京团”的演出天天都有，甚至在两个剧场同时演出; 而“中京院”的三个团一般交替在人民剧场演出，演出频率相对较低。另外，国家剧院演出剧目的选择更严格，这也是传统戏演出较少的原因。
从演出剧目上看，“北京团”重点是传统戏，而“中京院”的重点则是新创剧目。李少春和袁世海创编主演的《野猪林》轰动剧坛，并拍成艺术片风靡了全国。著名剧作家翁偶虹改编整理的《响马传》由李袁联合主演，取得极大成功，得到周总理的关注和指导。叶盛兰独占京剧界小生第一把交椅，而年轻的杜近芳则是“中京院”当红的第一青衣，这两位在新创剧目中密切合作，成果颇丰。他们新排的剧目有《白蛇传》《玉簪记》《柳荫记》《佘赛花》《桃花扇》等。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海在创排了《黑旋风》《李逵探母》等独挑的新戏之外，还改编整理了《九江口》，由他和叶盛兰联袂主演。花脸和小生合作的戏不多，这是难得的一出。
1957年李袁叶杜联袂主演了新编现代戏《白毛女》，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四位艺术家运用传统戏程式刻画了现代人物，特别是李少春扮演的杨白劳在保持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得到戏曲界的一致认可。杨白劳和喜儿（杜近芳扮演）那段“扎头绳”的对唱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此外，李袁叶杜还先后创排了《林海雪原》《柯山红日》等现代题材的剧目。“中京院”在创编新剧目方面的确发挥了引领作用。
李袁叶杜演出的传统戏不多，但是偶尔也露演一番。比如李叶袁主演的《八大锤》、李叶主演的《打侄上坟》，叶袁的《临江会》等都是难得一见的好戏。李杜堪称“中京院”的第一老生和第一青衣，传统戏中生旦对手戏又那么多，可是很少见他们二位的合作，令人遗憾。
“北京团”推出《秦香莲》轰动剧坛，李少春想捧捧年轻的杜近芳曾提议也排《秦香莲》，自己担任配角王延龄，请叶盛兰创塑造一个小生的陈世美形象，而袁世海自告奋勇扮演韩琪。但因缺少一个理想的铜锤演包拯，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最后要提到的是，马谭张裘李袁叶杜这八位艺术家也曾有过交叉合作的机会。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中京院”和“北京团”创排了《赤壁之战》和《西厢记》，马谭裘和李袁叶联合主演《赤壁之战》，张杜叶联合主演《西厢记》。八位头牌分别在两出大戏中同台亮相，各尽其妙、相映生辉，这也算京剧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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