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自述:我在银隆南京产业园经历了最危险的一次采访

今天,我,李一帆,经历了职业生涯最危险的一次采访,要不是我现在正坐在家里写稿,我都不敢相信我竟然真的从那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逃脱了!

那种冲上来嚷着像是要一拳把我掀翻的围追堵截,我以为只会发生在黑帮片里的。

我更没想到的是,这一切竟然发生在董明珠银隆南京产业园区里。

我只不过是像所有的记者做的那样,去到了银隆在南京的工厂所在地,在那儿找一些工人问询了几句关于工厂的运作情况。

何曾想到,我特么就差被绑架!被关小黑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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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细节我们后面再讲,不过我从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中,总结出了三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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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工厂萧萧兮溧水寒。

其实呢,这就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采访。毕竟从上个月开始,董小姐的银隆南京工厂就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7月18日被法院查封,7月22日又被解封,7月31日工人开吊车堵在门口,为索要薪资聚众示威。

想到去年此时,协议签订26天后火速开工的银隆南京还被媒体和政府宣传为“溧水速度”,再加上董小姐的光环加持,我太想看看如今的珠海银隆,到底被董小姐玩成什么样了。

于是今天一得空,拿到老板的特赦,我立刻买了张复兴号的高铁票,一大早便跟着早高峰人流直奔南京。

从南京南站出来,沿着花神庙枢纽至宁宣高速一直走,当广告牌逐渐增多,车流却逐渐稀少的时候,从243省道下去,行至一片荒芜人烟的区域,便是银隆南京产业园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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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人烟,是银隆南京产业园留给我最真实的第一印象。

“小姑娘你真的要下车嘛?这边看着没有人的呀。又晒又热,你不怕危险的哦?”在我指着银隆的大门,跟司机大声说就这就这我要下车的时候,司机一脸诧异和担心地看着我。

是啊,谁让门口的那条新淮路,一辆车、一个人都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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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司机师傅没事儿,师傅还执意要等等我,直到我像拍哥们儿肩膀一样拍了师傅一下,向他打保票不用担心后,师傅才重新发动了车子,一边说好哦好哦,一边像看女儿似的看着我:“你真是能吃苦。”

还不是被KPI逼的!我心里这么嘀咕,嘴上却说着是呢,然后不慌不忙下车,留给了师傅一个潇洒远去的背影。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师傅的担心竟然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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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门口马路上的荒凉没多大区别,银隆产业园里同样人烟稀少。在我站在入口处看两旁牌子,大约六七分钟时间,除了挖土机旁站着的两位师傅,我没看到一个人出现。

也就在那六七分钟里,我迈过了门口堆砌的乱七八糟石头块,快步朝工厂核心区域走去。

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衬衣西裤、头戴黄色安全帽的中年男子。他告诉我,他是指挥部的人,来这边看看情况。

我和他聊了一会儿,话里话外,他不住在提醒我,这里不像我想象的工人那么少啦,只是因为工厂主体基本都建完了,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而且现在天太热了,好多工人都是早晨五点就过来工作,然后十点下班,避开最热的时候,午休到下午三四点才再回来工作,所以现在(10:30)我看不到人嘛。

我说起一路过来在路上看到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广告牌,对方还告诉我比亚迪、长安、金龙等很多企业都在溧水这边开了工厂,有做电池的,也有整车厂,和银隆一起,“我们都属于这个示范区的一部分”。

只不过相比其他企业,银隆,明显看起来更加萧条,也看不出“示范”的意义。

但我的确险些就被这位先生的话“洗脑”了。没毛病啊!我也接触过做建筑工地的人,夏天中午太热,避开这段时间起早贪黑一会儿,多正常啊!

但后来的碰到的工人们,却告诉了我与指挥部师傅所说完全不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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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是银隆产业园里的起重工,遇到他时,他正和工友无所事事地站在厂间门口,我问他们不在忙吗,“有什么可忙的,钱也没有,起不来活儿”。小张的意思是,已经没活儿可干了,但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是干完了,而是银隆拿不出钱,工人都跑了,工地进度自然没法正常推进,他没法像过去一样指哪打哪按部就班的干活,“指挥部他们都是一伙的,自己人,就挑好的说呗。”

但无论对于资金,还是对于上个月的查封,小张和工友均表示,完全不知内情。

小张是安徽人,今年二月跟着五冶集团从家来到银隆南京产业园,“四个月没发工资了,老板也没办法,董明珠不给他钱,他就没钱给我们”,“我们心里也有点数,可能已经崩了。”他还指着身后的厂间跟我说:“这是西安建工的,从两三个月前就一个人都没有了,没钱,工人全跑了。”

按照友媒曾经的报道,“南京银隆商用车项目主要由中国五冶、西安建工、南京八建三家主要单位承建。其中,西安建工建设区,负责物流车厂房相关车间;中国五冶建设区,负责总装和喷图;南京八建,负责宿舍区。”

我向小张确认了报道里的说法,然后又在西安建工的区域,也就是南京工厂最核心的区域,见证了这片土地真正的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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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小张所说,西安建工偌大的“领地”上空无一人。几个未完成的厂间里杂草丛生,堆砌着物料、木板,地上散落着各种垃圾、砖块、碎玻璃。我往里没走几步,就瞬间陷进了泥里,裤子白鞋全部“报废”,我这才发现地上大面积都是湿泥,而非干土,实在找不到下脚的地儿。

费劲地从泥里拔出来回到门口,想站在楼梯上俯视看看,发现楼梯上面也积满了泥水,我往上走了几步,和在一楼看到的厂间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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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属于西安建工的区域里,只有走到最里面的时候,才能看到室外摆着大几十辆南京公交车,室内也有大概20余台,还有2台市区观光公交车。

我问从门口经过的工人,室内外的车子有什么区别,他告诉我室外是报废的车,室内是新车。我追问新车什么时候会往外发,他说今年已经发过50台了,剩下的这些还没接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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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交车无一例外都布满了灰尘,工人说可能是之前室外施工掀起的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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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了工厂的萧索,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在银隆厂里大面积存在。

走出厂间就看到一位工人从眼前走过,我像看到稀有动物一样一把抓住他,问他是不是来自西安建工,但其实他是中国五冶的人。

不过与小张不同,这位黄师傅并没有被老板拖欠薪资,“我应该是工地上少有的能按时拿到钱的,和他们不一样,我开挖掘机,和挖掘机老板私交不错,是直接跟他来的,不算严格意义的五冶。老板每个月都给我钱,但自己一屁股债,这挖掘机都是他自己垫钱的,厂家不给他钱,他一台车每个月就贴两三万,现在也急。”

碰到他的时候黄师傅正准备去生活区食堂吃饭,好不容易“逮到”的人,我赶紧说自己肚子也饿得厉害,就跟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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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和工人宿舍一起组成了银隆产业园的生活区,但并没什么生活气息。虽说是9栋楼,大部分宿舍却都是大门紧闭,来来往往看不到几个人,黄师傅说哪还有人住呀,钱给不到位,都不在这呆着啦,看这边有两个食堂,现在一个比一个没人气。

我跟着黄师傅进了其中一家,店面很小,就5张桌子,我坐下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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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的饭菜种类很少,今天只有酸豆角、百叶包、鸡腿、冬瓜、豆腐鸭血和肉丸,但荤素搭配也足够了。我把前四种各点了一样,再加碗米饭,一共10块钱,黄师傅和我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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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是在这解决三顿饭,饭钱自己出,我有工资的还好,拿不到工资的就是净出钱。”

“我每个月剩下的钱都寄给老婆孩子了。”

“别人没钱寄回家,不走,还在这等什么。”

“我们没权利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理解就是老板跑了。”

一顿饭的工夫,我听到的除了苦水,还是苦水。这是一群对银隆造车没有任何“知情权”的工人,在异地他乡最无奈的挣扎。

我在买饮料的时候也给黄师傅带了一瓶,但他说自己也没帮什么忙,执意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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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师傅告诉我,他从去年就在食堂给大家打饭了,两三个月前,每顿饭少说能有三四百人来吃,现在,来三十个都算多的。没钱,是这里的人们最常提起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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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难受的,还是在银隆6号门、7号门附近看门的罗大爷。

我是在吃完饭走回厂区的路上碰到的罗大爷,他走在我的前面,手里拿着碗盒饭,有些颤颤巍巍。我走上前问大爷在这里做什么工作,他说自己干不动活,只能看门。

“我正月初二那天从家里,盐城过来的,400多公里,跟着西安建工。来了之后就发了一个月工资,才1000块钱,后面六个月,我一分钱没拿到。”

我问大爷为什么不像绝大多数工人一样选择回家,他告诉我好不容易赚这么点钱,还没拿到手,走了就再也没机会了,留着还有讨到的可能,“今天早晨还有不少工人来闹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钱”。我想,这也是大多数留守工人的执念。

为了这份拿不到钱的工作,罗大爷已经整整6个月没回过家了,“没钱回家,也生怕回趟家,再回来他们不认了。”罗大爷满腹怨言,但笑起来的时候依然很爽朗,一副“我要战斗到底”的模样。

走到半路,罗大爷突然带我往旁边一走,蹲了下来,从台阶后面拽出来一只小狗,然后把一碗盒饭放在了它面前。我顿时心生感动,问大爷难道饭是给小狗准备的吗,大爷突然变得欢喜起来:“嗯,这是我带过来的狗,我一个人在这,就它陪着我。现在给它吃点饭,拉回阴凉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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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怕它晒吗?”

“是啊,会晒死的。我都是早晨把它放在太阳下面,晒会太阳到了中午,就再给它拽回来。它年纪也不小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罗大爷自己也已经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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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孤单的溧水,罗大爷几乎身无分文,为了拿到工资这么微薄的信念,一直24小时坚守在银隆西门的工作岗位上,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这个房间,晚上八九点睡觉,偶尔偶尔喝个小酒,没人聊天、打牌,只有个酷似Pad的东西可以插卡放电视剧,供自己消遣。

我问大爷觉得讨回钱的希望大不大,大爷叹了口气:“不大吧。小包工头没钱,大包工头和上面的领导我们根本见不到,现在完全不露面。”

我不忍心再打扰罗大爷的午休时间,跟他说了声有事请联系我,又一个人回到了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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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被夏天的烈日晒得龟裂,可仍旧见不到半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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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下来,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了。

可能晃来晃去四处搭讪的我引起了“维和队伍”的注意,总之,我被发现了。于是,空旷的工厂区突然疾驶来一辆轿车,截堵了我,下来的人迅速询问我的身份,在告知对方是记者后,对方就开始轰我走。

往外走着走着,突然又窜出来两辆SUV,三辆车同时朝我驶来,围成扇形的形状,每辆车上下来了一两个人,眼睛盯着我的手机,呵斥我把个人信息汇报上去。

在矮个子白衬衣男的怒目圆睁下,我转身出了厂区,走向另一个大门。

就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工人,出于职业本能,我走上去指着旁边的几座楼,问师傅:

“这几座楼什么时候停工的?”

“两三个月前就都跑光了”。

此时我感到后面有人一直在跟着我,于是我道了声谢,加快脚步朝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心有余悸地给男朋友发了呼救微信,“乐,有人’追杀’我,我在南京银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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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时迟那时快!身后突然传来摩托车轰鸣声,两辆摩托车瞬间停在我的前后,从上面下来两个保安,一个黑壮大汉。

黑壮大汉一副地头蛇的作风,咧着嘴朝我怒吼:“叫什么?!干什么的?!跟我去派出所!”

我也是豁出去了:“好啊,你报警吧,让警察来,我愿意去派出所。”

大汉登时被我唬住改了口,先跟我们保安去办公室!

这时,高潮到来!

该大汉的手直接伸向我裤子的口袋,开始抢我的手机,我一边抓着手机,一边大声喊“不许碰我手机”,然并卵,我的胳膊被大汉死死掐着,三下五除二就被抢走了手机。

大汉一边举着手机怒吼,让我把身份证名片夹统统掏出来,一边威胁我告知手机密码,否则要摔掉我的手机,那场景,就像小时候看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冯远征的脸浮现在眼前。

天知道当时我想的竟然是,啊啊啊啊不要摔我拍的采访照片还在里面啊,而不是“手机碎了我还要买新的啊”!事后自己都被自己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有木有!

话说回来,我转头扭向一个看起来人善的保安,请求他把手机还给我,并且报警,然而保安人善应该也害怕“流氓”,一言不发,躲闪了我的目光。

没办法了,谁也不是吓大的啊!不知道我平时也被人称“帆哥”的吗!于是我与大汉展开了“搏斗”,义正严辞仰着头喊到“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再怎么是银隆的人,也没有权力抢我的手机,赶紧还给我!”

结果,你猜怎么着?

嗯……对了,没半毛钱用。人仨大男人,能被我吓着么?

在空旷的厂地里,除了我们四个,再也没看到过半个人,眼见纠缠不下去了,我只好装作委屈的样子,可怜巴巴地服软:“看我一个小姑娘,你们这么欺负我合适吗?我是真的没带名片,都跟你说了我的姓名公司,连毕业学校复旦大学都告诉你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我太委屈了,你们放过我吧,我现在就走。”

这么柔弱着来了几句,大汉终于同意把身份证给他拍两张照片,就把手机还给我,我在三个人的包围下迫不得已掏出身份证,乖乖服软,还回了手机。当时的心情,简直是捡到了几百万有木有!!

大汉看我拿回了手机,立刻勒令我坐到摩托车上,将我送出园区,我只好乖乖就范,跟在屁股后面坐了出去。上车的时候,还听到大汉吼着:

“最近都是负面消息,没法给老板交代!”

一句话确实是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这也让我得出了本次探访的最后一个结论:造车路上,董小姐慌得很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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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遣送”到马路上后,我叫了辆滴滴,最后拍了张珠海银隆南京产业园的照片,心有不甘地上了车。

彼时,我才发现在抢手机的过程中,我的右手被掐得通红,且手心手背都被掐掉了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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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给司机师傅指着伤口,一边问师傅对这座园区了不了解?师傅就说了一句话,“这儿没啥可了解的了,早就没钱了。”

回到上海后,我看着破了皮的胳膊,分外生气,怒发了条微博呼叫了董小姐。然而截至目前,并没有人回复我。

此刻,我揉着直到现在还隐隐作痛的右手,想到了几年前的那则新闻 “记者采访被打,几年后开了武馆”,只想对各位同行说:媒体有风险,诸君需谨慎!锻炼身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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