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县虽地域偏僻，人居荒蛮，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却人才辈出，代不绝书。更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但为历代帝王将相所注视，更激励了一些贬居开县的官吏奋发向上，争取早日得到朝廷重用，包括对子女的培育，比如慕容章之子慕容延钊、柳公绰之子柳仲郢等，都成了后来的名将和重臣。这，不但给开县带来不同的文化形式，加速了开县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更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可能。
在唐及以后，除代表人物韦处厚外，还有大唐盛世“郑半朝”代表人物郑幼儒，欣然把自己的长子郑敬道下放到开州任刺史；《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之永贞革新代表人物王伾，被宪宗贬为开州司马；在开州十年磨一剑、上书皇帝“辩谤略”的散文家唐次，为开县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仅《全唐文》就收录有唐次4篇散文，另有《白帝祠祈雨文》、《祭龙潭祈雨文》、《祭蜀先主祈晴文》、《祭杨判官八弟文》，以及唐次的好友、户部侍郎权德舆写的《开州刺史新宅记》、《序》、《祭唐舍人文》等；唐代兵部尚书、书法名家柳公绰，曾任开州刺史……
自唐以后的数百年间，开县文化似乎处于一种“休眠”状态。其实，这是一个地区或区域文化发展的孕育期，文化“由兴到衰、由衰而兴”的发展更替过程往往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到了清代，开县文化繁荣开始“回升”。晚清名臣李宗羲，26岁中举，30岁赴京殿试，中殿试二甲第25名，由知县到两江总督，并办南洋通商事务，后又兼江苏巡抚。李宗羲提倡强海防、抵外侮，谏议人才的发现与使用，反对修建颐和园，主张台湾设省等等，为今人所称道。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即“公车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在600多签名上书的举人中，开县就占6人，占四川省签名人数的十分之一，由此，开县被誉为“举子之乡”。
尤其是到了近代，刘伯承的出现，再次给开县文化注入了一剂兴奋剂。被誉为当代“军神”的刘伯承以足智多谋和以伤残之躯指挥作战屡建奇功而闻名于世，是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其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另有《合同战术》、《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等大量译著，被誉为“我军院校之父”，他建立和奠定了新中国军事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军事理论研究成就被史学界认为是“无人望其项背”，其坚韧顽强、大智大勇的人文精神，是构成今日之开县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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