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是时候取消‘链式移民’和绿卡抽签了”，这又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新一波攻势。至今，特朗普政府已提出了多项限制移民的措施，包括针对特定国家公民的旅游禁令、修建边境墙、改革绿卡抽签制度、废除“童年入境暂缓遣返”移民项目等，这些政策正在对美国移民社会造成撕裂。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早在400年前，一批英国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来到北美的东海岸，最先在这块土地上构建起一个“新大陆”，开辟了美国移民史的第一波。这块新大陆为他们的信仰和自由政制提供了一个没有旧制度和旧教会残酷打压的实验场所。
这是一个漫长的冶炼过程，大致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历经了生存、开拓和13个殖民地的创建，尤其是在经历了与英国宗主国的独立战争和费城制宪建国之后，一个新型的迥异于欧洲的现代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才真正作为一个政治主体在新大陆构建起来。
在此，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说辞才有了一个真正恰切的基点，即美国是由移民构建的国家，其关键在于从移民到国家的转变 。对于移民来说，这是一个“拔根而起”的过程。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新生奠基的过程。我们(美国)是谁、从哪里来、到何处去？在美国历史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危机时刻，它们都一再作为最根本性的问题拷问着不同时代的美国人。
从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和制宪建国，到林肯接续的美国内战以及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3个宪法修正案，再到20世纪初叶威尔逊倡导的美国精神和国际秩序，直到当今美国主流精英的“政治正确”和普世价值以及特朗普总统的逆袭成功与美国精神和社会的重建塑造，我们看到，关于美国主体性的国家认同和原则确立以及制度塑造，都与这个新大陆移民国家的历史演变相互关联，都蕴含着一个移民与国家的法政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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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宪法上定义美国人
凡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绿卡)资格5年以上，并已满18岁的人士，均可经过移民局向联邦法院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申请成为公民的程序就叫做“归化入籍”。实际上在美国内战之前，由于北美大陆生活条件艰苦，外来移民十分缓慢，1776年至1820年，总共移民人数不足25万。随着北美社会的演变，19世纪30年代移民人数才开始增加，逐年递增，形成一个新高潮。
内战期间，为了解决劳动力匮乏，国会于1864年通过一项鼓励外来移民的法律。内战之后，美国通过多项立法，对移民予以规范和限制，尤其是1876年最高法院宣布各州颁布的移民法规违反宪法，从此美国国会在处理移民事务中拥有了最高的立法权力。
1875年，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首部以限制和排斥移民为目的的移民法——佩奇法案(在此之前涉及移民的法律都称之为“归化法”)，主要是为了排斥当时大量赴美的华工(以及亚裔妓女等)。此后随着1880年《中美续修条约》的签订，美国国会又通过了1882年《排华法案》作为该法案的延伸，进一步确立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法律基础。这标志着美国的自由移民时期的结束。
此后的1891年、1893年、1907年和1917年，又通过一系列基本立法对1882年移民法予以修订和补充，遂形成了美国第一个历史时期移民法的基本体系。
不过，如果深入探讨美国的移民政策和法律，就会涉及一个关键性的移民归化问题，对此，华盛顿总统在1794年11月15日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一封信中有过很清楚的阐释：“关于移民，我认为除有用的技术工人和一些特定的及有专长的人以外，其他无需鼓励。整批的移民(我是指整批安置在一处)是否有利，作为一种政策是否合适，大可怀疑。因为迁移后，他们仍保留自己的语言、习惯、准则(或好或坏)，但如与我们的人民杂居，他们及其后代将为我们的习惯、准则、法律所同化，简言之，很快即可成为一个民族。 ”
当然，华盛顿并非仅仅如此，他还有这样的论述：“美国的怀抱不仅为接纳富有而受人尊敬的来客开放，还向受到压迫和迫害的各个民族和宗教信徒开放。”上述华盛顿关于移民问题的观点综合起来，构成了美国200年来移民政策与移民法的基本准则，其核心实质上关涉一个美利坚民族的国家构成问题。
就美国史来说其实有两个故事或两个逻辑，一个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构建问题，一个是不同地域、族群和国家的移民逐渐归化的移民法问题 。这两个故事虽然是叠合纠缠在一起的，并且是历史性地展开的，但问题意识和本质属性毕竟有所不同，两者不能混淆在一起。
时下的移民法研究大多偏重于第二个故事，重心在于移民的法律检测、分类规制等技术性考察，因此属于行政法或专业部门法领域，但这个故事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基于第一个故事，须有一个美国主体作为移民法的宪制基础支撑外来移民所面对的法律检验和制度设置。
归化就是重建美国人的公民资格，这个建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物理过程，而是一个法律认信过程，涉及公民的国家认同。
就美国宪法来说，序言中的“我们人民”意指生而就是的美国人，他们天然地具有美国公民的资格，享有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权利。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政治诉求，并由宪法得以证成或获得确立。
但是，问题似乎并没有彻底解决，因为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困扰乃至考验着美国人尤其是立国者们，那就是究竟如何在宪法上定义美国人 ：谁天然地或生而享有美国公民的资格呢？广大的黑人，还有印第安人以及可能迁徙而至的其他族裔，他们是否也是美国人呢？他们如何成为美国人呢？尤其是如何对待黑人以及印第安人，是美国立国创制时期的宪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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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调宪法下的两种美国人
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乃至在美国宪法文献中，不言而喻，那些主要来自英国的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及其后裔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们是最初从英国迁徙到北美新大陆的移民，在美国开国之时占据着人口中的绝大份额。
从美国建国史来看，北美十三州，曾作为英属殖民地而接受英王室的管辖，英国国王颁布《特许状》，把本不属于英国的北美土地，特许给前往移民的英国人和英国公司，逐渐建立起从属于英王室的殖民地。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607年至1776年)，整个北美接纳了100多万欧洲移民，其中英国人和清教徒占据大多数，他们及其后裔构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先驱和主体。
即便是后来发生了独立战争，北美十三州人民奋起从英国统治中独立出来，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英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所以，这些英国人为主导的欧洲后裔，他们自认为是美国人的主体，他们认为
只有信仰基督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才是纯正的美国人。
问题在于，上述观点与表现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的原则和精神并不完全接榫。美国宪法本质上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一方面美国宪制彰显着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原则，这构成了美国宪法的理想主义面向；另一方面美国宪制又充满着妥协与保守，这构成了美国宪法的现实主义面向。美国的底色具有着浓厚的盎格鲁—撒克逊的保守主义精神；但是，美国的立国根基又决定了其自由平等的精神，所以，贯穿美国宪法乃至美国建国史的乃是一个复调的精神结构，其中两种元素犬牙交错地交汇在一起。
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美国人：一种是生而就享有美国公民资格的美国人，即以信奉基督新教的白人为主体的美国人，另外一种就是尚未成为美国人的准美国人、非美国人，即黑人、印第安人、其他少数族裔的移民者等。美国宪法虽然以某种方式暂时妥协地缓解了共同体内在分裂的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性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把这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掩盖起来。
不过，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复调结构的宪法运行中，“归化”作为一个议题出现了，它成为联系美国宪法乃至美国社会的分裂要素的中介。外来的其他移民，要成为美国人，必须经历一个归化的政治化过程，一个宪法的认信或宣示过程，由此通过宪法的冶炼而将他们塑造为真正的美国人。
那些生而就是美国人的美国人与那些生而不是美国人的美国人，通过后者的归化过程，其差别就得到了敉平，共同融入美国这个大熔炉。这样一来，美国公民身份的内在分裂就通过归化而得到解决。正像威尔逊总统所倡导的：“美国不是任何特殊族群的家园，也不是任何特定的一套政治传统的家园。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其大门就向整个人类开放的家园……这才是美国。”
美国宪法把最早迁徙来新大陆的美国人，那些禀赋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作为不言而喻的美国公民，对于其他族裔的人群，包括黑人、印第安人等，则采取歧视性的差别对待，他们要经历一个归化的过程，才能成为真正的美国公民，这是美国宪法的一个隐含原则，虽然这个原则与宪法的普世性原则有着某种对峙性的张力关系，但却是一直客观存在的。
特朗普的当选绝不是偶然的，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尤其在移民问题上，他的保守主义立场反映了被压抑许久的一种美国传统精神的重新崛起，这个问题的背后，实质上存在着一个移民法归化问题的重新定位之争。
也就是说，这里涉及一个在美国人看来的纠偏运动，即美国的国家特性以及作为美国公民的资格标准，最要紧的是什么？这是美国移民和归化法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形式主义发展之后所面临的一种实质主义的挑战。那么，移民归化的核心要旨是什么呢？显然，不是经济、不是技术、不是政治，而是精神层面的，即信奉美国的价值观与忠诚于美国宪法。
纵观美国移民法史，我们发现，尽管300余年美国社会受惠于大量的外籍移民，其移民法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宽严之跌宕起伏，但总的来说，美利坚合众国还是一个伴随着美国国家特性而处于逐渐发展演变过程之中的国家。
因此，移民法也受到这个何为美国特性的定位之争的影响，尽管在技术层面的检测标准方面日益规范和繁琐，但其核心的归化问题，即归化的主体性是什么，归化的方式如何确立等实质问题，仍然是不确定和不清晰的。
威尔逊与特朗普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标志，作为总统，他们旨在打造的美国是大相径庭的。这个美国历史的双重之复调结构的主体性线索，贯穿在整个美国移民与归化法的历史演变之中。
当然，在美利坚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归化蕴含着一种低级文明向高级文明归属的文明论含义。外来的迁徙者或其他族裔，他们归化美国不仅是一桩法律上的事情，也是一桩朝向高级文明归属的事情，它们之间就不再是一种相互平等的文明多元的互动关系，而是一种高级文明驯化低级文明的不平等关系。因此，对于美国移民法的归化所具有的这种基于英美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我们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与警觉。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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