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青少年時期的袁世凱，論者多斥之為“紈絝子弟”、“放蕩不羈”、“狂妄自大”，其組織文社，大把大把銀子供給士子，幾乎家財散盡，也被貶之為“附庸風雅”“沽名釣譽”。敘其言，述其事，筆觸之間，不是挖苦，就是諷刺。其實，這都是人們因袁世凱晚年復辟帝制而形成的對青少年袁世凱的偏見。
上述青少年時期袁世凱的言行，當然有民國初期袁世凱做大總統後好事者為其抬轎子吹喇叭的成份，但基本事實是可信的。幼讀時期的袁世凱，因殘酷戰爭的薰染，強而後贏、戰而後勝的武力決定一切的意識滲透其骨髓中，這是他日後政治生涯中狠抓軍權，屢屢以強力迫天下的主要內在動因。而青少年時期的袁世凱，既非一般追求科舉仕途的酸腐士子，也非只知舞槍弄棒、不識時事的赳赳武夫，而是文有一定基礎，武有一定造詣，既有舊式扶危解困、行俠仗義的豪傑之風，也有近代對國憂民困的深深憂慮。我們應該看到，由於家世和環境的影響，袁世凱較早地接觸社會和走向社會，見識多廣，視野開闊，遠非孜孜於書齋的一般書生可比。我們還應該承認，袁世凱少年有志，且其志遠在舊式士子或者豪傑之上，不完全是那種狹隘的“學得好武藝，賣與帝王家”和“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光宗耀祖心理，而是留心時事，練兵求強，安內攘外，志在天下。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青少年時代的袁世凱，就開始在叔伯的帶動下，做一些實際的社會工作，且每做一事，均不辭辛苦，務實認真，不但講求實效，也確實卓有成效。20 世紀初，袁世凱和張之洞，一北一南，競辦新政。張之洞的湖北新政當然很有成績，但比起袁世凱的北洋和直隸（時稱新政模範省），時人和現在的學者公認差之遠矣。袁世凱曾經為此與德國公使笑談：張中堂（張之洞）是探花出身，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是講辦事的。
費正清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論及清末近代化新政多為袁世凱所辦，也說他是“天生的實踐家，而非理論家”。其實，通過上述若干事例，袁世凱在青少年時期就已經顯示出其實幹家氣魄了。而且，青少年時期的袁世凱，隱隱然蘊藏著壓抑不住的力量，似乎不飛則已，一飛沖天。
1881年10月，袁世凱投奔到山東登州吳長慶部。時吳長慶部已人滿為患，但礙於結拜兄弟後代的情面，吳給資遣散袁世凱隨從，留下袁世凱一人，月供10 兩銀子作為零用錢，讓袁世凱拜學識淵博的幕僚張謇為師，學習詞章之學。袁世凱大失所望，對張謇說：“我家中有田可耕，此來不是為了餬口。我以為中國現在受到列強壓迫，法蘭西侵略安南，擾我南洋沿海，指顧之間，戰事將起，假若對法失敗，則列強或將群起瓜分。我當初因吳公任海防重鎮 , 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報國之秋。不料到此之後，見吳公溫雅如書生，並無請纓赴敵之意，諒我也不甘於久住也。”張謇見袁雖年紀尚淺，但頗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概，於是向吳舉薦。吳長慶隨即委任袁世凱為營務處幫辦，輔佐自己辦理軍政事務，兼帶稽查隊，糾查違法違紀案件。
22 歲的袁世凱上任不久即顯示出極強的辦事能力和負責精神。他以“不能任勞任怨，安能成大事”的精神，凡事親歷親為，遇事用心體察，做事任勞任怨，很快掌握了點名、操演、巡更、放哨等營規。他每晚令差弁打著“幫辦營務處袁”的銜燈，巡查各營，稽查軍紀，遇有違紀，不論何人，執法無情。時淮軍已失去鎮壓太平天國時的英銳之氣，暮氣沉沉，軍紀渙散。當年新年放假，幾十名軍士因賭博發生衝突，開槍互擊。吳長慶回家過年，擔任營務處幫辦僅三四個月的袁世凱，帶稽查隊趕到，假傳吳長慶命令，當場將帶頭開槍軍士正法，眾人懾服，穩定了混亂的軍營。事後，吳長慶不但不治其“專擅殺人”之罪，反而誇獎他有應變之才，對他更加器重。
另外，袁世凱還時常與吳、張等慷慨激昂地做憂國憂時之宏觀大論。吳、張等均覺袁對中外情勢分析甚為精闢，而袁任職營務處幫辦，又見其做事“井井有條，似頗幹練”[12]，均認為袁世凱“有宏志，才堪大用”。（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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