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在老家柴房秘密翻譯《共產黨宣言》
1975年1月22日，一位耄耋老者冒雪來到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鮑正鵠聞訊立刻出門迎接，“外面這麼大的雪，您還親自過來，我們怎麼敢當啊！”見到自己昔日的學生，老者笑答：“你來看我不容易，還是我來吧。”師生重逢自然要敘敘舊，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來協助北圖鑑定館藏 《共產黨宣言》 中譯本的版本問題。不一會兒，工作人員拿來了多個早期譯本。老者仔細看了看，指著其中一本封面印有紅底馬克思肖像的說：“這個紅的是初印的，那個藍的是後印的。”聞聽此言，鮑正鵠高興極了，“由於版權頁缺失，我們以前錯將藍色的再版本作為初版本，這下可好了。”說著，他把首版《共產黨宣言》遞到老者面前，請他題字留念。老人見狀有些詫異，“這是馬恩的著作，我題字不合適。”鮑正鵠懇切地說：“這本書是您翻譯的，上面還印著您的名字，您就籤個名吧。”老者最後在二版譯本的內頁上工整地寫下自己的名字：陳望道。
沒錯，這位老人就是中共早期活動家、新文化運動先驅、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陳望道。正是他第一次把《共產黨宣言》 完整地介紹到國內，從而使一批先進知識分子能夠直接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堅定了他們追求共產主義的信念，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陳望道莫屬”
1920年2月初，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憤然離職不久的陳望道忽然接到 《民國日報》社經理兼副刊《覺悟》主編邵力子的來信。“‘一師風潮’正酣，力子先生此時來函，難道有什麼要緊事情？”陳望道離校雖已旬月，卻時刻牽掛著自己的學生們，每每回想起這半年多來在一師親歷的一幕幕，他不禁悲喜交加。
1919年6月，從日本留學歸國的陳望道受聘擔任一師國文教員。時值五四運動風起雲湧，他與同校的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等三位教師大張旗鼓地革新國文教育，倡導自由平等思想，人稱“四大金剛”。在校長經亨頤的支持和陳望道等人的言傳身教下，一師逐漸成為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年11月，一師學子施存統、俞秀松等創辦《浙江新潮》週刊，宣傳社會主義思潮。在陳望道的指導下，施存統撰寫了《非孝》一文，猛烈抨擊封建家庭倫理。該文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一經刊出，遂於西子湖畔引發軒然大波。浙江當局將之視為洪水猛獸，不但下令查禁週刊，還給陳望道等扣上“非孝、廢孔、公妻、共產”的罪名，並把經亨頤調離一師。經校長走了，陳望道他們也跟著離去。哪承想，一師學生以請願等方式，要求當局收回成命。浙江督軍盧永祥惱羞成怒，派軍警包圍學校。“一師風潮”由此震動神州。
“莫非力子先生想讓我為 《民國日報》撰文，聲援同學們？”陳望道一邊輕輕撕開信箋封口，一邊猜想著信中所言之事。他之所以如此揣測不無道理。在一師任教期間，陳望道常為《民國日報》 撰稿，他與邵力子還兼有同鄉之誼，故而彼此間相當熟絡。展開信函，讀著讀著，陳望道的臉上露出了微笑。原來，邵力子在信裡稱，戴季陶約請陳為《星期評論》週刊翻譯《共產黨宣言》。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共產黨宣言》裡的隻言片語就通過《萬國公報》《民報》等刊物傳入中國。五四前後，《每週評論》《國民》等進步期刊均對《共產黨宣言》進行過零星片斷式地摘譯，陳望道亦曾讀過。只可惜，《共產黨宣言》的通篇譯文一直闕如。於是，將《共產黨宣言》全部譯成中文成了許多走在時代前列的知識分子的迫切願望。戴季陶便是其中之一。
五四時期的戴季陶，思想激進，極為推崇馬恩。他與沈玄廬等在滬創辦的《星期評論》，因介紹、研究國內外勞工運動，宣傳社會主義和其他新思潮，迅即與陳獨秀主編的《每週評論》齊名，被時人譽為“輿論界中最亮的兩顆明星”。戴曾從東瀛帶回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彥合譯的日文版 《共產黨宣言》。他原欲據此將《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卻淺嘗輒止，因其翻譯難度頗高，譯者須兼備深厚的語言功底和一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整天忙於編務的戴季陶自感難以勝任，“不如邀人翻譯，並在《星期評論》上連載。”一日，當戴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好友邵力子後，邵極力贊同。
“可是何君能堪此大任呢？”戴季陶嘆了嘆氣，又把翻譯中遇到的難題向邵言說。思索片刻後，邵力子笑眯眯地講：“非杭州陳望道莫屬。”邵力子此言非虛。陳望道留日時，即結識了日本進步學者河上肇、山川均等，閱讀過他們譯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況且，陳的國文素養亦非常了得，單憑他往日刊在《民國日報》上的文章便能窺知一二。商定之後，邵立刻修書一封給陳望道。
《星期評論》的邀約讓陳望道既感意外，又覺興奮。因為“一師風潮”發生後，他在不斷地反思中獲得感悟：對待任何事物，不能簡單憑藉“新”與“舊”來加以肯定或否定，應當有更高的判別準繩，那便是馬克思主義。“這真是天賜良機！若譯出《共產黨宣言》，對於傳播馬克思主義豈不是大有裨益？”打定主意，陳望道趕忙提筆給邵力子覆信。不多時，上海方面向他提供了戴季陶自購的那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作為翻譯底本。
分水塘邊點亮信仰之火
譯書需要一個清靜的所在，陳望道想到了自己的故鄉——義烏分水塘村（今屬城西街道）。因村中有口水塘，池水分為兩系，分別流向義烏和臨近的浦江縣，故名“分水塘”，村子也由此得名。陳望道生於斯長於斯，直至外出求學，方才離開這個坐落在大峰山腳下的小村落。那裡“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遠離塵囂，猶如世外桃源一般，乃譯書的絕佳去處。
陳望道回到了家鄉分水塘村。適逢春節臨近，村裡漸次熱鬧起來，家家戶戶忙著準備年貨，陳家亦然，可裡裡外外唯獨不見陳望道的身影。他去了哪兒呢？
謎底就藏在距離陳宅五六十米開外的一間柴屋裡。那是陳氏老宅，陳望道幼時就隨父母居於此處。1909年，陳家新居——一座二層磚木結構的庭院建成後，老宅便被用於堆放柴禾，平日少有人前往。陳望道一眼相中了這破舊卻靜謐的老宅，他帶著幾樣簡單的生活物件和文具，便在那裡“安營紮寨”，孜孜不倦地翻譯《共產黨宣言》。柴房裡既沒桌子、又無床，陳望道乾脆把一塊鋪板架在兩條長板凳上，工作時，把一應所需攤在板面上，倒也施展得開；累了就往板上一躺，權作臥榻。早春時節，乍暖還寒，山區裡更添幾分寒意，及至深夜，刺骨的朔風橫衝直撞般地從四壁和窗戶的縫隙裡闖入屋內，陳望道那隻握筆的手時常被凍得不聽使喚。家裡雖不缺“湯婆子”和腳爐，但他嫌那些玩意束縛了手腳，反倒令人分神。實在冷得吃不消了，陳望道就起身，跺跺腳、搓搓手，還不住地往手心裡呼氣，稍覺回暖，又專心致志地繼續譯書。那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不知陪伴他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
陳望道對於《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是如此專注，除了短暫的睡眠時間，他都“吝嗇”到不肯在其他事情上多浪費一分一秒，就連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由母親張翠姐送入柴房。眼見兒子食不甘味、夜不安寢，人都瘦了一圈，張氏心疼不已。一日，她特地包了幾個糯米粽子，外加上一碟溫補祛寒的紅糖，送去給兒子吃。“粽子是剛出鍋的，蘸蘸紅糖，趕快趁熱吃。”陳母擱下吃食，反覆叮囑道。陳望道“嗯”了一聲，卻還在低頭寫字。為了不打擾兒子，陳母便轉身離去了。不過，為孃的仍舊放心不下，她在屋外站了片刻，並關切地問兒子，是否還要添些紅糖。“夠了，夠甜了”，陳望道的答覆很利落。後來，待到陳母進屋收拾碗碟，見到兒子嘴唇周圍烏黑一片，先是一愣，然後不由得“噗嗤”笑出聲來。原來，陳望道太過專心，竟錯把墨汁當紅糖蘸。見母親發笑，陳望道還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張翠姐這才道出其中的“奧妙”，陳望道聞聽後，抹著嘴巴，也笑了起來。
轉眼間，已近穀雨時節，陳望道“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終於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他小心翼翼地把近兩個月辛勞換來的那一疊字斟句酌的譯稿裝入一個紙袋裡，抱著放於胸前。出得屋來，抬頭望見遠處山花爛漫的美景，陳望道的心頭也充滿了濃濃春意。
“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1920年4月末，陳望道接到了《星期評論》編輯部發來的電報，邀請他赴滬擔任該刊編輯。原來，孫中山先生電召戴季陶回廣州，經編輯部一干人等商議後，認為陳望道是接替戴的最佳人選。這一紙電文讓陳望道頗感驚喜。他連忙帶著譯稿興沖沖趕到申城。來滬後，因工作關係，他結識了陳獨秀、李漢俊等人。陳獨秀還請他兼任《新青年》編輯。令陳望道欣慰的是，他的兩個學生：施存統和俞秀松這時正協助陳獨秀從事建黨偉業。5月1日，陳望道與陳獨秀、施存統等一同參加了在澄衷中學舉行的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集會。是月，陳獨秀髮起成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望道亦為成員之一。
雖說諸務繁忙，但陳望道卻未忘連載《共產黨宣言》譯稿一事。只要有閒暇，他就拿出譯稿一再校對。正當譯稿刊載在望之際，6月6日，《星期評論》突然宣佈停刊，主因是當局對刊物實施郵檢，使之發行嚴重受阻。如此一來，煞費苦心譯成的書稿就無緣問世了，這讓陳望道心急如焚。“不如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出面，搞一單行本？”陳望道忽然萌生一個念頭。6月27日夜裡，他將譯稿交給了俞秀松，請俞轉送至陳獨秀處。翌日9時許，這份稿子被交到了陳獨秀的手中。一拿到譯稿，陳獨秀就迫不及待地瀏覽起來，當唸完最後一句：“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今譯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禁拍案叫絕。他趕緊請通曉日德英法四國語言的李漢俊幫助校閱，還託李大釗從北大圖書館借出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以資對照。為慎重起見，陳獨秀在李漢俊校完後，又再行校勘一番。陳望道的譯文如行雲流水般，語勢連貫，文字簡潔凝練，令二人甚是滿意，決定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對外公開出版。
有道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印刷機構和費用問題如何落實呢？這倒難住了陳獨秀。是時，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分局委派的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正在上海，與陳獨秀等商討創建中國共產黨的事宜，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設立一家印刷所，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當維經斯基得知《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資金瓶頸時，馬上從帶來的活動經費中拿出2000元給了陳獨秀。隨即，一個名為“又新”的印刷所在辣斐德路成裕裡（今復興中路221弄）12號成立了，負責人為鄭佩剛。
是年8月，幾經磨礪的《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終於付梓，共計印行1000冊。首譯本比現今的小32開還略小，顯得玲瓏精緻，封面印著紅底的馬克思半身坐像，畫像上方印有“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等字樣。翻開小冊子，內頁是用5號鉛字豎版直排，無扉頁及序言，亦不設目錄，風格簡潔。稍有缺憾的是，書名被錯印成《共黨產宣言》，文中也有20餘處訛字。畢竟這是又新印刷所開機印製的第一本書，出錯也情有可原。
《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推出後，迅速在先進知識分子群體中掀起一股購買與閱讀熱潮，很快便告售罄。9月，在勘誤之後，《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印行了第二版，封面的馬克思坐像底色改為藍色。與首版相仿，第二版同樣熱銷，以致許多讀者致信《新青年》《民國日報》，詢問購書事宜。
魯迅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素來為陳望道所景仰。剛拿到還散發著油墨清香的《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陳望道即將自己的譯著贈給魯迅和他的胞弟周作人，以求指正。魯迅在收到書的當天就仔細閱讀了一遍，他對這位小同鄉的作為讚賞有加，“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後，這次埋頭苦幹，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
或許連陳望道本人也未曾料到，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會在當時的革命青年和知識分子當中產生強烈反響，一大批具有激進民主主義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薰陶下，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1921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設立人民出版社，在該社的首批出版書目中，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赫然列於前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州平民書社、上海書店等紛紛重印此書，單是平民書社一家就重印達10次之多。至1926年5月，該書已相繼印行17版，其再版的速度遠超同時代的任何一本圖書，受歡迎的程度可見一斑。
當年，毛澤東就是《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眾多擁躉中的一員。1936年7月，他對來延安採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長的心路歷程，“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排在這三本書之榜首的即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進而又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在向中央婦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發表講話時，再度談及《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即柯卡普著《社會主義史》——筆者注），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
不僅僅是毛澤東，《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教育和鼓舞激勵過的革命者何止成千上萬。在1949年7月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遇見前來與會的陳望道時，緊緊握住他的手，當著在場代表們的面，笑呵呵地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
然而，《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自在面世以後的20多年裡，卻一直為反動勢力所不容，尤其是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此書登上國民黨當局的“禁書”黑名單。鑑於嚴峻的敵我鬥爭形勢，一方面，陳望道採用佛突、曉風、仁子等筆名，藉以迷惑敵人；另一方面，各出版機構印製了多種偽裝本，有時連書名也僅用《宣言》二字，甚至還省略了譯者。
儘管如此，陳望道仍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真理總是不脛而走的……（敵人）沒有辦法阻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勝利。”歷史事實證明，作為國內第一部漢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來源： 解放日報言》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黨的早期理論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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