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即制度成本。制度设计，不能光想着制度可以解决什么问题，还要考虑实施和运行制度的成本到底有多高，而各项成本也有规避与化解的巧妙方法。
在商品社会中，管理制度设计的结果，还有另一项检验标准，即成本收益核算。
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即制度成本。而且制度还有一项成本——机会成本，这个成本人们往往会把它忽略。
1961年，美国发生了撒利多迈德事件，一名孕妇服用该药之后，产下了畸形儿，虽然发生几率微乎其微，但国会马上立法，对药品上市实行更加严格的强制审核制度。
这样一来，批准时间大大延长了，发明费用增加了许多倍。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
批准一种新药，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政府严格管制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侵害；但另一方面，过长的试验期和过于昂贵的费用，也导致消费者不能及时、廉价地得到所需的药品，同样会面临疾病的威胁。后一种损失，就是这项强制审核制度的机会成本。到了企业那儿，制度成本也绝不能理解为一张白纸和几滴打印墨水，而是来自方方面面，涵盖形形色色。
事实上，制度的制定要花钱、修订要花钱，宣传、推行、实施、监督都要花钱，甚至制度的决策者、执行者和适用者也要承受它带来的负面效果……
这么说吧，制度从酝酿直至最终废止的整个生命周期当中，成本每天都在发生，经年累月下来，一点儿也不便宜！
所以，制度设计，不能光想着制度可以解决什么问题，还要估算制度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如果有多个设计方案可选，也能知道哪一种“性价比”更高。
有一些“制度狂”，对制度成本一点概念都没有，动不动就出台一大套规定，一点点小事也要用“一套完整的制度”去规范。
制度越定越多，日常背负费用也越来越高，真不知道是在开企业，还是在开“立法院”。
组织不应当出台一些它实际上无力维持的制度，无论这些制度有多么大义凛然！
制度的经济性，首要考察制度成本本身。“贵”还是“便宜”，是相对而言的。大企业觉得便宜的，小企业认为很贵。
许多在大企业实行的规章制度，井然规范、恢宏大气，却不能随便用到小企业中去。
付出制度成本后，再结合所能获得的收益，或能避免的损失，就能估算出“性价比”。
在制度设计中有“多用激励，慎施惩戒”的口诀。因为惩戒重在预防，减少可能的损失，但它能防止的损失却是有限的；
激励则不然，只要带来的新增收益超过激励成本，就可以强化激励，没有封顶的天花板。
制度的各项成本，通常是在各个当事方之间分摊的，不大可能由一方“包圆”了。
如果制度成本分摊得当，每一方都可以承受得起，总的阻力相对较小，推行起来就会比较顺利。
如果无法分摊或分摊渠道较少，只能由一方承担时，他们就有可能跳起来反对，阻挠制度的实施。
制度成本分摊，操作上还有一些小窍门，如化整为零、向后推移、向外转移等。
成本较高、阻力较大的制度改革，或者通过分步实施，使每个阶段看上去很“便宜”。
或者交给时间，等到各当事人从变革中获得了显著的好处，再来说分摊成本的事。
至于向外转移，则是将一部分成本转移到社会上。
譬如，服务企业设置留言簿，发票上设置兑奖联，都可以假“他人之手”来达到监督的目的。
美国1986年《反欺骗政府法》修正案就规定：发现有人欺骗政府后，任何人有权以美国政府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并在胜诉以后分享15-30%的罚金。更高明的做法，则是巧妙利用分摊比例来调整博弈中的实力对比，从而引导各方形成利益追求的合力。
譬如“举证责任倒置”这一制度安排，不是让弱势一方证明自己遭到了侵害，而是让强势一方举出反证，证明自己没有违规或没有造成损害。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抑强扶弱，从而为制度创设出新的利益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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