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我在南京工作。“八·一”三中日滬淞戰爭後,我堅持留在南京。十二月四日,當我清晰地聞到隆隆炮聲時,才撤離南京,回到老家新沂,帶領一批青年,準備赴武漢參加抗日戰爭。月底的一天,當我路過徐州時,在銜頭上遇見了故友王公嶼,他當時是淞江行政公署專員,由淞江撤來徐州,終日在一起聚談,相約同去晉謁劉漢川先生。
劉先生是國民政府在徐州設立第五戰區長官部的總參議。一日,我和公嶼去該部聯絡處,見到劉漢川先生,他和我兩人都是老相識,劉先生風塵僕僕,終日為抗戰奔忙,他間我們行止,我答曰:想離江蘇去武漢。當時還有一個青年在座,他是睢寧縣長費公俠。劉說李宗仁長官在此。他為人仁厚,求才若渴、平易近人。他既懂軍事,又懂得政治。他要帶我們去看看李長官。說著就領我們三人去長官部(即徐州道署)。
李長官在大禮堂側一間小廳內接見了我們三人,劉一一介紹後,李長官同我們一一握手。他態度明朗,和藹可親,沒有一點官僚架子。簡單寒喧以後。李開門見山地說:“我是廣西人,因為抗戰,不遠千里來到徐州,現在正是精誠團結抗戰的時候,你們那能走開?希望你們留在江蘇,共同協力、抗擊日寇。”之後他又接著說:“我們要從滬戰失利和南京淪陷這兩次作戰中吸取慘痛的教訓,特別是滬淞戰爭,
我們沒有強大的海防,敵人陸海空協同作戰,立體交叉、火力很猛,我們部隊越集中,越不能展開,所以付出的代價很高。在當時,南京方面決定在上海作戰是有幾方面原因的:一是上海是我國經濟命脈,不能輕易喪失;二是上海是國際市場,有各國領事,與各國利益息息相關,在那裡守土抗戰,能爭取國際上同情和援助。由於敵人侵華是有充分準備的,我們的部隊受到了挫折。
退出上海後,我們在蘇州本來設有堅固的國防線,但漢奸太多、敵人對我們國防洞如觀火,便繞道前進,很快進逼到南京。南京本是軍事上一個要塞,有平原有高山還有長江,是一個決戰的好地方,但沒能利用上。個有四萬萬人的國家首都,幾天之內就淪陷了,且潰敗之時,爭先恐後的逃跑、不但影響士氣,也貽笑中外。守南京的總司令是唐生智,他是有指揮能力,但他指揮的都不是他的謫系,臨陣又不受他的指揮,唐也無可奈何,只得撤離。這兩次戰爭,都是我們沉痛的教訓。
像我這樣,作為五戰區的指揮者,我認為在作戰中,必須有一支強大的能指揮得動的軍隊,才能有操勝的把握,如果指揮不了,即使指揮天才再好,也打不好仗。我這次來到徐州,廣西的兵我都帶來了,我要給來犯的日寇一個重創,給那些貪生怕死的悲觀者做一個樣子看,使國人振奮起來,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念。今後戰事,敵人必南北同時進攻,打通津浦鐵路線,南路要塞一個是滁州,一個是蚌埠,有山川之利,我已注意到了;
北方泰安是個要地,但力量不夠,韓復渠夜郎自大,沒有全局觀念,這是眼前特別要注意的問題。日本侵略者是有長期準備的,他本土小,人口少,利在速戰速決,不能堅持長久。因此,中央決定要長期抗戰。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要貫徹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對內要喚起民眾,對外要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是最好的辦法。現在在國際上,日本侵華受到全世界和平國家的譴責,我們是得到同情的,英、美、法、蘇都同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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