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葛某某
在每个中国人看来，中国就是中国，就像太阳就是太阳、月亮就是月亮一样，是不用争论的问题，但“中国”这个称呼在一段时期里却犯了日本人的忌。
不愿将中国称“中国”
早在1870年10月，日本主动提出要与中国签订友好条约，也就是《中日修好条规》。清政府总理衙门正式照会日方使臣同意立约，预定次年由日本另派全权大臣来华谈判，日方代表柳原前光离开中国前留下一份日方所拟的条约草稿，供中国方面先研究。
中方打开这份草稿，第一句话就觉得不妥：“兹大日本国欲与大清国比邻往来，厚修永久无渝之谊，两国通商，确立公正不拔之法……”日本称自己为“大日本”，称中国为“大清国”，表面看来没啥，但仔细品味却不是那么回事。
在对内或一些非正式场合清朝有时也称自己为“大清”、“大清国”，但在对外的正式场合是清政府一般称自己为“中国”，有时也称“中华”、“华夏”，这不仅是名称问题，更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政治内涵，是地位和尊严的体现。
《南京条约》一开头也有“大清皇帝”的写法，但那只是在条约的开头即“约首”提了一下，正文中写的全是“中国”，况且那是不平等条约，是被别人强加的。正因为有着那样沉痛的教训，所以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敏感。
在后来的谈判中这个问题自然被提出，中方认为应将条约中的“大清国”一律改为“中国”，没想到的是日方对此坚决反对。这个修辞上的小问题竟然成了双方争辩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让谈判几乎破裂。
日本代表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言下之意中国称“中国”就把日本矮他了，所以坚持写“大清国”。中国代表认为“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后来李鸿章亲自出面谈这个问题，谈了半天，最终才和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国。”
最后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中日修好条规》，但中方发现，到签字那一刻日本仍在玩小动作。按约定，双方各持一份中文和日文条约，文本应该是一致的，但日方所持的汉文条约文本写的仍是“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的严正抗议。
日本代表辩称，这份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这件事李鸿章没有坚持到最后，也就这么签了。
“中国”的名字被日本人看上了
在中国最早的古籍《尚书》、《礼记》等中就经常出现“中国”一词，如《尚书•周书》记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礼记•王制》记载：“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著名青铜器“何尊”上有一篇12行、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其中有“宅兹中国”的字样。
“宅兹中国”就是建宅居住在天下的中央，在中国古代，“中国”一词既指“天下的中心”，又指“天子之国”，是华夏民族整个居住地和所建立国家的称谓。
然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人也觉得“中国”这个称谓很好，不仅大气，而且代表至尊无上的地位，所以也看上了。日本有一部很名的《大日本史》，是仿照中国《史记》的体例和叙述方法编撰的，也分本纪、列传、志、表等，成书于十七世纪70年代，这部书提到日本时就常自称“中国”，例如该书117卷记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所上的一份奏表写道：“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
上面这段话的大意是，北面有虾夷这样的落后部族，西面有隼人这样的落后族群，他们都很野性，难以治服。古往今来，中央政权圣明他们就容易臣服，朝堂不稳定他们就容易叛乱。虾夷生活在北海道，隼人生活在九州岛，都是日本的原住民，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大日本史》所称的“中国”就是日本自己。
当时很多日本人都持这样的看法，奈良时代著名大臣藤原广嗣就曾说过“日本即中国”。所以，在日本的古代史书中看到“中国”不要马上想到咱们中国，甚至“华夏”、“华土”、“神州”、“中华”这些词，也不一定指的是中国，如《续日本纪》记载：“通中国于是始矣。”《中朝事实》记载：“中华之文明，圣王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与之，实过化之极功也。”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宋朝灭亡标志着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中国已经在文化上亡国了，蒙古人、满人在“华夷体系”中都是“夷”，不能代表中国，19世纪初日本儒学家内藤虎次郎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就是这类观点。
这类观点除了要争夺“华夷体系”的主导权外，还意欲挑起中国内部汉族与蒙古族、满族的矛盾，如甲午战争时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就号召汉人建立革命军，配合日本军队反抗“蛮族满清”。
用“支那”来蔑视中国
不愿称中国为“中国”，其实称“大清国”都是“客气”的。当时日本人普遍称为“支那”。有人认为“支那”来自日语，或是日本人发明的，其实都不对。
在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已有“支那”的称呼，古代希伯来人《以赛亚书》中也有类似的词汇，在早期的外国典籍中，“支那”又称作脂那、至那、斯那、真丹、振旦、震旦、真那、振丹、脂难、旃丹等等，指的都是中国。
关于它的来源，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秦”的梵文译音，除此之外也有认为是“丝”、“昌南”、“荆”、“契丹”、“震旦”等梵文译音的，印度那时称中国为支那，原没有什么贬意。
“支那”一词很早就传入了日本，至少在唐朝时已出现在日本的典籍里，在当时这个词“借用于汉籍佛经，旨在显其新意，并无其他特别涵义”。也就是说，这个词开始只有少数人使用，大多数日本人称中国一般用“中华”、“唐国”等。
19世纪初，日本西化的倡导者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大肆宣扬扩张主义，不愿意承认中国是“华夷体系”的中心，书中凡提及中国一律称“支那”。这时“支那”一词在日本社会已被广泛使用了，1862年日本“千岁丸”号出访上海，使团成员回国后所写的大量游记中凡称中国一般都写为“支那”。
当时，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书以及各种报刊上“支那”一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不仅不提“中华”、“中国”，“唐国”等词语也不断减少，再往后学生用的教材里也都称中国为“支那”。
语言是有感情色彩的，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支那”虽是“旧词”，但逐渐成为近代以来日本人对中国的新称谓，并慢慢地与贫弱、懒惰、因循守旧、傲慢不逊、无能等意象联系在了一起，用这个词再称呼中国有某种贬意与蔑视。
在许多语言中都有一些表达蔑视心态的词汇，有人称之为“蔑视语”，日文里有敬语也有“差别语”，即类似于“蔑视语”，称中国为“支那”就是一种“蔑视语”，这就是他们在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一再坚持不愿意把中国称为“中国”的原因。
南门太守
这种情况是专指日本对中国的侮辱。西方人叫中国为China（发音近似支那）没问题，为什么日本人就不能这么叫？因为西方人一直就是这么称呼中国的，不带感情色彩，而日本，他们也用汉字，本来是完全可以用日语的发音读出汉字“中国”（日语发音类似于“秋袄库”）或汉字“中华”（日语发音类似“秋卡”）的，但有些日本人偏偏不这么读，非要读China的音译支那。因为“中国”这个词在汉语或日语中都有中央之国的意思，而“支那”就是个国名，没有任何其他意义。日本人这样的做法就是故意贬低中国的意思。假如换一下，中国不叫日本（日语中这个词的汉字就这么写）为“RIBEN”，非要叫他们Japan“者判”，他们也会不开心的，西方人这么叫他们，他们会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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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自打一出世，就不是一个贬义词。
现在英文的“China”，法语里的“Chine”，与“支那”源出同脉，我们听了以后也安之若素。
支那之称，最初来自于古印度的梵语，也是秦的音译“chini”到了印度半岛，“玄奘法师”们再从印度半岛转译回来形成的，同样毫无贬义。
假如没有中日两国的近代交往史，这“支那”到现在兴许一直用的很自然，称呼者与被称呼者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
问题，就在于我们与日本的近代交往，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这个汉语“支那”，当然不是中国历朝历代乐意用的，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叫“大汉”、“大明”、“大清”才是常态，日本和中国一样，也爱叫自己“大日本”，韩国叫自己“大韩”，道理也是一样。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大家除了自己愉悦自己，谁也都惦记着给别人添堵，有实力，你给别人添完堵，别人也得忍气吞声，比如叫日本人“倭”。
倭人实力有限，大部分时间里不爱听也得听，但是自己是不这么叫的，到了清朝，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实力与中国拉近，开始惦记着反击中国。
日本人从来就没有服过大清，“倭”这个称谓，大明叫就叫了，大清这么叫就很接受不了。“中华”这个词，欧美人不太懂，同是中华文化圈的日本人再清楚不过，你大清根本不配叫“中华”，明亡之后，中华这个
“表述地理的土豪词汇”只配日本拥有。你大清该叫什么？翻翻字典，“支那”这个词就很适合，相较于“中华”的“中”，你也就配个“支”字。
所以日本才坚决以“支那”相称，大清不行，民国也全无实力，也就一直“支那”下去。
问题是日本人的这点小九九别人看不明白，中国人再明白不过，民国时代的文人就很排斥这个词汇，等到日本战败，自然就给这个“
贬义词”判了死刑，寿终正寝。
“印度支那”（英语Indochina，法语Indochine）属于躺枪，这个叫法本来是欧美人用来形容中南半岛这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表示无感，反正他们也不用“支那”这个汉语。现在，倒是我们也不怎么爱用这个词语，多半改为“中南半岛”。
历来现实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二百五是一句骂人的话，但大家也都知道二百五在古代并不是骂人，而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字。后来因为普遍使用银子，五百两银子是一封，二百五十两银子是半封，谐音“半疯”，所以二百五慢慢变成了骂人的话。
然后再来说正题。为什么“支那”是侮辱性词汇，而“印度支那”不是。本来支那和印度支那都没有贬义，都是单纯的地理名词。西方自古就把中国叫成了支那（China/Cina/Chine），虽然这个词来历不明（关于其词源，答主另一篇回答有详解，欢迎大家关注阅读），但中国人知道后也欣然接受，并没有觉得受到侮辱。而东南亚各国因为在地理上位于中印两个大国之间，所以西方人图省事，就把东南亚半岛直接叫成了印度支那，意思就是中印之间的地区。
印度支那是西方人图省事，懒得给那块土地专门命名，所以就干脆把它叫成中印之间的地区
这本来都没什么问题，甚至在清末一些希望国家改革的人士还接受了西方这个支那的叫法，在一些文字里自称支那人，希望能籍此让国人摆脱天朝上国的迂腐认识，尽早走上现代化强国之路。但问题也在此时出现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了对外扩张政策，而其扩张的首要目标就是中国。为此日本首先就要在文化上去除本国人对中国的崇敬心理，所以日本官方以与国际接轨为由，将对中国的称呼从“中国”改成了“支那”。在随后的日本五十年侵华历史上，支那一词也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不断入侵而带上了越来越多的侮辱色彩。日语中也诞生了许多与支那相关的骂人话，比如“支那叭嗄”（しなばか）”等。所以“支那”一词也渐渐成了日本侵华时代让中国人深恶痛绝的词汇。
支那一词已和日本侵华史混为一体，成为那段历史的一个象征
日本战败后，应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在国内再用支那称呼中国，带有汉字的支那一词也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但由于经历过日本侵华期间使用支那这个污名化过程，所以支那一词的贬义是无法去掉了。就像“二百五”一样，尽管现在二百五早已不是半封银子的意思，但是它骂人的含义却已经去不掉了。
但是印度支那这个名词并没有经历过这个污名化过程，而且欧洲语言里Indochina（印度支那）早已变成一个单独的词，只是词根里有china，跟支那一词的本义已经相去甚远，所以印度支那一词不被视为侮辱性词汇。不过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印度支那这个词使用的也越来越少了，现在最常用的词汇是中南半岛，印度支那也已经基本变成了一个历史性词汇。
桃花石杂谈
“支那”原本指中国，就一个名字。就像史玉柱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一样，然而，有一段时间史玉柱的公司几乎破产，人们都看笑话，有网友开玩笑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屎中玉柱”。所以史玉柱这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笑话的代名词，从一个名字颓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当然史玉柱没有改名字，虽然是笑话，那个叫“史玉柱”的人，从始至终还叫史玉柱，只是后来东山再起了，“史玉柱”这个名字又成了神。然而“支那”没这么幸运，在支那人落魄的时候，日本人看着支那人太不像样子了，简直就是猪一样，时间久了，支那也就成了猪的近义词。当然支那可不像史玉柱一样只有一个名字，你日本既然拿支那当猪，那我就换个名字，请叫我神州，中华，华夏，中州。时间流逝，后来和同盟国一道，支那取得对日战争胜利，最后定了“中国”这个名字，不允许日本叫“支那”，只能叫“中国”。当然有部分日本人不服气，或私下或公开仍叫那一群人“支那人”，故事就是这样，却不知将来如何演变。
体度生
“支那”中国的意思。“印度支那”是印度中国的意思。上几个世纪欧洲人殖民亚洲人，亚洲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它们统称亚洲人为“印度支那”人。
中国的邻居日本崛起后，对懦弱的中国人极其鄙视，“支那人”成为中国低劣民族的代名词。
盈博天宇
什么都不多说，看图。汉倭奴国王金印，日本国宝。
还好206001252
百科资料显示，“支那”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要
支那把佛经译为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i就翻译成“支那”。同为印欧语系的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后来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来自这个语源。《大唐西域记》就有一段记载：“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
印度支那，亦称中南半岛或中印半岛，指亚洲东南部的半岛，东临南海，西濒印度洋，因位于中国以南，印度以东而得名。中南半岛的南部也称"马来半岛"。中南半岛通常特指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法属印度支那"，包括今日的越南、柬埔寨(旧称高棉)、老挝三国，简称"越老柬";广义的中南半岛则指"东南亚大陆"，包括越老柬三国及缅甸、泰国(暹罗)、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地区及新加坡、槟城、马六甲等地。
"印度支那"一词是音译自法文"Indochine"，表示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并受两国文化影响的区域。中国、东南亚、欧美等地的华人普遍使用"中南半岛"一词，主要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支那"发展成为侮辱中国的词语，在于右任的倡议下，改用"中南半岛"，意思为"在中国以南的半岛"。
但是在国际以及学术领域(尤其是地理学、地质学界)，仍使用"印度支那"一名-如印支构造期就是用"印度支那"的缩写"印支"命名的。
根据以上资料，所谓支那，不过是梵语对中国的称呼，并无什么褒义贬义之分，但由于近代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原被日本人看作天朝的中国，一下矮了半截，打不过日本的中国便不再受日本的尊重。也许在之前，日本人称中国大唐、大明、大清，觉得高大无比，可是，通过一番交手，发现原来他们一直以为强大的大清，只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虚弱病人。于是，日本不再用尊重的口吻称呼大清，而是用另一个外来词称呼清朝。
这样一来，中国人就会觉得，日本对中国的称呼不再是大清，或者中国，而且又派兵侵略中国，自然就觉得支那一词是对中国的蔑称了。
而印度支那，意思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国家，是国际通用词汇，没什么褒义贬义。假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日本，即使日本人把中国称为支那，中国人也不会觉得受辱，说不定还是一种尊称。
若愚趣谈
其实就“支那”一词细究的话还真的不是褒贬词，纯粹就是当前的“中国”的某一时期的外国对中国的绎音名，意义跟“大唐”、“神州”、“华夏”类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也是。后现代国人牵强附会上“侮辱性”也是日本侵华中后期自卑的感觉延续，说句公道话，仅“支那”一词真的没有侮辱性，一如我们说“日本”、也没有对日本侮辱，只有加上后缀、比如“日本鬼子”就多少有点蔑视他的含义。日军侵华时期的“支那猪” 及前些日大陆川籍港中大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嘴里的“支蛆”一词都是对中国的蔑视，也已构成一种侮辱。
话又说回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词已替代了历史以来的这块地盘和这里的民族，国际上的主流也承认了。此时再以代表落后那个时代的中国旧名“支那”来称谓中国，确实也或多或少带点侮辱色彩，至少是不尊重。廿一世纪的今天，仍对中国称为“支那”者，给人的感觉明显属于异族对崛起的中国羡慕嫉妒恨那种的馊酸味了。这就是中国人真正挺起了胸膛的最好注释！
我们大可不必计较“支那”一词。支那，只代表历史长河中 中国的一帧打盹瞬间的萌相罢了。面对廿一世纪的今天，依然狗一样地苟且偷生，仗势凌人、嗞牙裂嘴的“友邦”，我们真有必要跟一条狗的狂吠计较么？
无聊办主任
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
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
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
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
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
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
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 玄
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
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
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
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
“支那”一词在日本进一步的推广，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 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 “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 “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
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
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来。
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
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
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
下面举一些例子：
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做“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
“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做“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