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威儀，除了彰顯於建築氣勢與夫子盛容外，還體現在一個具有強大陣容的隨祀團體上，這個團體可通言為從祀。從祀有尊有卑，為了示以分別，一般又在習慣上稱從祀中的尊者為配享，卑者為從祀。
就位置來看，配享、十哲在殿中，其他從祀在兩廡。從祀人員的排列次序大致是根據從祀者與孔子關係的遠近及對儒學貢獻的大小進行安排的。 配享之禮自古有之，其目的在於報功勸忠。郊祭、社櫻、宗廟等均有配享。
無論祭天還是祭祖，在享祀模式上都會遵循一定的搭配關係選擇一位合適的配食者。配享人選與配享人數都不能隨意安排。有資格入圍配享者，絕非平庸之輩，而配享人數又是絕無僅有的。後世配享往往超出一人，甚至數人不等。漢代宗廟祭祀，以功臣配享廟庭，一時將相已有數十位。自晉以後，凡祀祖宗，皆以數位功勳大臣配享。
弟子佑食於師，古籍無載，後世一旦形成，卻是超佚往古，非功臣配享於帝王廟庭可比。孔廟從祀體系的形成軌跡大致為：開始於東漢，在唐代大規模發展，在宋代基本定型，明清繼續擴充。從祀人數，歷朝遞加。
明初為一百一十九人，包括四配、十哲、七十一弟子、三十四賢儒。到了清末，從祀者增加到一百七十位了，包括四配、十二哲、七十八位先賢、七十六位先儒。民國八年，又增先儒顏元、李塨二人，共一百七十二位。在從祀制度建立的過程中，從祀隊伍並不穩定，除了增祀以外，還常有罷祀、改祀、復祀等現象發生。
今天，和各位聊一聊孔廟四配的形成過程。
四配按配享地位排列，依次是顏子、曾子、子思、孟子。按配享時間排列，依次是顏子、孟子、曾子、子思。四人的崛起軌跡是不一樣的。
顏淵在漢明帝首祀七十二弟子之時，就已位列第一。三國魏曹芳之時，己以顏淵配享為常。北齊“拜孔揖顏”之禮尤為盛行。貞觀二年(628年)，太宗一改高祖釋奠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之例，複稱孔子先聖、顏子先師。
總章元年(668年)，顏子被追封為太子少師；太極元年(712年)，又繼贈為太子太師；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兗公；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為兗國公；元至順元年(1330年)，又贈為兗國復聖公。
孟子的升級履歷較為簡單，宋元豐六年(1083年)，封鄒國公；元豐七年(1084年)，晉配享位；元至順元年(1330年)，贈鄒國亞聖公。
曾子因與孝行有著緊密的聯繫，所以在唐朝受到極大的關注。總章元年(668年)，贈太子少保；太極元年(712年)，贈太子太保；開元八年(720年)，以曾子受《孝經》，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二十七年(739年)，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瑕丘侯；政和元年(1111年)，以丘字犯先聖名，改封武城侯；鹹淳三年(1267年)，晉配享位，封郕國公；元至順元年(1 330年)，贈郕國宗聖公。
子思，宋崇寧元年(1102年)，封沂水侯；大觀二年(1108年)，從祀於左丘明二十二賢之間；端平二年(1235年)，升列十哲；鹹淳三年(1267年)，封沂國公，晉配享位；元至順元年(1330年)，贈沂國述聖公。
顏淵算是孔廟中的寵兒，生前既最得夫子心意，身後遂得陪侍左右。孔廟祭祀體系形成初期，孔顏組合就已經極為盛行，“拜孔揖顏”幾稱為孔廟祭祀通例。千年之後，縱使孟子、曾子、子思崛起，顏子的首席地位也從未受任何撼動。如果對孔廟入祀規律稍稍有所瞭解，就一定會驚歎顏子的寵祀奇蹟。孔廟入祀門徑，向來不離兩途，要麼藉著述之功，要麼藉傳道之功。以此二途衡量，顏子均非佼佼者。甚至於其生平事蹟，相關記載也很少。
那麼，顏子何以會在四配中具有如此穩固的地位呢？李之藻曾解釋過其中的原因，他說：“唐以前第配顏子，固以好學不惰，殆庶之詣，獨冠群賢故耳。”此解顯然有未盡之旨，難令人心愜。
顏子的影響力是在漢晉之時形成的，奠定此一基礎的，除了他本身的德行修養與好學不輟外，還有一個時代性因素，即東漢順帝時開始實行的破格選才制。
《後漢書·順帝紀》有載：“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
此令用意，在於向仕途中引入一種靈活機制，以免因限年之法而扼殺早悟俊才。效果如何，暫且不論。其令文用典卻是無意之中將顏回塑造成了少年得志的偶像，後世激揚聲譽，往往喜以此相標榜。顏回聲名由之大噪。此前明帝、章帝、安帝至闕里祭孔，都是以七十二弟子從祀。順帝后，則逐漸過渡到以顏子一人配。唐以後，顏回的孔廟獨享局面被打破，可是他的首祀地位自始至終沒有受到過任何衝擊。
在配享的後起之秀中，孟子與顏回的競爭最為激烈。甚至有明顯的跡象表明，他們之間還上演過一場“亞聖”爭奪戰。孟子儘管列於四配之末，但是他配侑孔廟要早於曾子(曾子在唐初一度配食，很快中輟)、子思。
孟子的地位在神宗朝驟升，從獲得鄒國公封號到配享孔廟，僅僅用了兩年時間。孟柯配享起於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之請，關於此次請奏，朝廷內部意見不一。太常寺以為配享當以孔子同時之人，孟子異代，不接於夫子，不可；禮部援貞觀二十二賢為例，以為但可取著德立功其道有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皇帝採納了後者意見，增孟子配享，位於顏子之下，國子監及天下學廟皆塑鄒國公像，冠服同兗國公。
兩宋之時，孟子及《孟子》所受到的關注度大為提升。孟學是當時的學術主流之一，很多學者對孟子推崇備至。歐陽修稱：“孔子之後惟孟子最知道。”黃庭堅則稱：“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王安石更是一生都對孟子景仰不己，多次作詩來抒發此一情懷，“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孟子受到推重，一則與他的道統地位有關，二則與他的闢異端勇氣有關，三則與他的經世之學有關，四則與他的性命之學有關。
孟子熱的推動者可溯及到韓愈，他的“道統”觀幾乎影響了後面幾個朝代的學術建構體系。《原道》中的道統是如此提出來的：“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傳焉。”
其時佛、老瀰漫盛行，儒道岌岌可危。昌黎本意，大概是藉此以抗佛、老，以固陣營。但是他的道統提法卻是前所未見，連程伊川亦是說其語既非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
歷史表明，正是藉助於韓愈所構築的道統鏈條的機緣，孟子獲得了額外之運，後世道學凡提傳道、承道、知道、護道之事，幾必以孔孟並舉。孟子排斥異端的形象，因世風澆漓而具有了長期存在的合理性。
孟子配享與王安石有很大關係。朱熹早就說過:“孟子配享，乃荊公請之。”
神宗朝是王安石仕途生涯最為活躍的時期，也是孟子迅速崛起的時期。孟子的晉級過程僅用了十三年時間。在幾道步驟中，除了第一步王安石起著明顯的作用外，其他幾步的倡導者也都與王安石有著千絲萬縷的政治聯繫。是以孟子配享，是王安石最終推動的結果。
孟子在受追捧的同時，優遇隨之而來。仁宗景祐年間，孔子後裔孔道輔守兗州，有感於“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隨即立廟報之，配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之徒。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孟廟從祀人數猛增至十八人。
此外，在宋朝以孟子配享孔廟後，金朝也以“兗國公親承聖教者也，鄒國公力扶聖教者也”為據，將顏、孟安排於孔子左右配享。元仁宗延褚三年(1316年)，追封孟子父為鄭國公，母為鄭國宣獻夫人。
孟子晉享於孔廟，可謂有著平步青雲之速。可是，當孟子與朱元璋相逢，則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覽閱《孟子》，當讀至“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一語時，即以此“非臣子所宜言”，旋詔罷其配享。動作之迅，不容稍議。隨詔書一併下達的是，“有諫者以大不敬論”。
按明代律例，大不敬為十大惡之一，死罪不赦。足見朱元璋怒氣之難抑。可是皇權專斷並沒有威懾住所有人，刑部尚書錢唐就是一位。他在朱元璋廢止天下通祀孔子時就曾伏闕上疏，此次又冒死上諫，且自言：“臣為孟柯死，死有餘榮。”太祖究不失為英明之主，自知放縱獨斷可行於一時，卻不能據為久遠計。事情的結果是：
“帝鑑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
《明史·禮志》中還記載了太祖的詔復短言:“孟子辨異端，辟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經此一劫，孟子地位更為穩固。
曾子、子思一塊升入配享，四配格局最終成型。曾參最初是因孝行而聞名。唐高宗時，太子李弘行釋奠禮，上表請求將曾參與顏回一起褒封。高宗對太子的表現甚為滿意，隨即降旨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參為“太子少保”。
四十多年後，曾參與顏回又分別被追封為“太子太保”、“太子太師”，與之同時，曾子得以與顏子並配享於孔子廟。這是有關曾參配享的最早確切記載，但據其後史料分析，顏、曾共配似乎只是睿宗朝的一時盛舉，並沒有維持下去，曾子仍歸屬於七十弟子之列。
開元八年(720年)，曾子雖以“大孝，德冠同列”而頗受眷顧，實際上僅得坐次於“十哲”之後。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孔門弟子獲贈爵秩，顏子稱公，“十哲”稱侯，曾子只贈以伯。在唐代，曾子雖然偶獲破格之遇，但實質地位沒有多大改變。至宋代，曾子地位發生根本改變。他先獲侯爵，並接替顏子增補於十哲之列，其後又獲公爵，且由十哲榮升配享。
曾子配享，在很大程度上與四書中的《大學》有關，而不是以往凸顯於他身上的孝道標籤。這種變化軌跡在其配享前後的贊文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宋高宗的贊文為：“大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康熙的贊文為:“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前之以孝，後之以道，學風變化，晰然可辨。
在四配中，子思是後起之秀，徽宗時，方才從祀於二十二賢之間。但他很快就達到了從祀生涯的頂峰。理宗時，升為十哲；度宗時，升配享。他配享孔廟在很大成份上是基於《中庸》之故。
事實上，曾子、子思入祀配享，與當時的傳道風尚以及道學家正在極力構築的道統譜系有著很大關係。
對於配享四人制的成行原因，劉壎曾發表過議論：“議者以本朝崇尚《四書》，宜並祀曾、思配享。於是以邸國公、沂國公升配文宣王，與顏、孟為四。其意蓋
以顏主《論語》，孟主《孟子》，而《大學》則曾之所述，《中庸》則思之所作，是因《四書》而尊四賢，可謂備一代之盛典。”
事實上，正是朱子的一句話，奠定了此一配享格局，其語為：“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鹹淳聚齊四配，朝廷下頒的詔文即推衍自朱子此語。
四配製出現後，再無任何變動。這並非隨意妄論，後世事實證明，雖然十哲、兩廡人員都屢有進退數經變更，四配格局卻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穩固依舊。當然，也有人提出過改進方案，如李光地就建議：
“《朱子語類》雲‘配享只當論傳道’，然則將來若有折衷大典者，當稍放朱子精舍釋奠儀而損益之，以顏、曾、思、孟、周、程、朱、張九賢配，於義為允。”
乍睹之下，光地此議頗具建設性。配享既論傳道，則應保持傳道鏈的流轉暢通，使道統世世相承，後繼有人。然而，光地取義難免帶有理學自我標榜之嫌，猶屬門戶私見。若考慮到孔廟從祀體系的紛繁複雜，則李氏方案的可行性又未免讓人懷疑。
運營/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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