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冯晓蔚
袁宝华，1916年出生在河南省南召县一个殷实家庭。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曾担任县委、地委、省委青委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入国家经济部门，曾任我国第一任物资部部长，改革开放初期任国家经委主任、全国企业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长期主持国家宏观经济部门管理工作，是一位富有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宏观经济管理专家和教育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企业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决吃“大锅饭”问题
文革结束后，摆在我国企业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就是要彻底纠正和肃清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各种极“左”谬论，把十年动乱给我国企业带来的损失弥补回来。
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恢复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袁宝华任党组副书记。经委的成立加强了国家对全国生产管理和企业管理的职能。袁宝华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企业整顿和改革上。
1978年至1982年是企业恢复性整顿时期。袁宝华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深感当时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行政管理太多，缺乏甚至没有自主权，体制太死，机制不活。他十分注重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狠抓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各项基础工作，在一些企业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和全员培训，使企业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1979年3月，在李先念的支持下，他组织国家经委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提出企业“扩权10条”，这个建议在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认可。他主持召开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座谈会，“扩权10条”得到了企业界的热烈拥护。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这5个扩权文件对于当时没有自主权利、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企业来说，无疑注入了一股活力，有效地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到1979年底，全国企业恢复性整顿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1981年3月，袁宝华接任国家经委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国家经委加大了企业整顿的力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企业领导体制和各种规章制度，从而确保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他要求经委深入调查研究，为党中央、国务院对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供方案。在经委研究的基础上，中央明确了“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的原则，并于1981、1982年先后颁发了三个条例，即《国营工业企业代表大会暂行条例》《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对企业党委、企业厂长(经理)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责权关系进行了分工，特别明确了企业厂长统一指挥、全面负责生产经营的权力，为解决企业普遍存在的党政不分、党委包揽行政事务和厂长不敢大胆负责的现象提供了政策依据。为进一步落实厂长负责制，1982年中央明确规定:党委书记一般不兼任厂长，厂长一般也不兼任党委书记。三个条例的全面贯彻执行，推动了我国工业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
1981年，袁宝华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企业整顿问题。与国务院体改办在北京召开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搞好整顿必须解决好五个问题:一是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调整方针，搞好挖潜、革新、改造；二是搞好工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三是搞好企业的关停并转；四是加强规划、上下结合、统一行动；五是要有统一的、强有力的调整工作机构。国务院同意并批转了这个座谈会的《汇报提纲》和附件。袁宝华赴天津专门召开了工厂改革试点座谈会，又赴上海召开了全国工交工作会议，提出工交企业要学习农村改革经验，实行经济责任制。他主持召开了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又主持召开企业整顿工作座谈会，分析当时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企业整顿的6条标准。要求所有企业要按整顿工作的6条标准对照检查自己。
经济责任制在我国农村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袁宝华及时提出应借鉴农村的经验，将推行经济责任制作为深化企业整顿的重要一环。8月，他在工业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的大会上讲话指出，要认真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行经济责任制健康地向前发展，避免一哄而起。他提出首先必须端正思想，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下决心解决吃“大锅饭”问题；要破除旧的习惯势力，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要在具体政策上不“卡富”“限富”；要着眼于挖掘企业的潜力，找出提高经济效益的新路子。实行经济责任制，要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要与企业整顿、管理体制改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结合起来，要加强计划指导和国家监督。在他的积极推动和指导下，企业的恢复性整顿目标到1982年初基本实现。
企业升级要从管理抓起
1982年，我国企业改革进入全面整顿阶段，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全国企业整顿工作领导小组，袁宝华任组长。
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此专门发出了《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强调企业全面整顿是建设性的整顿，除了首先要做好围绕提高经济效益的五项工作外，还要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建设规划。要认真总结和吸取过去建设“五好”企业、“大庆式”企业等行之有效的经验，把企业的整顿和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行。企业整顿的基本要求为:搞好三项建设(即建设起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一套科学文明的管理制度)，达到六好（即国家、企业、职工的经济关系兼顾好，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好，劳动纪律好，文明生产好，政治工作好) 要求。
在袁宝华的领导下，对企业工作进行综合治理，包括整顿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管理制度、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党的作风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内容。他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着重做好五项工作: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搞好计划、质量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严恪执行奖惩制度；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会制度；整顿劳动组织，定员定额组织生产，进行全员培训；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他的领导下，国家经委和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坚持不懈地组织推动企业整顿工作。他每年都主持召开一次全国企业整顿工作会议，每月主持召开一次各部委参加的工作例会。每年的会议都确定一个明确的主题，1982年强调企业整顿工作要敢于碰硬，领导班子要选明白人；1983年强调企业整顿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1984年提出抓改革促整顿，按照改革要求抓好整顿工作；1985年强调要保质保量、善始善终地完成企业整顿任务。
1986年以后，我国的企业改革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即由企业整顿转为企业升级阶段。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加强企业管理领导小组，袁宝华担任组长。国务院还颁布《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七五”期间要抓紧搞好“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素质”的企业升级工作，并把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和增强经济效益作为考核企业管理水平的主要指标。他在题为《切实做好企业升级工作》的讲话中指出，企业升级是企业整顿的继续和发展，是推进管理和技术进步的一种新形式。他明确提出企业升级要从管理抓起，提高企业素质，一靠技术进步，二靠加强管理。我国多数企业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针对一些人认为在企业升级中政府行政干预太多，他明确表示，企业升级是市场体系形成前国家管理企业所采取的一种行政手段，这种行政手段在当时是必要的。同时，也要十分注意把这种行政手段所产生的副作用减少到最小限度，不给深化企业改革带来新的阻碍。
要敢于捅马蜂窝
1993年2月，袁宝华大声疾呼要防止“翻牌”公司（指由一些原行政部门改成的企业）的出现，要注意权力进入市场的极大危害性。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的政府部门，包括一些执法部门的权力进入市场，这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极大的腐蚀剂，使企业吃够了苦头。他严辞批评“翻牌”公司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劝袁宝华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 但他坚定地说：“要建立社会主义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敢于捅马蜂窝。”
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经过十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袁宝华把它概括为十方面：一是企业经营思想从适应产品经济的封闭型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开放型转变；二是企业经营机制由缺乏生机向增强活力的方向转变；三是企业领导人员由行政型向经营型转变；四是企业领导体制由党委一元化领导向厂长负责制转变；五是企业组织由单一形态向多元化转变；六是管理重点从着重对物的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管理转变；七是质量管理由单纯的质量检验向全面质量管理转变；八是管理技术由传统型向科学化、现代化转变；九是战略规划由单纯完成国家计划向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转变；十是企业建设由单纯重视物质文明向双文明建设转变。
袁宝华很早就提出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1980年3月，邓小平对袁宝华提出要研究企业管理，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是更带有综合性的科学。同时应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比做生意还重要。袁宝华认真贯彻和落实邓小平的指示，1982年3月，他提出要总结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1983年初，袁宝华提出建立我国企业管理科学，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看成一家”的方针，他连续数年主持召开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座谈会，并与邓力群共同主编了《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和《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丛书，对推动我国企业管理科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袁宝华多次率团访问英、法、日、美、德等发达国家，每次访问回来后，他都要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汇报并报送考察报告。
1977年冬，袁宝华遵照李先念的指示，和李强一起访问英、法两国。这是文革结束后，我国较早派出的高规格经济考察团。1978年10月至12月，他与邓力群、马洪率团访问日本，他们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指出，必须下决心从思想上来个大解放，要彻底摆脱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要打掉框框，冲破禁区；在政治上，要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在经济上，要坚决改革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实现持久的、稳定的高速度；在经济管理组织上，要把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行政的组织管理形式，坚决彻底地改变为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在工作上，要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做好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工作，包括普及和提高教育，加强职工培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当时，这份报告振聋发聩，引起很大关注。此后，他率团相继访问了许多国家，每一次访问后都认真地总结经验，形成报告。这些充满新颖观点，大胆突破禁区的考察报告，在国内经济管理部门引起了很大震动。
十年心血《企业法》
制定《企业法》是袁宝华多年的愿望。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制定一批经济法，包括《工业企业法》。在彭真的主持下，组织了《企业法》起草小组，开始起草工作。鉴于厂长负责制在当时还很难为许多人接受，所以《企业法》（草案)和1981、1982、1983年先后颁布的有关条例，都是按照“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职工民主管理”的原则制定的，没有触及企业实际存在的党政不分、职责不清、多头领导、责权分离等问题。
1983年底，彭真向袁宝华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即工厂企业还是要实行厂长负责制，对厂长负责制不要戴任何帽子。袁宝华十分振奋，在几次全国性会议上向大家吹风。1984年，他随彭真在全国开展《企业法》的调查试点工作，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他先后率团进行了4次比较集中的调查，分别到5个大区的十余个省、直辖市，深入到几百个大中型企业，征询实行厂长负责制问题，广泛倾听地方和企业等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在调查中他越来越感到，要克服企业无人负责、无权负责、无法负责的现象，就必须坚决实行厂长负责制。他们向中央建议进行试点，中央和国务院于5月18日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大连、常州等6城市进行厂长负责制试点。
通过试点，企业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1985年初，中央书记处充分肯定了厂长负责制试点工作。1985年至1987年，《企业法》（草案）4次提请六届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在这3年中，袁宝华多次深入到厂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召开多种会议听取各方面的修改意见，组织起草小组对草案进行一字一句的推敲。中共十三大在理论上的突破为进一步修改《企业法》（草案）提供了依据，袁宝华和起草小组又一次进行了较大修改，使之有了突破性进展。
1988年1月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同意了《企业法》（草案）。1月11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企业法》(草案)，袁宝华受国务院委托作了草案修改稿的说明。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简称《企业法》，决定于同年8月1日开始实施。作为《企业法》起草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袁宝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企业法》从酝酿、起草、修改到最后通过，经历了近10年时间，先后拟定的稿子不下20版。回想起《企业法》起草过程中的风风雨雨，袁宝华感慨万千。后来在谈及《企业法》时，他深有感触地说：“因为《企业法》是我国的一部基本法，是需要花一些气力，需要一定的酝酿时间，需要一个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企业法》是我国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是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
狠抓经济工作生命线
1983年1月，袁宝华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总结了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经验，对开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通过的《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首次系统论述了新时期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1984年以后，我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面对这种转变，袁宝华认为做好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是推动城市经济改革健康发展的关键一环。他指出，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改进、改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紧紧相连而密不可分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解决“转轨”“转型”问题，要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转到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上来，转到为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素质服务上来，坚决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两张皮”的状况。他指出，从多年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实行厂长负责制，这不仅是企业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是企业党的工作的重大改革。为了适应改革新形势的要求，企业党组织和从事党的工作的同志要从思想观念到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来一个大的转变。
袁宝华十分重视理想和纪律教育，1985年，他提出在企业职工中进行“四有”教育，特别是理想、纪律教育。他强调，理想、纪律教育要同当前的改革相结合，保证和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理想、纪律教育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他还积极倡导企业培育适合本企业特色的企业精神，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袁宝华多次提出要把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我们经过长期努力取得的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加以探讨、总结、概括、提炼，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化、科学化、系统化，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这门科学作出贡献。他在1991年、1992年两次主持召开基础理论研究会，还组织编写出版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丛书》(该书共25册，邓小平题写了书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讲座》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编》等书。他语重心长地对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说，要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的过渡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这就是社会经济体制发生根本变革和思想领域引起的变化，也正是需要我们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是体制，首先触动的是人及人的思想观念与情感。1998年11月，他在中国职工政研会第十次年会上提出要加大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力度，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他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不断创新，创新既是革命化的保证，也是现代化的源泉。
袁宝华还不断提醒人们要警惕以下观点的危害:一是在法制与道德关系上，认为市场经济只要把法制健全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二是“代价论”，即认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要以社会道德沦丧为代价；三是在个人与集体、国家关系上，强调个人利益第一；四是在局部与全局利益关系上，不怕牺牲全局利益，实行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五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他强调，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要常抓不懈。新时期的企业政治工作，应当把民主管理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基本手段，切实地研究如何让职工在企业中成为主体，保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他狠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对改革初期引导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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