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行涛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
我在黎明之前的暗夜里奔跑，夜风掠过我的耳廓。我跑过维也纳空落的市集，跑过干涸运河的岸边，穿行在幽静的城市公园，我看见金色的施特劳斯雕像，在宁静夜中不知疲倦拉着无声的提琴，仿佛每一瞬间都在流泻蓝色多瑙河美妙的旋律。夜色将转，我跑得很轻，我对36届ESCRS满心期待，这是我第11年追着ESCRS，我醒得太早，如在追梦。
我曾以为自己体质好、耐受力强而无需倒时差。每次出远门，从飞落再到飞回，不需“调”生物钟。即使略有时差感觉，我的第一步：飞达即立刻满荷工作；第二步：第一天风雨无阻去跑步；记忆中，我没有第三步。但有一次从多伦多回沪，早上到达即赶医院手术，直到二周辛忙之后，睡神向我袭来，我竟然在沙发上睡着，我称之为“迟发型时差”的释放。
那是多伦多北美第一届SMILE研讨会（The 1st SMILE symposium, North America），时值美国FDA刚刚获批准，北美屈光医生都聚焦全飞。我凌晨抵达，当天发言属主旨演讲（keynote speech），我很明白主持人和提问者的溢美之词，全场屏息之后的掌声也让我很感动。我演绎SMILE，全飞是有学习曲线特殊性的手术，与准分子激光切削不同，全飞是做一片透镜，要做成并取出一片完美透镜，维护好微创性及视觉质量。
我提醒全场，全飞与所有激光手术的光学模型是一致的，有光学局限性。不论LASIK，还是SMILE，LASEK或TPRK，医学并发症已较少，但光学副反应仍难以杜绝。即使成千上万的眼睛很成功，但恐少数眼睛存在视觉质量不足，不论准分子还是全飞，若出现眩光、光晕等问题，患者就会罹受疾苦。这与患者特殊体质、个体差异性等有关，或有尚未清楚的医学机制。这一点是必须重视的，因为全飞患者不仅要矫正度数，还追求更高视质。
没有手术是完美的，眼科手术也是，全飞也一样，医生和患者都需明白。近视准分子激光安全性和有效性早已确证，三十年来激光已帮助到成百上千万人，即使这样，我2008年在休斯顿Dr Jack Hollody那里，也看到有英文网站充满对LASIK的诘责，以及对激光并发症的愤懑诸如" may be the worst decision（最糟糕的决定）”，一些患者若有激光术后异常，其反应可有别于其他疾病的诊疗体验，甚至会觉得“生活是一片黑暗”。由此及彼，北美全飞作为“新手术”，每一例都满意不是那么容易，每一例都是考验。
Dr.Holloday曾对我说，那些英文网络上有患者激烈质难医生，也有貌似同行质疑，甚至也有诋毁等，关于激光的认知误区是暗黑的存在，很难澄清，将来新型激光也不能消除。我也说中文网上也有，有把谬误当作事实，也有医生遭遇网络暴力。这些现象的背后，是真实客观的医患交流被阻断和屏蔽，医患均受伤害，患者潜在的损害更大，这也并非激光手术所独有。那时还没有全飞，如今全飞已在全球开花。
我向与会者无保留地分享体会，真心期盼每位医生都做好手术。但我的早期经验或较难复制，我2010年做全飞SMILE临床观察起步，一开始只做单眼近视，做一个成一个之后，再做双眼。当时患者对我的期望与准分子一样，而同行当时也不了解什么是全飞，对我较为宽容，我是自然而然去做，做多了，自然也做得更好。而现在的新上手全飞医生，可能首当其冲的是，第一例就必须如同做了上千例的专家一样，要做一样好。
当下医生做第一个全飞就面临患者和同行更高的期望，这压力不一般。而我，庆幸从来没有任何数字压力，即使全飞术量是国际第一位，医院也没有以数量考核我。我也没有其他相关利益，多做或少做一个全飞都可以。北美医生对全飞的纠结还在于，准分子手术医生平均年手术量本来就较少，没有与中国类似的协作组，互帮互学不易，在向全飞转型时遇到更多困难。我匆匆离开时只能说，全飞或需更长的学习曲线，那么请付出最大耐心和毅力。
到了今天，在维也纳，我想起那SMILE会议，我的顾虑和思考是应验的，北美全飞单从数量上看增长并不快，有走弯路。美国本土初始试验没有纳入散光矫正，可能由于疏忽，FDA在2016年要求补充散光数据，以至于很多患者不能做全飞，只好到欧洲去做全飞手术。全美大约八十多家眼科拥有全飞治疗近视的技术，总体诊疗体量都不大。没有实践，来自临床的探索就欠缺，本次ESCRS来自美国的全飞报告也少。
维也纳ESCRS让我也有机会从大会论文视角，也结合四月份美国ASCRS，来看美国的全飞。遗憾的是美国的全飞实践，确实到今天依然落后于欧洲和亚洲。而欧洲不仅全飞越做越多，全飞的代表人物之一Dan Reinstain及其团队，科学研究十分活跃，从角膜微创安全性到优化参数设计等探索，令人钦佩。
我相信全飞的世界是远大的世界，全球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了50万全飞手术，总量达到150万，中国的全飞也已超70万。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术量？因为中国近视患者的需求是全球最大的，近视占比我国成年人的40%以上，患者需求是第一驱动力！在近视防控方面，全球还没有突破性技术，而在近视治疗上，激光矫正已非常成熟。在科学性与安全性获保障的前提下，我国近视手术全飞领域的临床实践，已然在引领国际。
把能做到的先去做好，去做到极致，全力以赴去做更好。我与团队在日常工作中大约90%的板层手术以全飞SMILE为主。全飞之外，在表层包括LASEK和TPRK，LASIK，以及ICL和交联等也有钻研，掌握各项技术基础上，不断优化，努力把最合适的给患者。这次所投稿件也涉及临床多个方面，其中赵婧博士《SMILE前弹力层微皱褶远期观察》在Presentation Poster的session中获奖，是对她勤勉工作的鼓励。
在全球稿件中，如果以单个医院计，这届ESCRS我院屈光论文是最多的，以至于Reinstain见面就对我说“excellent！ incredible！”。博士团闪闪亮，秦冰、韩田、赵宇、牛凌凌等“SMILE失吸及危险因素分析“、“SMILE眩光观察“、”远视SMILE透镜的光学质量“以及”ICL与SMILE视觉质量“的发言引起热烈而中肯的讨论。瑛教授报告ICL与SMILE的比较研究、ICL散光切口分析，黄佳博士报告SMILE术后药物应用，李美燕、曽里、张晓宇与李萌的”SMILE与LASIK5年对照“、”GCDPTK20年观察“、”跨上皮快速交联治疗圆锥4年分析“与”飞秒激光透镜联合交联实验研究“等论文也获肯定。我报告SMILE透镜再利用治疗LASIK术后的圆锥角膜，这是一片憧憬满满的新领域。
如果说全飞SMILE在稳健地大踏步前行，那么异军突起的当属眼内镜EVO ICLV4C手术。ICL experts symposium以角膜生物力学及眼表维护与干眼的视点开场，之后每一session都聚精会神，既有眼内镜的适应证拓展，也有技术流程规范化、标准化与系统化管理的高度，眼内镜手术在屈光手术中是补充？平行？首选？……ICL疑难病例讨论，老花眼ICL临床试验，ICL共识探讨……面向未来，不是拾遗补阙“小手术“，将是ICL大进步。如果重视ICL，做好ICL，以研究促进发展，以技术带动临床，将来就是一个茁壮成长的ICL学科。
奖项是汗水结晶，所占比重最大且最亮的无疑是中国军团，无论是ICL核心专家组的沈教授，他是最早开展ICL，还是周院长，她是全球最多ICL，她的万例经验极为宝贵，还是晓瑛教授、刘教授、罗教授、方教授等无一不拥有优美杰出的技术。晓瑛与我也获得优秀论文奖等奖项，与去年相似，不过我恐怕明年……待看更多年青才俊走上台去，如今届艳丽和关念主任获得青年眼科医生大奖！
爱尔勇于开拓和协作再获大奖，王教授等爱尔专家们上台时，在我眼中超闪亮。卓有建树的还有才远，克明，奇志、青松，加兵、怀洲，海燕、海泉，常征，以及蔡劲锋，韩贤奎，付玲玲，张浩润，孙鹏、陈鹏、张岩、熊瑛、谢冰等专家，都在奖台熠熠生辉。ICL技术注重培训，强调实际，ICL医生在较快成长。
正是更多医生掌握眼内镜技术，ICL临床数量也进一步增长。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近视较多的国家，患者对革新版的中孔型V4C的接受度高，其安全性与高清特质是首要因素，其从研发到应用到推广等环节的严谨求实也是切实的保障。若翻开十来年前symposium的相册，不管是在巴黎，还是在柏林，参加ICL论坛的中国医生仅寥寥几人，且只听不语。而今届中国面孔刷屏，中国声音豪情满怀。
去维也纳前，我再次调出2014年11月14日我做的一位患者病史，他是我国第一个V4C患者，是近视晶体，瑛教授那天做了国内第一片V4C散光晶体，都非常稳定，给了患者明亮健康的生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ICL手术也是一样，一点一点解析哪怕是最小的细节，一步一步探究更好的技能，一年一年，更多患者口碑相传。
当我在演讲时提到，六月份有一天做154眼ICL手术，我看到台下阿根廷的Zaldivar与专家们夸张的愕然表情，Zaldivar保持着ICL最早、最多以及最长随访的记录，他做二十多年了，我知道他在说“O，My God“。这权且算一项单日ICL国际记录，不在于数量，关键是术后的效果满意，探讨了集约管控ICL质量的可行性。做的人多了，探讨的人多了，ICL数量和质量更高不足为奇。
从国外大多数医生十五分钟左右的手术，到大部分国内专家的四五分钟的手术，到我了解到的部分专家，只需一二分钟左右就可完成手术，是ICL磨炼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医生近视手术晶体途径再出发的爆发点。一个手术，是一点一滴的专注心血，一分一秒缩短的是时间，也决不仅仅是时间，做到二三十秒甚至更少，不是一个“快“字可以道明。当我那天偶然完成一个18秒+的ICL植入时，我有一种失重感，模式图中的简单一步，现实中的多年专注，是为了什么呢？
我想有一份责任感总是好的。我天没亮就出来长跑，是我看错时间，是我稍有时差，是我惦记医院的缘故，这本是我的门诊日，不由得不早醒。跑过的街区很静，我也不由得放慢脚步，太静了。国内比这里快六小时，这个恬静的城市是凌晨，多瑙河不舍昼夜流过，而车水马龙的上海应已是上班高峰。
我早早醒来，早早去学习。在开幕式听主旨演讲，听娓娓道来的维也纳眼科史，弗洛伊德的眼科医生是谁，贝多芬的眼科医生兼诊耳疾…..最后听到一个建议，用眼科医生的眼睛多看看维也纳：维也纳博物馆云集，其中有一位眼科医生所建的艺术博物馆，独树一帜。幻灯显示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金箔油画《吻》及一位眼科医生像，演讲嘉宾热情地告诉主会场二千多听众，这位眼科医生的名字叫鲁道夫.利奥波德（Rudolf Leopold ）。
我于是想去看利奥波德美术馆(Leopold Museum)。最后在赶机前半天，先去了维也纳大学校园，那是我院创始人郭秉宽教授学习过的大学。郭老当年十分刻苦，边学医，边勤工俭学，他教奥地利学生中文，教中国留学生德文，还兼职为使馆抄写材料。六年艰辛磨砺而出，郭老成为我国眼科学开创者之一，主编《眼科学》，培养了许多眼科专家。
经过一个长长的名人拱廊，看到一个个杰出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的像，不由得心生敬畏。我与鹏、冰，上下找大学图书馆，但没有赶得及，也太匆忙没有找到郭老的教授皮乐德（A.Pillat）的名字，但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纪念雕像。我以为弗洛伊德是维也纳大学最伟大的教授，不过在大学这里，在这名人廊，他的雕像在我们所陌生的塑像之侧。
弗洛伊德探讨人性内核，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离析，为现代人文学科及医学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石。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解是艰难的，但可曾记得弗洛伊德的名言？作为精神病学家，在弗洛伊德的眼里，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努力工作及爱人，只要能做到这两件事，其它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
终于赶到美术馆，远远看到外墙面的《吻》。在馆内，参观者静悄悄地看画，克里姆特《死亡和生命》紧紧偎依的人生，只是浩瀚宇宙的梦幻泡影和气息，乐与悲如露如电，转瞬即逝。而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画作，具有克里姆特相近的阴郁暗影。我忍不住对鹏和冰说，直指人类内心挣扎的画，似乎都是那么神经质，那么晦暗，那么无奈。
席勒的自画像看起来羸弱不堪，骨骼异样，有着深沉的痛苦而无助无解。他的灵魂终究无法与贫弱躯体相伴，被西班牙流感夺去生命时只有28岁。席勒一直被同时代人忽视，也几乎被遗忘半世纪，有先见之明的利奥波德，用超越眼科医生的慧眼，使席勒得以被重新认识。转了二层画室，离开时再瞥那些画作，席勒，或如一道黑夜的闪电。
这世界从不变，在现实桎梏的黑暗里，或者睡去，或者醒来。而我跑在黎明之前，长夜将尽，曙光即现，看城市的夜空在散去黑色的云裳，愿所有人获得光的眷顾。或者，站在夜之峭壁，为光所引，纵身一跃，冲破黑暗，展翅飞翔。
PS：今年物理学诺奖得者之一斯特里克兰研制超短波高密度激光脉冲，于1985年发表论文。Trokel1987年报告激光眼角膜矫正近视.....从准分子到飞秒，到全飞，造福近视眼。跟着光走，激光的更多应用领域等待人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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