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 ·伯克新修辞学理论述评 ：关于修辞的定义
摘要
从肯尼斯· 伯克对修辞的定义可以看出他的新修辞学思想。试图对伯克的关于修辞学的定义进行分析与评介, 主要围绕同一、修辞范围、修辞功能与修辞形式展开论述, 在此基础上阐释伯克的修辞体系。
一、引言
传播学的兴盛是 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现象, 而传播学的兴起是以演讲和话语为研究主体的修辞学的复兴为基础的。从 20世纪 20年代开始修辞学走出了低谷, 成为一门在美国与西方愈来愈有影响力的“新学” , 其盛况与希腊、罗马时期作为“显学”的修辞学不相上下。学者们尤其是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发现修辞学能够解决许多传统的意义理论所提出的问题。新修辞学家紧密联系社会, 从多个理论领域汲取营养, 因而修辞学的理论和思想得以扩展, 使之成为一门 “有效地使用话语的综合性的语言理论”(胡曙中, 1999:1)。
众所周知,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始祖, 他的修辞学思想对西方文化与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 20世纪, 对美国新修辞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肯尼斯· 伯克。伯克以其特立独行的思想出现于美国的学术界, 他是新修辞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要谈 20世纪的修辞学, 就不能不提到肯尼斯 · 伯克, 以至于有的学者 (如休 · 顿肯,1964, 转引自邓志勇、杨涛, 2001:68)认为:“当今谁要是对交际著书立说, 无论他是多么有独创性, 都要重复伯克说的话。”
从20世纪 20 ～ 80年代伯克写了几十部著作论述他对哲学、文学、社会学、修辞学的看法。 他的重要著作包括《反论 》(Counter-Statement, 1931)、《永恒与变化》(Permanence and Change, 1954)、《对历史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1961)、《文学形式的哲学 》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1941)、《动机语法学 》 (A Grammar of Motives,1945)、《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 1950)、《作为象征行动的语言》(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1966)等等。由于其作品语言艰涩, 加之其修辞学思想的超前性, 直到 20 世纪 60年代之后才被人们广泛地注意与认同。随着新修辞学研究的深入与兴旺, 伯克的修辞学思想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成为西方修辞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于这样一位新修辞学界的领头人物, 我国的修辞学界对其修辞理论并未进行全面深入的介绍、研究及其应用。为了推动我国新修辞学的研究, 本文作者拟对伯克理论进行分专题的评述, 并且用之于具体的语篇分析之中。本文是该项研究的第一步, 首先从伯克的关于修辞的定义对其新修辞学思想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伯克关于修辞的定义
伯克将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1969:41)。修辞研究“用语言这种符号诱使那些本性能对符号作出反应的动物进行合作”(1969:43)。这种使用语言进行规劝的做法似乎与传统修辞学关于修辞的定义并无区别。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定义为“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说服的手段的能力”(1954:24)。伯克的修辞学理论并不是彻底否定古典修辞学思想, 相反, 他把其修辞学理论植根于古典修辞学, 因为他的理论也是源自于修辞学的始祖术语“劝说”。 在《动机修辞学》中, 伯克用了 131 页的篇幅来讨论传统的修辞学原理, 回顾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提良、圣奥古斯丁以及中世纪的修辞学家, 还有一些现代修辞学家。他在古典修辞学的“劝说”理论的基础上,引进了修辞的其它特点, 扩展了修辞学的定义, 大大超出了传统修辞定义的范围。顾曰国(1990:21)认为:“Burke的`同一' 理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劝说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也是本世纪以来重要的修辞学思想之一。”伯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修辞学的定义。
1.同一
“同一” (identification)的概念是伯克对修辞学定义的主要延伸, “同一”来自于“实质”这一概念,自我由各种实质或特性构成, 包括物质、职业、朋友、行为、信念和价值观等等。当我们与他人享有某些共同特质时, 我们就取得了与他人的同一。 同一离不开“同体”(consubstantial), 当两个实体在实质上通过共同观点、态度、物质拥有或其它特性相联系时, 他们就是同体的。例如, 男人和女人虽然不同, 但他们可以通过共享“人性”这一特质来形成同体。两位风格迥异的画家可通过“艺术家”这一特质来形成同体。在伯克看来, “同一”与“同体”是同义词, 说“ A与B同一就等于说 A与 B同体”。
1.1“同一”与“劝说”
伯克把“劝说”与“同体”和 “同一”等同起来,因为劝说是同一的结果, 他举例说:“劝某人时, 只有用他那样的语言说话, 使用同样的手势, 运用相同的语序与比喻, 持有相同的态度和观点, 在以上诸多方面与他同一, 才能劝说他。” (1969:55)通过同一来改变态度和诱导行为是伯克新修辞学思想的核心, 也正是通过这一概念他拓展了修辞学的定义。伯克无意用“同一”这一新修辞学的关键术语取代传统术语“劝说”, 他将“同一”看作是传统的修辞思想的补充。
在讨论 “同一” 与 “劝说” 的区别上, 李鑫华(2001:55)认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主要具有规劝的工具的意义。而伯克的新修辞学包括他的认同说在内, 侧重点在哲学的思考上……亚里士多德对修辞这一思想的思考偏于他的作为规劝工具的实用性的方面, 而伯克的思考却偏于这一思想在人的生存方面所具有的哲理性意义上。” “规劝主要是工具上的意义, 而认同则具有本体的哲学思考意义。”其实规劝与认同的区别, 恰好体现了传统修辞学与新修辞学的主要区别。新修辞学不再将修辞当作方法和工具, 而将它当作无所不在的符号, 一切人类的有意义的话语的形式都是修辞性的, 因此, 修辞行为存在于有限的修辞环境中还是存在于普遍的人的生存环境中, 是传统与新修辞学的主要区别之一。正如道格拉斯· 埃宁格(Douglas Ehninger,1972:8 -9)所说:“那种将修辞看作在话语的上面加上的调料的观念被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认识: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 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辞动物。”
1.2“同一”的三种方式
伯克提出了三种方式来取得认同, 即“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 (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与“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
同情认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感。例如,当你竞选某职位时, 知道听众反对对怀孕的妇女实施人工流产, 因此可以告诉他们:你也同样反对人工流产, 这样通过在观点上与听众同一来赢得他们的选票。再如, 一名总统候选人可能告诉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听众, 说他出身于农场, 这样他就在 “农民”这一特点上与听众实现了同一, 因而, 他就可能赢得他们的选票。在这些情况下, 都是通过实现A与 B基于共同利益的认同方式来实现劝说。说话者希望受话者在情感上认同自己。这是最接近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规劝意义的认同。但其涵盖面更广泛, 其意义也更广泛。同情认同对于处理人际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比如学校教育、监狱犯人改造、社会团体活动等方面都可运用同情认同来取得更好的效果。
对立认同是 “一种通过分裂(segregation)而达成凝聚(congregation)的最迫切的形式” (转引自常昌富, 1998:161)。 这里的分裂指的是对立面, 这是由于大家具有某种对立面而形成的联合, 即两者能够认同是因为他们共有一个敌人。两者间的共同敌人可能是人, 也可能是物, 更可能是人的生存环境, 例如, 美国与俄国在意识形态上是互相对立的,而在二战期间, 因为有共同的敌人——— 德国, 达成了认同, 形成了统一战线, 外部的敌人无疑是使与之对立的方面联合起来的凝聚的力量。 对立认同这一概念体现了伯克认识事物与处理事物的哲学观念。对立面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 对立认同也体现出伯克的新修辞学思想是与他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哲学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不去分析或认识对立面的种种情况就盲目认同, 一定会使人陷入认识的误区。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审时度势的,总是不断地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观察和判断, 权衡它们可能对他的行动带来的影响, 选择适当的策略,采取必要的行动。世事是复杂的, 但有了对立认同的观念, 我们也就多了一种应付这种复杂性的思维方式。
第三种认同 “误同”最有影响但是最不被人有意识地注意。在现实生活中误同是普遍存在的, 例如, 买万宝路香烟的人可能将自己无意识地误同为香烟广告中的潇洒、迷人的男人的形象, 从而作出行动去购买这种牌子的香烟。伯克还以汽车为例,指出人在开汽车的时候, 很容易错误地将机械的能力视作自己的能力, 而离开了汽车的人, 凭自己的能力走得不会比骑自行车的人快。伯克的误同的观点是非常新颖的, 它在现实上对人的思维的指导意义与其理论上开拓出的研究意义同样重要, 它提醒人们要审察自己的认知, 调整自己认知的误区。
1.3 “同一”与“分离”
对同一的理解如果离开了对“分离” (division)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完整的。伯克也将“分离”称为“疏离” (alienation)或 “游离” (dissociation)。 人都有互相分离的身体, 人类不可避免地与他人相隔离。与 B同一意味着 A从身体上来说与另外一个人而不是自己同一。但与此同时, 他仍然是独特的, 有其个人的兴趣、能力、态度与动机, 因此, 他既是与他人相连的, 又是与他人相分离的。而分离正体现了修辞的绝妙之处。正是通过修辞, 我们能消除分离, 实现同一与同体。在分离中, 我们可以发现修辞的基本动机, 即人们进行交际以消除分离与隔阂, 正是因为有隔阂的存在, 同一才有意义。 伯克认为如果个体的人不是互相分离, 修辞学家就“没有必要声称他们之间的联合与统一” (1973:306)。正是因为他们的分离性, 才让人们试图互相交际以消除区别。因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同一植根于分离, 其实同一本身就蕴涵分离, 修辞就是一种努力来调和这种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分离状态, 并且作为一种从某种程度上去跨越这种自然状态的方法。修辞所扮演的角色是通过符号和劝说使人们克服“分”而达到“合” , 即达到“同一” 。这样, 修辞学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寻找在每件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 而是“为了增进理解, 研究人们相互误解和消除误解的良方” , 是一种把“相隔绝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工具” (Douglas Ehninger,1972:9)。
1.4 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动机
伯克的修辞作为同一的概念还意味着传统修辞学与新修辞学的另一区别。传统修辞学集中于讲话者有意识的规劝行为, 传统修辞所说的劝说其实指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目的性很强的劝说, 它似乎暗示修辞者与听者之间的一种对抗关系。正如理查斯(1936:24)所说, “旧修辞学是争论的产物;… …它是关于词语战斗的理论, 并且一直受好斗的冲动所支配。”同一则部分是有意识的行为, 部分是无意识的行为, 因为有时我们可能并未有意识地感觉到我们正在争取的与听众的同一。 例如, 在总统竞选中对一些农民听众诉说自己的农民出身背景可能是有意识的, 而与自己所尊敬的教授在着装风格上一致则有可能是无意识的。
1.5他者作为听众与自己作为听众
劝说需要有听众。 伯克也把听众作为修辞的条件之一。修辞是对真实的听众或理想的听众的诉求。伯克认为听众也可指自己。 他说:“认可以作为自己的听众。只要他, 甚至是在其秘密的思想中, 培养某些观点与形象以取得一种他所希望的作用于自己的效果, 在这一方面他是修辞性的, 正像他运用令人愉悦的形象去影响一个外在的听众而不是内心的听众一样” (1969:46)。伯克的这一观点对于现实也很有指导意义, 如何说服自己采取某种行动有时比劝说他人更困难。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需要劝说自己的修辞情景。在这一点上, 伯克也大大地扩展了传统修辞学中主要以演讲修辞为主的范围。
2.修辞范围
伯克认为修辞除了关注口语与书面语话语, 还应包括一些传统修辞学中所不包括的领域, 诸如促销、求爱、社交礼仪、教育、巫术等话语。它还包括艺术作品, 如文学与绘画。艺术是交际的一种形式, 其意图是引起某种反应, 它是一种有符号意义的行为。因此, 伯克关于修辞的定义包括一些非语言因素, 这些非语言因素也是一种符号象征, 具有劝说作用。虽然非语言因素本身不是修辞的, 但在其意义中却体现了修辞。例如, 食物本身不是修辞的, 但修辞存在于食物的意义之中。再比如一幢银行大楼, 它本身不是修辞行为, 但通过建筑材料和宏伟的风格而体现出来的“安全”与“力量非凡”的意义却隐含了修辞, 这些意义对人们有劝说作用,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将自己的钱存入其中。军事武力的运用或者医生办公室的医疗器械都在伯克的修辞研究范畴之内。他们都是一种符号, 这些符号在其“意义”内部包含规劝的成分, 借此他们可以对其受众产生影响。我们可以用语言形式表达意义以达到劝说的目的, 也可以用非语言形式来表达同一个意义从而达到相同的劝说的目的。因此, 伯克曾说过:“哪里有劝说, 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 哪里就有劝说” (1966:301)。这句话清楚地表现了伯克修辞范围的宽泛性。修辞几乎无所不在。这是 20世纪新修辞学与其它众多学科如语义学、交际学相结合的结果。
3.修辞的功能
伯克认为修辞有众多功能。其中一项功能是对情景的命名与定义功能。例如, 一次演讲是有关围绕某一情景的策略, 是对该情景所提出来的问题的回答。再如美国的宪法, 它为涉及政治统治的情景进行了命名和解释, 正像称一个人为“朋友” 一样, 这样的称呼表明了这个情景的特点, 修辞学家认为这些特点是重要的, 因为它们表明了在那种情景之中应采取的行为。
但修辞不仅仅是为情景命名, 它也代表处理那种情景或为解决那种情景的问题所需的创造性策略。它给修辞者某种命令或指示, 换句话说, 修辞提供给修辞者一种生活的艺术, 即如何策略性地为人处世。对于人来说, 修辞情景是永恒地存在的,修辞是为修辞者解决其在寻找自我和更美好的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的解决方法, 因而修辞可被看作是一张航海图、一套公式或一本操作手册。修辞者可在决定产生各种行为的过程中去咨询, 以便确定在某种情景之下应如何行事。身处同样情景之中的他人, 也可以把某个修辞者的修辞作品作为一种“语体药” (stylistic medicine)来服用, 为自己的修辞行为找到一个模范。伯克认为, 一种修辞作品在多方面为修辞者提供帮助, 它可以为描述、解释某个场合提供思想、行为、情感和态度的词汇表来整理和阐释情景, 或者指导改变某一种情景。在其它情况下, 它可以帮助人们使其行为合情合理,将那些看起来邪恶或荒唐古怪的行为转变成充满美德的或正确的行为。因此, 我们可以说修辞指引人们进入且适应、转变某种情景, 使人们在各种修辞情景中的行为更易于被他人所接受。
每一个修辞行为不仅仅是对某一修辞情景的策略性的反应, 而且也是一种语体标准式的反应。修辞者不仅仅命名一个情景, 而且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命名它。伯克将这种命名方式称之为 “语体”。因此, 修辞的功能之一是使人与思想、情景互相适应。
4.修辞的形式
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 一个修辞者 “不可能不用某种模式来作出陈述” (Buike, 1966:487), 对修辞主题与内容的考虑必须包含对其修辞表达形式的考虑。
伯克将修辞形式定义为“对欲望的激起与满足”或者为“在听众心中创造欲望, 以及对欲望的适当满足”(1968:124)。同一或劝说来自于形式与内容的互动。通过形式, 一部修辞作品导引悬念与期望, 观众与其取得认同。因此, 当修辞者在其作品中创设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时, 读者即将作品中的解决办法看作是自己的, 与其取得认同。
伯克认为形式主要有三类:规约的、重复的和前进的。规约形式是指在遇到一部作品前对某种形式的期待。例如, 古希腊演说的开头就是一种表示惯例形式的例子, 这是听众所要求的并使他们得到满足的形式。再如, 一首十四行诗必须有某种形式, 而读十四行诗的人在读诗之前就有一种对其形式的期待。同样, 观看一部雅典悲剧的观众期待看到合唱并且去剧院时就在脑海中带有这种形式。
重复形式指在新的外观下对某一原则的持续保留, 即用不同方式重述同一件事情。例如, 一首诗中比喻的连续即是重复形式。再如, 在一个小城看见的一连串符号———用木板封起的大楼、四散的垃圾、空荡荡的大街、长在人行道上的杂草——— 这些重复的符号使人得出同一结论, 即小城很荒芜, 不繁荣。
前进形式指对情景的运用导致受众预期或希望某种发展。前进形式的一种类型是三段论式前进(syllogistic progression), 即一种一步步地向前发展的论辩。之所以把前进形式称其为三段论, 是因为正像三段论一样, 给一定的起始点, 必须产生某种结论。用另外一句话说, 当熟悉前提后, 观众肯定修辞作品在什么地方终结。“我们的欲望之箭以某种方向运行, 情节紧随箭运行的方向” (Burke,1966:54)。在许多有关匪徒的影片里, 观众从一开始的场景就知道影片的结尾会是什么样子, 即英雄赢得美女的爱情并且征服恶棍。与此相似, 在诸如麦当劳的快餐店里, 一进去所观察到的环境、菜单及价格, 都暗示着这不可能是美食家吃饭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些前提, 就不可能不作出某种预测。
第二种前进形式是特质的前进(qualitative progression),这是一种比三段论式推进更微妙的形式。特质推进不是情节中的一个事件引出另外一些事件, 而是某一种性质的出场引入另外一种性质。卷入这种形式的是场景或事件的特性, 而不是场景本身的行动, 因此一旦我们被投入到某种心理状态中, 另外一种心理状态就会随之而来。例如戏剧中的谋杀场景的古怪严肃性可引出随后而来的场景的古怪滑稽, 虽然行为不同, 但场景的特性是相当的。
特质与三段论式的第二个区别是在特质前进形式中, 形式的序列只有在作品之后才被看作是恰当的, 在开始之时是无法预期的, 因此它缺乏三段论式前进形式的预期性。比如一些开始超出观众预期的结局的影片, 只有在最后, 观众才会体会到其妙处与恰当性。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修辞形式外, 伯克还讨论了一些次要形式, 比如暗喻、悖论、扩展等等。这些形式的效果部分地取决于他们在整部作品中的功能,也可以作为上述三种修辞形式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次要形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一可源自于修辞行为的形式, 即来自于命题的展开形式。在这种情况下, 同一的目标是诱使受众先参与形式, 然后接受其命题内容。一开始受众可能难以接受某种观点, 但用于展示这种观点的整齐匀称的形式感染了受众, 使其与这种形式所传递的命题内容达成同一。伯克(1969:58 -59)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同一:
Who controls Berlin,controls Germany;who controls Germany,controls Europe;who controls Europe controls the world.
作为一个命题它可能是对的, 也可能是错的。即使它是对的, 人们也不喜欢整个世界被某个人所控制, 除非人们是完全的殖民主义者。 但是, 虽然它作为一个命题有可怀疑的地方, 但当你读到这个三步结构的第二步时, 你感觉到从形式上来说, 它是非发展下去不可的;在纯形式的层面上, 你会同意合作去实现它的整齐性, 因而自发地愿意促成其作为一段话语的完成与完美。再加上民族主义的狂热心理, 接受其形式也必然将其命题作为一种信念去接受。
结语
伯克对修辞的定义虽然包含劝说, 但其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了同一, 并且将修辞扩展至包括无意识的意图、自己作为听众以及对于受众来说有意义的非语言成分, 因而丰富了修辞的内涵。 他对修辞概念的扩展, 使我们认识到修辞为处世提供了方法,修辞不再仅仅是一种言辞的艺术, 而应从更综合与宽广的角度去考察人类的修辞行为, 伯克的修辞体系正是构筑于这一观点之上。
作者简介：鞠玉梅, 女, 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主要从事修辞学与语篇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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