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帝頻繁地巡幸，給人們以荒唐天子、風流皇帝的印象，但他好騎射，親近邊帥，想立不世邊功，成為真正的威武大將軍，因此能夠奔赴邊塞進行遠征，敢於同蒙古兵打硬仗。不過，他嬉戲成性，出征與遊幸難以區分，即便是在宣府、大同、太原等地出征，也少不了掠婦女、尋女嬖，花天酒地，尋歡作樂。

明武宗正德皇帝

諫是規勸，諍是直言，諫諍能否生效，取決於君主是否接受或採納。

最開始的諫諍是零星的，沒有形成集團效應。當時，明朝社會動盪的局面已經形成。自劉六、劉七造反被平定之後，全國各地民變此起彼伏，謠言四起；江西寧王朱宸濠要進行叛亂的傳聞也令人風聲鶴唳，以至於“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欲救無及”。正德帝不但“頗聞濠逆謀，而且也深知“地方騷然”。他不想在深宮中垂拱而治，而是要親統“六師”以征討之，因此南巡是以“威武大將軍”的名義發號施令。

正德帝決定南巡，沿途官員必然要進行準備，而且是以威武大將軍的名義直接將鈞帖下達六部，避開內閣，當然要受到大學士們的強烈反對。但已經熟悉內閣大學士所作所為的正德帝，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面對正德帝的置之不理，朝臣們掀起了更大規模的諫諍運動。

京劇《游龍戲鳳》

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科道官們紛紛上疏諫免南巡，以至於正德帝“因氣感疾，免朝”。朝臣紛紛到右順門問安，心裡卻也明白正德帝是故意不見朝臣。於是，匿名揭帖四處傳佈，而百餘名朝臣紛紛上疏，有的還到午門外以死諫諍。他們直指時弊，不但要諫止南巡，還要誅除江彬等人，更提出皇位繼承的問題，遠比內閣大學士們的委婉之詞要激烈得多。用聚眾的方式進行施壓，造成一種聲勢，一般能夠收到一些效果，但在中國古代的君主制政體下，往往會適得其反。

北京紫禁城午門

按照《大明律》規定，凡是因事聚眾者，要不分首從予以治罪。沒有打鬥行為者杖八十，有打鬥過激行為者發邊遠充軍，傷人者絞，致人死者斬。百餘名朝臣聚集在一起於午門上疏，已經是聚眾，欲使我行我素的正德帝屈服，應該說是很難的。果然，“上怒甚，江彬以（郎中黃）鞏言及已，欲逞其憤。有旨：‘朕感疾未寧，此輩不聞問安視膳，乃出位妄言，多方訕謗。”將黃鞏等人押送鎮撫司嚴加掠治，其餘一百零七人罰跪午門五日。最終，百餘人受到杖責，數十人被免官戍邊，十四人被杖而死或因杖傷不治而死。“諸臣旦夕出入朝，寧如囚人，觀者莫不泣下。”這次反南巡同時反邊帥義子的行動，不但沒有阻止皇帝心中的南巡計劃，而且使邊帥更加受信任，連正德帝也覺得朝臣易制了。

明康陵，正德皇帝和夏皇后合葬於此

無論如何，百餘名中下級朝官敢於逆風而上，其影響是巨大的。

首先，作為中下級官僚，敢於參與朝廷的大政，並且用他們獨特的請願方式進行諫諍，直接指斥君主之失，這在是難能可貴的。雖然他們並沒有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但政治參與意識已經產生深遠影響。以後的嘉靖朝“大禮議”，萬曆朝“東林黨議”，崇禎朝“復社運動”，應該視為是此次諫諍的繼續。

其次，百餘名中下級官僚被罰跪、廷杖，有些還被立斃於杖下，或因杖致死。他們被免官戍邊，被罰俸，不但贏得人們的尊重，而且得到聲援。北京商民聲稱罷市，便是例證。

再次，這次諫諍運動實際上也收到一定的效果，最終迫使正德帝暫時停止南巡的計劃，只能再尋找其他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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