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thepaper.cn)從浙江省博物館獲悉，浙博年度書畫大展“千載清風——古代墨竹名跡展”將於10月27日在浙江省博物館武林館區開幕，展出文同、李衎、趙孟頫、柯九思、倪瓚、王蒙、王紱、夏昶、石濤、金農等墨竹名跡38件（組）。除浙博館藏外，還聚集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天津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的館藏珍品。“千載清風——近現代名家墨竹展”也將同日在浙博西湖美術館開幕。
今恰逢文同誕生一千周年，特展聚文同之後元明清三代墨竹名跡38件（組）於一堂。據浙博書畫部相關人士介紹，此展一為紀念文同這位墨竹大家，二為體悟竹君之性情，三為追仰古賢之品格，四為觀照自身之心靈。
竹之為物，其性不同於眾木，不因寒暑而榮謝，不以四時而變化，風雨不懼，颯颯幽幽，勁不輸於青松，曲可比於細柳，故寓君子於竹。
國人與竹的心靈交契，可上溯《詩》《禮》。自東晉王徽之說“何可一日無此君”後，“君”便成了竹的別稱。後世百代，竹都以君子的形象存寓在人們的心中。古代文士愛竹、詠竹、寫竹，將一切美好的品德與理想的人格都賦予竹。自唐人“君子比德於竹”，到宋人“其身與竹化”，視竹為與自身心靈相通的君子，人與竹的精神聯繫已達到“物我無間”的境地。
墨竹，又稱“墨君”，起於唐而源流未審。北宋文同（字與可）、蘇軾開文人寫意墨竹之先河，其寫竹不止於狀貌，非圖其外美，而以純素之心體竹高潔之性。
後世畫家，凡寫墨竹，無不受到文同與蘇軾的影響，無不對其推崇備至。金代王庭筠，元代李衎、高克恭、趙孟頫、吳鎮、顧安、柯九思、倪瓚、王蒙等，明初王紱、夏昶，他們寫竹，備竹子之法度神采，又飽含君子之氣度品格，直承文蘇之正脈。之後，陳芹、姚綬、文徵明、陳淳、徐渭、朱耷、石濤、金農、鄭燮等秉承文蘇之風骨，融自己之心意，不同與可，卻能“高呼與可”，為文人墨竹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墨君”也因此承載了更多的意象和更高的情志。傳承是藝術得以延續的根本，但是它更感人的一面乃是其絕世而獨立的精神，是其鬱郁勃發、生生不息的生命狀態。
文同其人
文同，字與可，號笑笑先生。西漢太守文翁之後，人稱“石室先生” [ 文同祖先乃西漢文翁，文翁在蜀郡做太守時，創郡學，名“石室”。]，又稱“文湖州” [ 文同最後的官職是湖州知州，不過他沒有到任，在途中過世。]。
宋 文同 墨竹圖軸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本次展出複製品）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生於梓州永泰縣（今四川鹽亭永泰），神宗元豐二年（1079）以疾卒於赴任途中。哲宗元佑九年（1094）歸葬於永泰故里。
比德於竹
古代文士詠物嘆物必寄之以性靈，託之以高志，發之以情采。自然之物終有凋零，而吟詠之物歷久而彌新。千百年來，竹都以君子的形象存寓在人們的心中，人們對竹的讚頌，從未止息。
竹被比作君子，自《詩經》始，“綠竹猗猗”等修竹之美的言辭被用來盛讚衛武公的君子之美。後東晉王子猷對竹嘯詠，指竹道：“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從此，“君”成為了竹的別稱。竹作為君子，被賦予君子的美德。魏晉時期，士人景仰的主要是竹姿態之天然、氣質之超然。唐代提出“君子比德於竹”，竹被賦予幾乎所有傳統士人的美德。白居易談竹四德：本固、性直、心空、節貞，比起前代的瀟灑更多了一份濟世的擔當。北宋文同“朝與竹乎為遊，暮與竹乎為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他與竹為友，日日俯仰林中之煙雲，呼吸吐納間，竹的操挺之姿、虛懷之德都潛化進他的心裡。自然與人心相契，竹與文同“物我無間”。此時，竹與君子的關係比唐人“比德於竹”又更近了一步。
文同是文人墨竹的先行者，他將墨竹比作墨君，以“墨君堂”名其室。他與蘇軾所提倡“寓意於物”等寫意精神，對後世畫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宋拓《西樓蘇帖》（選頁） 紙本墨拓 縱29.5釐米，橫21.4釐米 天津博物館藏
正脈相承
文同曾批評畫壇的不良之風：“近世所習淺陋，寂然不聞其人，此亡它，蓋苟於利而不自取重，其所為之，技爾。”文同畫墨竹不僅僅為描摹竹子的樣貌，而是“寓其神情於物象之中”，將竹的瀟灑之姿、檀奕之秀融於心間，發至筆端。其筆下墨竹實質上是士大夫的人格化身。
同時，蘇軾提出“無常形而有常理”，認為有常形的宮室器用，不可失形；而無常形的山石竹木水波煙雲，不可失理。生命的狀態變幻萬千，只有在變化中體會到它不變的“常理”，不拘泥於外在的“常形”，把握住物象內在的生機、幻變的規律，才能在創作中得到極大的自由。
文蘇之後，金王庭筠父子出。至元代，文人畫大興，墨竹在繪畫門類佔有顯著的地位，名家輩出，如李衎、高克恭、趙孟頫、吳鎮、顧安、柯九思、倪瓚、王蒙等。元以後直接承襲文蘇繪畫脈系的還有明初的王紱和夏昶。其中，王庭筠“時拈禿筆作幽竹枯槎”，李衎撰《竹譜詳錄》，趙孟頫提出“寫竹還與八法通”、“作畫貴有古意”等理論主張，吳鎮力學文同三十秋，柯九思心摹手追，倪瓚雲“餘之竹聊以寫胸中之氣耳”、“逸筆草草，不求形似”等，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從各個方面延續和豐富了文同與蘇軾的藝術思想。
元 李衎《雙鉤竹圖軸》 絹本設色 縱163.5釐米 橫102.5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元 趙孟頫《蘭石圖軸》絹本墨筆 縱44.6釐米 橫33.5釐米 上海博物館藏
元 顧安 《墨竹圖軸》 絹本墨筆 縱62.9釐米，橫28.5釐米 上海博物館藏
元 柯九思《清閟閣墨竹圖軸》紙本墨筆 縱132.8釐米 橫58.5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元 倪瓚《琪樹秋風圖軸》紙本墨筆 縱62釐米 橫43.3釐米 上海博物館藏
明 王紱《喬柯竹石圖軸》紙本墨筆 縱54.7釐米 橫27.3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明 夏昶《戞玉秋聲圖軸》 紙本墨筆 縱151釐米 橫63.7釐米 上海博物館藏
高呼與可
文、蘇墨竹一脈，至明代王紱、夏昶之後，陳芹、姚綬、文徵明等人，以形寫神，追求適意舒和、端雅淵靜之意，正所謂君子之氣，勁而不怒，逸而不散。同時又能兼備竹之法度神采，是文蘇一脈正統的傳承者。傳承是藝術得以延續的根本，但是它更感人的一面乃是其絕世而獨立的精神，是其鬱郁勃發、生生不息的生命狀態。明代的陳淳、徐渭，清代的朱耷、石濤、金農、鄭燮，他們脫宋元墨竹之形貌，每每放浪形骸，不求形似，筆墨跌宕而攝人心魂。這些縱逸之筆，是畫家心靈乃至生命的物化，雖然與文同的墨竹在表現上拉開了很多距離，但在本質上，是在文蘇一脈所提倡直抒胸意的思想影響下而演變的一種藝術形態，是對“不求形似”、“寓人於竹”、“畫以適吾意”等觀念的認同與發展。其思想實質與文蘇一脈無異。
明清文人的墨竹秉承文蘇之風骨，融自己之心意，不同與可，卻能“高呼與可”。“墨君”也因此承載了更多的意象和更高的情志。
明 陳淳 文徽明《蘭竹石圖軸》紙本墨筆 縱102.6釐米 橫34釐米 廣東省博物館藏
明 徐渭《竹石圖軸》 紙本墨筆 縱122釐米 橫38釐米 廣東省博物館藏
明 朱鷺《竹石圖軸》 綾本墨筆 縱147.9釐米 橫49.6釐米 浙江省博物館藏
明 歸莊《墨竹詩翰卷》（局部） 紙本墨筆 縱27.9釐米 橫678.2釐米 浙江省博物館藏
清 朱耷《芭蕉竹石圖軸》紙本墨筆 縱221釐米 橫83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清 金農《墨竹圖軸》紙本墨筆 縱112釐米 橫30.6釐米 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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