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時期面臨怎樣的內外部風險?風險的根源無非來自兩個方面，即內外客觀環境的變化和應對策略的錯誤。總體看來，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內外部風險，仍然是圍繞著十八大前後討論多年的“兩個陷阱”而展開的，即內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
鄭永年
這兩個“陷阱”的風險有兩方面，一是諸多客觀環境有可能促成國家掉入這兩個“陷阱”，另一是主觀層面沒有能夠拿得出有效的政策去避免這兩個陷阱，這後一方面的決策錯誤也就是前些年一直在討論的“顛覆性錯誤”。本文先討論“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另文討論。
在十八大前後，人們對“中等收入陷阱”爭論多年，現在不再爭論，不爭論的原因有兩個。第一，這些年一些人過於樂觀，認為中國已經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已經位於發達經濟體的低端國家。既然已經逃避，那麼就無需討論了。第二，不能爭論。中國並不缺乏悲觀的人們，但悲觀論很容易被視為是政治上不正確。不過，今天隨著內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人們開始感覺到國家無論是離“中等收入陷阱”還是離“修昔底德陷阱”都不遠了;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就會難以避免陷入。
那麼，“中等收入陷阱”危機的核心在哪裡?危機根源有很多，但主要體現為不發展的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是硬道理”一直是重要決策的首要考量。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社會面臨無窮的問題。這並沒有什麼好驚訝，任何社會都是如此。但中國成功的地方就在於持續的發展。所有問題都是在發展過程中得到解決的。但一旦發展本身出現問題，造成不發展的局面，那麼所有其他問題都會浮現出來，不僅得不到解決，甚至會惡化而最終演變成危機。
如同其他的問題，“中等收入陷阱”也必須通過可持續的發展而加以避免。十八大之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即從以往的兩位數高增長下降到7%以下，即中速增長。這個轉型不可避免，因為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維持永久的高增長，無論是環境、能源還是人力資源，都很難承受如此持續的高增長。
更為重要的，在高增長階段，人們對一個重要問題關注不夠，即什麼樣的高增長?如果高增長導致社會的高度分化、環境的惡化、資源的衰竭，那麼高增長不僅不可持續，而且是“壞”的高增長。因此，十七大提出了“什麼樣的發展?”的問題，國家政策的重心開始轉向社會分配。近年來，國家更提出了從數量經濟到質量經濟轉型的政策目標。
但即使是中速增長，如果能夠在今後10年至15年維持6%到7%的增長，那麼中國仍然能夠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而進入發達經濟體。十九大規劃了從2017年到2050年的國家發展遠景，即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到2050年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可以預期，到2035年中國會提升為發達經濟體，至少是今天“四小龍”經濟體(即韓國、新加坡、香港和臺灣)的最後一位即臺灣的水平，即人均國民所得2萬5000美元左右。中國今天人均國民所得是9000多美元，儘管要達到臺灣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如果能夠把自十八大以來的“一攬子”經濟發展政策有效地執行下去，這個目標並不難實現。
擔心“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那麼，為什麼現在人們擔心“中等收入陷阱”的來臨呢?這裡既有內部官僚機構不作為的因素，也有外部國際環境變化的因素。
官僚機構是政策執行者。為什麼不作為?這裡既有決策的原因也有執行的原因。就決策來說，這些年強調政策頂層設計非常重要，因為改革到了這個階段，即“全面深化”階段，部門和地方主導的零星改革難以為繼。但是決策的“頂層性”往往導致一些政策缺少科學性和可執行性。
例如自由貿易區的政策涉及面過廣，沒有充分考量到試錯成本，導致很多權力沒有能夠充分下放下去。原因很簡單，如果這些權力都下放了，整個國民經濟就會受到影響。因為沒有人能夠保證自由貿易區一定能夠成功，一些部門不敢下放權力，並非毫無道理。
又如精準扶貧極其重要，因為這關乎於社會公平和穩定。不過，很多地方的政策設計又過於理想，近於“烏托邦”，把精準扶貧理解成為徹底消滅貧困。但事實是，即使是最富有的社會也仍然會有相當一部分窮人的存在，世界上找不到一個沒有窮人的社會。為了實現一個沒有窮人的社會，很多地方動員了最大的力量進行扶貧。但動員式扶貧很快就造成了扶貧人員的“疲乏”，在執行過程中演變成形式主義的扶貧。現在一些地方開始擔憂，一旦政府停止“輸血”，那麼就會出現大規模的“返貧”。
再者，在決策方面，在一些政府層面，這些年也表現出追求政策數量，而忽視政策質量的趨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一些人從數量上來理解“全面深化改革”，追求決策的數量，以為政策數量越多，改革就越全面。實際上，“全面深化改革”並不意味著所有這些所界定的改革領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政策必須講究“突破口”，就是從前所說的“綱舉目張”。沒有人可以不問輕重緩急而全面推進改革。
此外，政策的質量往往並不取決於政策的理論邏輯，而更多的是取決於實踐邏輯，一個政策有很強的理論邏輯，並不見得具有實踐邏輯。一個不符合實踐邏輯的政策往往是不可執行的。政策過多、政策沒有執行下去，這些就導致了政策信譽度的下降，出現了人們所說的“塔西陀陷阱”，即人們不相信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了。
就政策執行難來說，原因也很多，但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科學的權力監督機制還沒有到位。無論是反腐敗還是克服既得利益對改革造成的阻力，都要求權力監督機制的高度集中。為此，十九大在此前的地方實踐基礎上，設立了監察權，表明內部三權體制的到位，即決策、執行和監察。這個體制對中國的長久治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不過，三權之間的邊界、內部運作機制、三權之間的關係，這些都需要很長時間的探索。就目前來說，一旦監察權過度，或者說什麼都可以監察，那麼執行權就會被“閒置”。
在實踐上，如果要改革或者執行政策，那麼必然有犯錯誤的風險;一旦犯錯誤，那麼就要被監察。在很大程度上說，如果監察機構的唯一責任就是尋找政策執行者的“錯誤”，那麼一定能夠找到“錯誤”的，就像在“互相否決”的多黨制下，反對黨一定能夠找得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反對執政黨。
目前的中國，在很多地方，可以說是告狀的人多於幹活的人，並且告狀是零成本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官僚理性地選擇不作為。儘管“不作為”也會有風險，但較之“犯錯誤”而帶來的風險，“不作為”的風險仍然是低的。儘管中央也就此出臺了文件，容許改革中的“試錯”，但這些文件都不具有法律意義，很難改變執行者的實際行為。
此外，“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因為國際環境和地緣政治，尤其是最近中美貿易戰等因素而在大大提高(外部因素如何影響中國的“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另文論述)。
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麼，就內部來說，在目前的情況如何通過政策的變化，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顛覆性錯誤”呢?至少如下幾個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要正確理解“頂層設計”。不能把“頂層設計”簡單地理解成為“上級設計”，更不是少數人關起門來設計。有效的政策必須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結合;同時，沒有大量的調查研究，很難有科學的頂層設計。
第二，決策需要從數量轉向質量。儘管改革需要克服零散進行，而全面推進，但必須在眾多的政策中找到有效的突破口。有突破口和沒有突破口的全面推進，效果是不一樣的。
第三，中央政府要抓大方向，而執行部門要抓細節。現在很多政策過於宏觀，過於理論化，甚至過於意識形態化，而缺少可執行的細節。沒有細節的政策不僅很難執行，而且在執行過程中會走樣。而政策的細節需要專業人才的參與。就中央地方關係來說，很多政策更需要地方的參與。
第四，在很多領域，國家需要地方性政策。中國的國家規模就決定了地方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來，如果沒有地方的積極能動性，很難理解中國社會經濟方面的巨大變遷。儘管在一些領域例如金融、法治等，中央政府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也就是說集權有需要，但很多政策領域仍然要求地方扮演主要角色，例如地方經濟和社會服務等。這些領域，地方是主體，而中央是監管者。
第五，需要做政策檢討和評估。這些年在調整經濟結構方面努力不少，但效果不那麼理想。例如大家都意識到重點要放在發展實體經濟上，而要遏制過度的金融和互聯網經濟等。但這麼多年下來並沒有改變重金融和互聯網而輕實體經濟的局面，最多的金融力量也流不到實體經濟上去。這是為什麼呢?
第六，政策執行需要讓各個行動主體行動起來。這就需要有選擇性集權和有選擇性分權，該集中的就集中起來，該下放的就放下去。十八大三中全會所規定的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需要轉化成為實際可操作的政策。就行動體來說，這些年的局面是中央在動，但地方、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企都很難動，甚至沒有動起來。改革開放以來，這些才是政策執行的主體。如果這些行動體不能動起來，那麼政策仍然會停留在紙面上。
第七，重中之重就是建立十八大四中全會所設定的“法治政府”。無論是政府的合法性還是效率都取決於法治政府。就經濟來說，法治政府就是規制政府，政府不僅要規制企業行為，也要規制自身的行為。儘管建設規制型政府早已經成為改革的目標，但迄今為止政府仍然是控制型政府。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年來儘管政府本身提倡“審批權下放”但仍然難以下放的主要原因。在規制型政府下，企業的運行原則應當是“自由進入、市場先行、政府退後、有效監管”;但在控制型政府下，政府仍然站在門口，不讓企業進入。社會方面也如此。如果政府不給社會發展的空間，社會永遠不會成長起來。
簡單地說，政府是一個(法治)構架，而不應當管那麼多細節。細節屬於市場和社會，沒有市場和社會，就不會有任何可持續的發展動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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