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文章刊登於《中國改革》（2018年第5期）
正文
年中，國內外經濟形勢“穩中有變”，國務院常務會議與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先後釋放維穩信號。對於應否、以及如何“託底經濟”，市場爭論較多。與此同時，面臨漸趨複雜的國際形勢，中國如何實現經濟突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市場分析與學術研究莫衷一是。本文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討論。
一、2016年進入轉型後半段，政策助力“加速轉型”是我國頭等要務
1、政策助力加速轉型，是近年宏觀主要邏輯
2011年起，中國步入中高等收入水平國家行列，逐步開啟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人口結構的變化，則進一步提高了轉型升級的迫切性。根據世界銀行的國家發展水平標準劃分，中國人均GDP在2010年達到中高等收入國家水平，此後逐步開啟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海外轉型經濟體經驗也顯示，當追趕指數（各經濟體人均GDP與美國人均GDP的比值）位於10%—20%區間時，往往面臨轉型壓力。這一時期，中國人口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求人倍率自2011年後持續高於1，特別是中低端勞動力供不應求情況最為嚴重，進一步提升了中國謀求轉型升級的迫切性。
2011-2015年處於自然出清階段，經濟增速持續回落、實現換擋調整。2011年，中國開啟經濟轉型，工業經濟持續承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相較前期25%以上的高增速明顯下滑。其中，作為重工業主要組成部分的資本密集型傳統高耗能行業，在2011年至2015年間，投資增速回落較快、拖累經濟持續走弱，經濟實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換擋。
2016年起轉型進入下半場，宏觀政策調控助力經濟“加速轉型”；其中，產業政策加速舊經濟出清的同時，積極扶持和培育新興產業。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此後落後產能淘汰、過剩產能去化、傳統動能升級等工作持續推進，加快舊經濟出清。政策加速舊經濟出清的同時，也在積極扶持和培育新興產業。2015年，國家初步形成支持新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明確對高端裝備製造、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予以重點扶持。2017年底，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加快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此後，中央和地方層面支持新經濟發展的政策加速落地，從財稅、產業、金融、人才、土地等方面，助力經濟“加速轉型”。
產業政策推動經濟轉型的同時，以防風險為代表的金融政策也在持續推進，化解經濟金融風險的同時，為轉型升級提供堅實的金融基礎。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防範化解金融風險…要加強全方位監管”。2016年至2017年，防風險主要聚焦金融體系，重點整治同業、理財和表外等領域資金空轉、違法套利等問題。2017年底開始，防風險的內涵由金融防風險擴展至實體去槓桿，防風險、去槓桿進入攻堅階段。
2、防風險、去槓桿是轉型的必經階段，化解風險的同時，夯實轉型基礎
轉型背景下，防風險以結構性去槓桿為主要思路，主動壓縮債務去槓桿同時，實現結構優化。中央財經委員會首次會議提出，防風險要以結構性去槓桿為基本思路，地方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是去槓桿的重點。結構性去槓桿，通過債務收縮方式控制債務總量，同時優化債務結構，首先重點整治缺乏有效監管和風控措施、較容易積累風險的非標融資。去槓桿推進下，信用收縮現象明顯顯性化，6月社融增速也較去年底回落2.2個百分點至6月的9.8%。央行通過“寬貨幣”結構性對沖信用收縮的影響，保持貨幣流動性環境合理充裕，同時引導資金流向，降準支持小微企業和債轉股、信貸定向支持先進製造等。
海外也有類似經驗，1998年韓國開啟去槓桿，也是從債務收縮和經濟結構優化兩方面雙管齊下。1997年金融危機後，韓國債券違約大規模爆發。危機倒逼下，韓國於1998年至2000年全面整頓金融機構，收縮信貸、推進企業去槓桿。去槓桿期間，韓國主要採取“降成本、控總量”的政策搭配，隔夜拆借利率和貸款利率中樞，均低於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之一的M3增速，整體趨於回落。去槓桿同時，韓國加快轉型步伐、調整經濟結構，以產業政策引導半導體、生物技術等知識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出清喪失競爭優勢的落後產業。
去槓桿階段，也是轉型過程中必經的“陣痛期”；去槓桿持續推進下，信用違約趨於常態化，藉助市場化方式化解風險。從中國1998-2001年和韓國1998-2000年去槓桿的經驗來看，去槓桿伴隨著大量企業破產或違約。今年以來，中國債券違約頻現，企業經營狀況惡化是違約的重要原因，信用收縮加速信用風險暴露。按照韓國轉型期的經驗，伴隨信用收縮，韓國企業大規模違約，韓國政府並沒有進行財政救助，而是在市場化協商機制下，讓大量企業走上破產清算、兼併重組的道路，為韓國經濟轉型升級掃清阻礙。中國當前情況與韓國經歷較為類似，藉助市場化方式，持續釋放信用風險。
二、轉型框架下，政策維穩不同於以往，注重調結構與穩增長再平衡
近期，國內外經濟形勢“穩中有變”，政策出現邊際變化、釋放維穩信號；政策定調經濟維穩，下半年宏觀主要矛盾或轉向“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再平衡。7月2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擴內需、調結構，表現出一定的政策維穩意向；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確認政策調整，下半年宏觀主要矛盾或轉向“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再平衡。國常會前夕，央行、銀保監會等部委已經開始著手緩解融資收縮過快壓力、穩定市場預期。例如，7月中旬，銀保監會和央行鼓勵銀行加大信貸投放力度、窗口指導支持低評級債券，資管新規、理財新規等政策文件降低過渡期非標投資難度等。
傳統週期下，房地產、傳統基建類投資，往往是維穩經濟、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實施“一攬子計劃”擴大內需政策為例。2008-2009年穩增長期間，地產、基建投資增速大幅改善，拉動總投資回升。地產方面，通過降低交易環節稅費、降低首付比例、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等措施促進住房消費；基建方面，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發力點。
政策搭配上，傳統穩增長常採取降準、降息和放鬆信貸約束等措施，配合財政支出，全面刺激經濟。傳統穩增長階段，擴大內需往往以寬鬆貨幣+積極財政為主要政策搭配，通過釋放貨幣流動性、加強政府投資，主動引導需求擴張。例如，2008年後，為對沖全球金融危機影響、進一步擴大內需，央行貨幣政策由“從緊”轉向“適度寬鬆”，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由4.14%下調至2.25%，貸款基準利率由7.47%下調至5.31%，不同機構準備金率也大幅下調。
本輪政策維穩，要求“寬貨幣”與“積極財政”協同發力，適當對沖信用收縮影響。對於去槓桿過程中的信用收縮，中國通過“寬貨幣”與“積極財政”進行合理對沖，歷史上也有類似經驗。中國1998-2001年去槓桿期間，1年期定存利率由1997年底的5.67%連續下調、降至2002年初的1.98%，法定準備金率也曾多次下調；實際赤字率持續抬升、國債發行規模擴張，通過加大基建投資等支持經濟。類似地，今年以來央行也多次降準，通過MLF等方式加大貨幣投放；同時財政也在積極發力，上半年財政支出規模已達年初預算數的53.2%，較去年同期進度（50.9%）明顯加快，大幅高於以往年份。
與以往“大水漫灌”、全面刺激經濟不同，本輪政策維穩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加註重結構調整、精準施策。加速轉型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加註重結構調整，今年操作已有所體現。從財政投放結構來看，以交通運輸、農林水事務等為代表的傳統基建類支出佔比持續下降，而與精準脫貧、科學技術等“補短板”重點支持領域相關的財政支出明顯提升，今年上半年扶貧財政支出增長39.7%，明顯高於其他財政支出項。從貨幣政策操作來看，與傳統降準不同，今年正式實施的幾次降準均要求釋放的流動性用於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緩解信用收縮對中小企業融資影響；6月降準釋放的流動性還用於債轉股，助力去槓桿。
加速轉型階段，擴內需政策或主要在鄉村振興、生態環保、基礎設施等補短板領域發力。轉型階段，擴內需政策有別於傳統週期，不僅融資等運作有所不同，還更加註重發力方向。作為彌補地方政府性基金赤字的重要手段，地方專項債的發行額度逐年提升；今年專項債新券1.35萬億元的額度還剩餘1.2萬億元左右，年內仍有較大空間。從今年地方政府專項債募資投向來看，除土地儲備外，大部分資金將用於鄉村振興、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保、公路建設和鐵路軌道建設等領域。此外，PPP也是近年來政府補短板的重要抓手，2016年和2017年PPP進入投資階段規模分別在2.23萬億元和2.37萬億元，今年前5個月PPP進入執行階段投資規模達1.26萬億元、高於前兩年同期。從PPP結構來看，林業、生態環保、基礎設施等行業項目的入庫和落地保持較快速度。
擴內需、補短板的同時，政策還積極“開前門”、增後勁，重點加強對代表經濟未來發展方向產業的扶持和培育，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結合歷史和海外經驗來看，去槓桿、“堵後門”過程中，除擯棄傳統刺激老路、加快補短板外，政策還要積極“開前門”。我國已處於轉型關鍵階段，加強對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產業的扶持和培育、增強經濟發展後勁是頭等要務，產業政策也明顯有所傾斜。從近期部分部委和地區發佈的相關文件來看，增後勁可能在智能製造、醫療健康、生物製藥和集成電路等領域發力。
補短板、增後勁還體現為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小微企業是經濟新動能培育的重要源泉，在推動經濟增長、促進就業增加、激發創新活力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數據顯示，中小微企業貢獻了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稅收以及80%的城鎮就業崗位；中小微企業完成了65%的發明專利和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重要載體，也是未來經濟和產業發展的生力軍。小微企業規模小、經營單一，信用缺失問題較為普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多采取擔保支持、稅費減免、專項資金支持等措施，對小微企業發展予以支持。7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引導金融機構將降準資金用於支持小微企業，加快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出資到位、實現每年新增支持15萬家（次）小微企業和1400億元貸款目標。
三、轉型後半段，深化制度改革與產業轉型，實現我國經濟突圍
1、鑑往知今，改革轉型、產業政策缺失下的“大放水”，弊大於利
回顧歷史，中國傳統大規模放水、全面刺激階段，刺激需求往往帶來槓桿率的攀升。 例如，“一攬子計劃”實施後，社融存量增速由2008年的20.5%大幅提升至2009年的34.8%。與此同時，大規模刺激政策影響下，各部門槓桿率也出現快速上升。2009-2010年擴大內需時期，非金融部門槓桿率由141.3%大幅提升至181.6%；其中，企業部門槓桿率提升最快，由96.3%提升至120.7%，政府部門和家庭部門槓桿率也分別從27.1%、17.9%提升至33.7%和27.2%。
近年來，伴隨非金融部門槓桿率的大幅上升，防風險重要性持續提升，傳統大規模放水的刺激模式或難持續。近年來，中國槓桿率持續大幅上升，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由於此前地方政府往往藉助國有企業、城投平臺融資，還使得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和國有企業債務快速擴張。2017年以來，金融防風險重要性持續提升，被列為“三大攻堅戰”之首；近期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也提出，要以結構性去槓桿為基本思路，實現宏觀槓桿率穩定和逐步下降。伴隨防風險、去槓桿重要性的持續提升，傳統基建、地產等投資驅動的刺激需求模式或難持續。
海外經驗也表明，轉型期間，改革轉型、產業政策缺失下的“大放水”，或將拖累經濟轉型進度，1980年代中後期的日本即為典型案例。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日本轉型升級較為顯著，產業結構由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升級。然而，1980年代中後期後，轉型卻未能進一步深化，經濟長期陷入低迷，與貿易戰後日本貨幣政策過度寬鬆、產業升級進度緩慢有關。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本為對沖貿易戰影響，採取大規模“放水”的寬鬆貨幣政策，基礎貨幣持續高速增長，股市和房地產泡沫快速滋生。這一階段，日本產業政策出現明顯失誤，對代表未來產業方向的創新產業（以信息化設備等為典型代表）投入力度明顯不足，產業升級進度緩慢，導致日本在面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市場競爭時仍處於明顯劣勢。1990年後，伴隨日本快速上調利率，資產價格大幅回落、泡沫破滅，日本經濟開始陷入長期低迷。
而處於同一時期的德國，通過適當寬鬆貨幣、助力產業結構平穩升級等措施，成功破局“逆全球化”，製造業長期保持較強競爭力。與日本不同，1985年簽署“廣場協議”後，德國採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在經濟企穩後及時退出，並未出現明顯資產泡沫。此外，不同於日本缺乏規劃、盲目轉型，德國一方面加大研究開發力度，加強中小企業和重點行業技術研發資金投入；另一方面加快電子工業等新興主導產業發展，穩步推進製造業轉型升級。貿易戰期間，德國產業升級路徑並未受到貿易戰因素的明顯擾動，而是沿著既有路徑穩步轉型升級。這一階段，製造業佔德國出口比重快速提升，並持續支持德國經濟增長。
2、以鄰為鑑，創新驅動產業升級，才是轉型成功的關鍵所在
製造業從低端向中高端轉型升級，是產業發展的自身規律。根據發展水平進行劃分，製造業可大致分為低端製造、中低端製造和高端製造等不同發展階段。在低端製造模式下，製造業產品以手工式作坊或小規模機械化生產為主，生產規模有限、效率較低；伴隨生產力的提升，中低端製造模式下，產品得以規模化、大批量生產，工廠流水線模式使得生產效率明顯得到提升；伴隨生產技術的進一步提升，製造業將逐步向高端邁進，以實現高質量生產和信息化智能生產。
日本、韓國等轉型經濟體，在早期發展階段，主要依靠引進、吸收海外先進技術，實現產業結構從低端向中高端升級。二戰結束後，日本為了迅速提升技術水平，制定“吸收性”技術發展戰略，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用較低的成本實現技術追趕。1950-1975年，日本共引進25777項外國技術，幾乎掌握了全世界半個世紀以來發明的全部技術。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引進海外技術後，極為重視對技術的吸收、消化，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創新。追趕階段，韓國引入的海外技術數量也快速增長，主要是來自美國和日本等產業轉出國，並主要集中在主要集中在機械（27.8%）、電子電氣（20.5%）、石油化工（16.3%）等板塊領域。
伴隨追趕效應漸入尾端，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成為日、韓產業結構進一步高端化的根本驅動力。以韓國為例，1980年代末起，韓國政府實施科教立國戰略，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增長，技術自主創新增長能力得到明顯提升。1990年代以來，韓國海外技術引入數量趨於回落，而本國申請PCT專利（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數量大幅增加。2016年，韓國PCT專利申請數量佔全球比重升至6.7%、位居全球第5，創新驅動增長模式逐漸顯現。技術與創新驅動下，韓國國內產業結構明顯升級，以半導體、工業機器人、數據處理設備、消費電子產品等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在全球市場也具有較為顯著的領先優勢。
產業、貿易、科技、財稅、金融等一系列政策的合理搭配、共同支持，是日、韓轉向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產業結構高端化的重要保證。日本方面，曾於1971年提出推動半導體、計算機的振興計劃，1975年在《產業結構的長期展望》中正式提出促進低能耗、高附加值性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1978年進一步加強對集成電路、計算機、航空等“尖端技術”的扶持力度，此後進一步確定“技術立國”方針。韓國方面，1999年發佈《長期科技發展規劃——2025年構想》，提出以“科技導向”引領國家經濟、產業發展模式，更加重視科學技術進步對產業轉型的支持作用。
3、轉型後半段，加強制度改革與產業升級，實現我國經濟突圍
以史為鑑，實現經濟突圍，關鍵在於“修煉內功”，加強制度改革與產業升級，進而實現全球產業鏈定位的躍升。對內製度改革方面，結合其他轉型經濟體的成功經驗來看，主要是加強國家治理現代化、提高政府執政效率、完善社會保障政策等制度層面的改革。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15個領域部署了60項改革具體任務，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標誌著中國的改革開始進入全面深化新階段；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今年年初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推動黨和國家機構深化改革等，都是加快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今年4季度，伴隨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等改革相關重要活動密集舉行，中國製度改革或實現進一步深化，支持經濟中長期發展、並最終實現突圍。
產業轉型升級也是改革的重要體現，當前中國正處於向技術和創新密集型產業升級的關鍵階段，財稅、產業、金融等各類政策均已向“加速轉型”邏輯全面傾斜。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主要是有序引導生產型創新向技術型創新轉變，打破壟斷、加強競爭，加快舊經濟出清、加速新經濟培育。當前，中國已處於轉型後半段，從經濟自身發展規律來看，產業重心和政策導向均將轉向“轉型”邏輯和新興部門。中共十九大召開以來，中國財稅、產業、金融等各類支持政策均開始向“加速轉型”邏輯傾斜。在政策引導下，新興產業佔比持續提升，信息技術、高端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佔GDP比重持續提升，2020年預計將達15%。今年上半年，以新能源汽車、太陽能、工業機器人、集成電路等為代表的新興部門工業品，產量增長明顯較快。下一階段，“加速轉型”邏輯下，新興產業或繼續發力，進一步支持經濟的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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