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重相馬名士。相傳有騏驥伏鹽車下，見伯樂而長鳴，伯樂下馬，憫而泣之，謂千里馬也。騏驥聞之，乃俯而齧、仰而鳴，聲徹於天。當時的相馬，絕非只看皮毛外相，據說與伯樂同時的九方皋相馬，忘記了馬的牝牡驪黃，只看馬的本質，伯樂講他：“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
伯樂和九方皋的故事給我們的啟發是相馬尚且如此，則較馬複雜得多的人，就更不能只看皮毛外相。因此在中國的名相士，更重骨相。血肉之軀，或會因生活條件的改變而或肥或瘦，鬚髮因年齡的增長而由濃變稀，惟有骨相是不會變的，一個人的命相，主要依據乃是骨骼。在臺北歐豪年家，陳列一個老虎頭骨，雖然皮毛血肉已成灰，而那長嘯山林、百獸震怖的雄風猶在，令人望之生畏。又一次去開國主席紀念堂瞻仰遺容，雖形銷而骨猶存，黃永厚說：“看這隆準和大耳，的確還是王者相。”難怪老人家“餘威震於殊俗”(賈誼贊秦始皇句)，連北京出租車上，多掛有開國主席像，據說可以避邪，不出車禍。
骨相的重要在於骨骼支撐血肉之軀，猶如大廈之需棟樑，而且它的遺傳、發展往往要積以數代、數十代、百代人，一個民族的強大、一個姓氏的繁衍、一個家族的興隆，都是需要強其骨的。相士之重骨，其實有著客觀的依據，非徒託玄談。
記得清沈宗騫在《芥舟學畫編》的《傳神總論》中，談到人物畫家應注意象外的神韻，講有的人因歲月的變化外貌早判若兩人，初見或不識，久而久之，伊人宛在，那就是因為象外之神依舊籠罩在已變化了的血肉之軀上。高人雅土的風骨，是從骨髓深處透出，同樣傖夫俗子的賤骨，也從骨髓深處透㈩，這枉相學家叫“骨相難更”。一個從事過間諜、出賣過祖國情報的某人，今天無論如何激昂慷慨做凜然壯士狀，報刊上所載的相片，我觀其骨相上的猥瑣險詐、畏生怖死，是無法掩蓋的。抗日戰爭時並非錚錚鐵漢，而今，一方面做炮轟北京狀，而又暗渡陳倉，做愛鬧乖孩子狀的某君，雖肥頭大耳、世人細審其骨相上的媚態可掬，也是昭然在日的。曾經富貴過而變得貧窮的，如潦倒於西山的曹雪芹，他那種繁華過盡、燕市歌哭的狀態，自有一種華貴的骨相。而一個學歷低微的香港寓公畫家，今日雖充闊佬，而其小人得志、呼囂鑽營的作為，也必來自他那種酸鄙的骨相。其實，血統論是錯誤的，而血統所造成的骨相不易變化，卻又是不爭的事實。
上帝造物，賦予眾生的骨相，必有可共同依循之規律，因之某人往往像某動物，而某動物則往往像某人，這是骨相所透露出的神韻，因為皮毛血肉是完全無絲毫相類之處的。形貌像鳥的人物，中西方古之帝王曾有之。古羅馬的執政蘇拉，生就一副鷹的面孔，某西方相士謂彼必有領袖群倫的慾望和狠毒兇險的心態。春秋時范蠡在打敗吳王、功成身退之前警告大臣文種，講越王勾踐“長頸鳥喙，忍辱妒功，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然鳥的種類很多，勾踐的鳥喙想必亦同蘇拉為猛禽而非雞鴨。古典小說如《水滸》，往往以動物之名作一百零八將之渾號，如豹子頭林沖、白日鼠白勝、跳澗虎陳達等等，他們與動物的骨相必有相通之處。我們不妨在生活中仔細端詳，人的骨相若類動物，在性情上、品格上以至動作都有某種神似，某種暗合。而且這種暗合和神似，對我們判斷一個人，有著直感上的幫助，這種幫助往往比較準確。尖嘴猴腮的人做事往往無大略宏圖，獐頭鼠目的人為人往往多投機、鬼祟。
骨相雖為天定，對人的命途關係至大，而人的命運並不完全依據骨相。骨相雖影響人的氣質神韻，而人的氣度好壞和素質良莠並非完全不可改變， 因此後天的修煉，卻可能在外相上衝淡骨相。也許原來是獐頭鼠目的，由於“重之以修能”，氣質也會漸漸華美。相貌不佳，甚或醜陋的人，正不必心灰意冷。這便是心術沖淡了骨相。不過這也難，即以香江藝術家某而論，相格類似夜貓，而牙齒的參差錯落又類似蝙蝠，這是一副大為不祥的骨相，接近他的人小心是必要的。
古今之相士，亦有能左右影響政局者。民初孫中山、袁世凱、黎元洪之升沉起伏，當然是中國的社會背景、政治勢力之消長使然，而彼時之名相土釣金鰲先生之睿智，看準了南北政局之變遷，認清了孫中山之偉大，不能不使人嘆為神仙中人。我想相土之高明者，必把握骨相、心術、作為這三方面的信息，然後推理判斷。至於面紋之分佈、黑痣之地位等等，只是相術餘事，為市井之算命先生看家本領，多說好話，如有災厄，勸其再來，此用以餬口，斯亦足矣。
注：這個世界上沒有偶然只有必然，無論多麼微小的邂逅都必定會影響未來的命運，緣分締結就不會消失。世界貌似很大，其實很小隻限於自己看的見的，手摸得到的。所以無論好運與壞運，不必高興或氣餒，福報享盡即為壞運，壞運過去即為好運，多行善事才是好運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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