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人們也希望將是開啟改革開放未來新徵程的破局之年。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浙商之路主題展暨浙商改革開放學術研討會”，於桂花飄香的9月舉行，會上新老浙商代表和專家學者共同回顧、展望浙商的發展之路，自然是富有深意的。浙江省第十二屆人大副主任、浙商發展研究院院長王永昌作了總結講話。
以下為王永昌院長演講全文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人們也希望將是開啟改革開放未來新徵程的破局之年。
我們紀念、回顧過往，毫無疑問是為了今天和明天，是為了繼往，更為了開來。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40年，可謂風起雲湧，跌宕起伏，波瀾壯闊，也取得了驚天動地的歷史性成就。在這個大背景下，浙商在成長，在發展，在遠航，在奮進，他們與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同呼吸共命運。
浙商是一個時代性的偉大群體。它屬於這個時代，是時代潮流中的巨浪；它屬於浙江，是浙江兒女中的優秀中堅；它也屬於自己，是一個堅韌奮鬥的企業家群體。
一、40年浙商見證並參與了一個
偉大時代的創造
我們首先應從更高的視野來思考浙商的成長和發展問題。浙商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曆史進程的一個縮印、一個標識。一個偉大的時代，哺育出了一個偉大的群體。
改革開放的40年，是風雨兼程的40年，如火如荼的40年，酸甜苦辣的40年，景象萬千的40年。40年激越拼搏，40年追夢前進，40年書寫時代華章。
浙商這40年的發展，同樣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值得我們歌頌的，是值得我們鼓掌喝彩的。其中，浙商的最大貢獻與成就，起碼有以下幾個方面：
1、浙商參與創造了當今中國的變革時代
浙商是改革開放這個時代的符號、形象，體現著特有的時代內涵和本質。在很大程度上，浙商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弄潮兒，而且是勇立時代潮頭的弄潮兒。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最深刻的劃時代經濟變革，就是以市場化為取向的經濟體制的形成；最根本的劃時代發展意義，就是市場經濟主體——企業家群體的形成。企業家群體是過去40年也是未來中國推進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更是發展進步的主力軍，他們與人民一起，共同譜寫了這個時代發展的主音符。
一千萬浙商，無疑是當代中國企業家群體的優秀代表。浙商和中國企業家群體一起，共同參與並創造了我們這個時代。
2、浙商參與創造了當代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浙商的另一個極具時代意義的名字，就是當代中國私營經濟或者說民營企業的代表。
民營經濟的成長和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當代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進而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這一變革，影響是深遠的，它改變了中國的時代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此得以載入歷史史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我們這個社會終於注入了新的時代活力。講市場經濟也好，講基本經濟制度也罷，都離不開當年民營經濟的首創之功。而我們浙商可以說就是當代中國民營經濟的傑出代表。我曾在溫州工作過一段時間，也參與了助推“溫州模式”的進程，從中深切體會到浙江私營經濟、民營企業的貢獻之大，而這些貢獻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也許我們更應該首先看到它們對當代中國社會制度體制及其社會文明進步的歷史性貢獻。
3、浙商參與創造了一個全面小康的浙江
講到浙商的貢獻，當然首先是對浙江改革開放和發展的貢獻。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實力的較快提升，浙江人民生活水平的較快提高，浙江改革開放和發展總體走在全國前列，一個關鍵原因，是有一支人數規模大又特別能創新創業的企業家隊伍。
浙江的民營經濟貢獻了全省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生產總值、70%以上的外貿出口以及8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造就了浙江發展的偉大奇蹟。浙江目前正在高水平地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這與浙商的搏擊奮鬥是分不開的。不僅如此，浙商還為全國各地的發展，為其他地區邁向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建設都做出了貢獻。據統計，浙商還有一百多萬人走出國門，到海外創業，也為人類進步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4、浙商成了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群體
浙商代表了浙江形象、浙江人的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今中國人的形象。
浙商在市場經濟實踐中不但創造了巨量的物質財富，而且還創造了無價的精神文化財富。浙商參與創造了當代中國的工商文明和企業家精神。浙商還參與創造了浙江精神和浙商文化，助推浙江現代文明的發展。浙商代表了一個善於吃苦創業、敢於搏擊市場風浪、勇於變革創新、富有時代責任感的堅強群體。這個群體代表著這個時代，代表著浙江人和當代中國人的風采，而且是越來越具有國際性的影響力。
改革開放40年，浙商一路高歌猛進。但這是用辛勞汗水、堅韌毅力和質樸智慧鋪就的創業之路，其間充滿荊棘痛苦，經歷風雨洗禮。當然，也有陽光雨露，彩虹高照，成功的喜悅驅使浙商們義無反顧地走向新的征途。
二、貫通過去與未來的浙商發展之路
改革開放40年，浙商是怎麼崛起、成長的？浙商發展之路是一條怎樣的路？在邁向未來的此時此刻，有許多寶貴的東西值得我們思考和總結。
在國家基本制度和新時代大背景下，浙商需要有自己的戰略思維、戰略定力，從自己走過的歷史軌跡中吸取營養，夯實根基，豐富智慧，為未來之路設置好發展航標，再創新業，以期行穩致遠，邁向新的遠方。
我認為，以下五點，既是對過去浙商發展之路的總結，也多少代表了未來浙商發展之路的方位：
1、浙商之路是一條人類生命力量的搏擊之路
浙商的崛起和成長怎麼扯上人類生命的本性和搏動呢？其實，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都是人的活動或者說人的生命現象。從這種意義上講，人的生命及本質就具有了社會現象的本體意義。
人類的生命、生存本性是人類活動和發展的最為深層，也最為基礎的動因，這就是唯物史觀的生存需求論。人的生命進而構成社會生產力的本性衝動總是頑強的、生生不息的。而人類內在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總是要尋求釋放、表現、張揚的，更是要尋找突破的。
浙商的發展之路，從最深層的意義上講，就是人性的本質使然。因為人們總是要千方百計地去滿足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要，總是要千方百計地讓自己生活得更美好。儘管這種需求和人的本性在相當程度上是可以調整、甚至是可以壓抑的，但終究是不可能長期地抑制的，除非人類本身不存在了。這就是人的生命的衝動，就是社會生產力的呼喚。
為什麼當年“資本主義尾巴”割了又長，長了又割，割了再長呢？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浙商的崛起過程，就同樣經歷了這種“割了又長”的艱難過程。但浙商身上的這種生命的力量，是“割不完”的，它總有一天要爆發出來，生長出來，這是人類最本質的生命力量的釋放。
剛才，老一代浙商代表、當年義烏小商品市場第一個領到工商營業執照的馮愛倩老大媽的講話，就活生生地告訴我們：為了全家人活命和改善生活，她鼓足勇氣闖入縣委大院找縣委書記，要求擺攤做小生意。這就是人的生命的吶喊、抗爭。
還有，浙商的起點是與當年溫州人在海上做交易分不開的。改革開放之初，在那個物質極度貧乏的年代，什麼半導體收音機、陽傘、電動刮鬍刀等等，都是很稀罕的洋玩意，是溫州人通過海上貿易流通到大陸上來的。溫州人賺到錢後逐步去做更多更大的生意，進而形成了溫州的個體私營經濟，以至後來創造了“溫州模式”。記得當年政府多少次要禁掉溫州人的海上交易，卻總是禁而不止，“野火”反而越燒越旺。這也是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本質所驅使的，是有著頑強的生命力的，不是輕而易舉就能禁掉的。
當然，歷史進步總是有代價的，總是在付出代價後才獲得教益，然後實行變革，打破桎梏，翻開新的一頁，書寫新的篇章。儘管歷史不可能筆直前行，總會有曲折迂迴，但終究不可能掉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宿命論漩渦之中。中國改革開放，選擇走市場經濟之路，這是人類生命本質力量的選擇，或者說是符合人的本質力量的選擇。走回頭路是沒有出路的，即使“進一步退二步”，總歸還是要往前走的。
浙商要對中國未來充滿信心，要遵循習近平總書記“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的要求，大膽地往前走，不斷開拓創業，去尋求新的發展。
這就是人類生命的本性搏動，也是社會生產力的本質釋放。
2、浙商之路是一條浙江人頑強拼搏奮鬥之路
浙商誕生於浙江這塊10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們踏著滾滾的錢江大浪向茫茫市場商海起航。浙江的山山水水、父老鄉親哺育出了浙商，浙商從浙江的這塊肥沃的土地上源源不斷地吸取著智慧的營養。
在改革開放春風沐浴下，這個搏擊市場經濟風浪的營商大群體，為什麼誕生在浙江？同一片陽光，同一場雨露，但不一樣的是大地，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浙江人有著自己獨特的素養秉性。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浙江人的精神特質與浙江的地域、歷史、文化、地理、資源等多種因素息息相關。浙江“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口多，密度高，從而造就了浙江人勤勞專注、精耕細作、不因少而不為的品行；浙江人踏山面海，養成了爬山涉水、不懼崎嶇困苦、開放開拓、抱團合作、敢走遠方的特性；浙江人自古勤勉好學、講究耕讀求知、崇敬知行合一、倡行經世致用等，這些由歷史和現實造就出的浙江人的優秀品行，尤其是不信神仙上帝，只靠自己拼搏奮鬥的精神內質，讓浙江人用勤勞的雙手和智慧的頭腦去改變自己的命運，創造自己更美好的生活。
浙商的崛起和發展，正是浙江人內在素養的生動實踐，是浙江人品質、精神在當代的物化展現。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浙商都需要傳承浙江人身上的那種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創業、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冒險、特別能發現商機、特別能合作創新等內在品格，並在時代的實踐中不斷去豐富和光大浙江人身上特有的拼搏奮鬥的品質。
浙江人還特別懂得財富積累的辯證法，不會因為做買賣只賺幾分幾釐就放棄小本生意，而總是千方百計地拓展銷路、市場，薄利多銷、積少成多，讓涓涓細流匯成茫茫大海波濤。
這就是浙江人素質、品性的搏動和綻放。
3、浙商之路是一條走向現代工商文明之路
浙商40年之路，是由農民草根創業走向工商業企業家的成長之路，也是資本從原始積累走向多元資本的拓展之路。
絕大多數浙商來自於田間地頭、小街小巷，大多出身農民、市民，可以說是來自於“草根”、脫胎於“草民”的，他們起初從事的是“草根經濟”。所謂的鄉鎮企業、街巷集體企業，都是從田間街巷中成長起來的。
但是，工商業經濟、市場經濟與小農經濟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年復一年封閉式的循環經濟，是遵循自然規律的簡單化的再生產運動，主要是受自然運動規律的支配。而企業化生產和工商業經濟則更多的是受社會市場需求規律的影響，是經濟要素高度集聚的規模化生產，是資本自我積累和擴張的開放式的增值過程。
浙商就是在做小商小販生意和為城市經濟代加工的過程中，逐步走向工商資本發展之路的。40年風雨兼程，從過去的鄉鎮企業中走出了一大批以股份制為特性的現代企業；過去農民式工商業主或者說“草根階層”，如今已成長為搏擊市場商海的現代企業經營者（企業家）；浙江經濟也早已由小農經濟、小商品經濟、個私經濟、塊狀經濟走向了以工商業為主導的現代經濟，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金融化都達到了相當的發展水平。
由農耕經濟演化為鄉鎮小工業進而成長出大批個體經濟，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商業資本、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投資基金等），都充分說明現代工商文明是現代經濟的必由之路，而市場經濟與工商資本的有機結合，會不可避免地迸發出巨大的發展動能。
浙商40年發展之路，實質上是走向工商文明之路，是市場與資本融合發展之路，也是一條鳳凰涅槃的轉型之路。
4、浙商之路是一條永無休止符的創新之路
浙商40年之路，從來就不是順風順水的，而是充滿坎坷的，是在克服艱難困苦的奮鬥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經歷了一次次的創新洗禮。
毫無疑問，浙商在發展過程中，曾沐浴了改革開放的政策紅利，中國以往勞動力充裕的人口紅利，社會供給能力不足的市場紅利。但是，他們同時也經歷了適應生產產品的更新、企業制度的變革、科技進步的浪潮、產業結構的調整、國際市場的競爭的種種考驗。這種在這種變革創新中，才能贏得生存和發展的機遇。浙商的發展過程，也是由創業求生存再到更多地依靠變革創新求發展的過程。
浙商40年成長之路，始終面臨著“成長的煩惱”、“發展的煉獄”的挑戰。浙商們在磨難中前進，在過坎中登高，在“騰籠”中“換鳥”，在轉型中升級，在“慾火”中“重生”。他們是“涅槃”的“鳳凰”，是“突圍”的“勇將”。現在的浙商們，更多依靠和追求的是創新紅利、人才紅利、科技紅利。
浙商既勇於創業，也敢於變革創新，是一個善於在創新中不斷創業的優秀的企業家群體。浙商之路，就是一條永無休止符的創新發展之路。
5、浙商之路是一條不斷完善自我的嬗變之路
浙商的成長、發展過程，是一個不斷自我學習、不斷自我提升、不斷自我超越的過程。
任何一個群體，如果不能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充實完善自己，那遲早就會被歷史所淘汰。浙商成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不滿足於現狀，勇於進取，善於學習，不斷追求卓越，努力使自己成為具有現代文明素養的企業家。我們欣喜地發現，如今的浙商是一個特別注重讀書學習和完善自我的學習型、創新型群體。
浙商40年發展軌跡證明，他們既創造著物質財富又創造著現代文化；既創造著生產經營方式又創造著社會生活方式；既創造著美好生活又創造著美好社會；既引領社會就業創業方式又推動社會價值的積極取向；既代表著浙江的形象又代表著中國企業家群體的形象。他們是社會財富、社會文明和現代文明人（主體）的創造者，他們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使自己不斷成長為現代浙商。
正昂首闊步走向新時代的浙商，應該是一支規模更宏大、目標更高遠、形象更完美、素質更全面、能力更強大、家國情懷更濃烈的企業家群體。
身處中國歷史轉折時期、全面走向中華民族復興強國夢的浙商，正如改革開放需要再出發那樣，浙商們也需要再提升再完善再出發：變革創新再出發，創業發展再出發，完善自我再出發，貢獻社會再出發。
三簡要的結語
浙商過去40年的成長之路和未來發展之路，有著深邃的歷史內涵和廣闊的時代意義，需要人們作多視角的探討。
我們上述五個方面的簡要分析並非全面系統的，而只是作了一點粗線條的概述。
也許，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闡釋上述五點的更深層意義：這五個方面也許正好體現了浙商五個階段的成長曆程：第一個階段是人本性意義上的搏動；第二個階段是浙江人精神特質的搏動；第三階段是利潤與資本的搏動；第四階段是創新的搏動；第五個階段是家國情懷、使命擔當的搏動。雖然它們不存在著依次推進的歷史時序性，但其人類實踐活動的結構性邏輯則是客觀存在的。
總之，無論是總結回顧過去40年還是展望未來的歲月，我們對浙商群體都充滿著信心，也充滿了期待，相信浙商未來會更加美好，我們的未來也會更加陽光燦爛。
延伸
閱讀
浙江40年震撼人心的改革史，對中國的最大價值是什麼？
《東方啟動點》作者胡宏偉
作為改革開放“大考”中成績優異的“中國模範生”，浙江之於中國的意義，不是培育了多少老闆，而是創造性摸索了改革發展的路徑、方法乃至方向。
《東方啟動點》新書揭幕
這是第一部以浙江實踐來全面反映中國改革開放40年曆史的著作。
9月20日，《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在杭州舉行新書首發式。
這本書清晰還原和解讀了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地的浙江40年變革歷程，從浙江改革開放看中國，再現浙江樣本的中國意義。
作者胡宏偉系澎湃新聞副總編輯、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財經作家，也是一位32年來一直深耕一線的記者。
他被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正泰集團掌門人南存輝稱為“溫州模式最認真的觀察者、最深刻的研究者、最熱心的呵護者”。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評價胡宏偉是浙江改革開放歷程最執著、理性的觀察者，是記錄這段歷史的不二人選。
“我從業的32年一直在追蹤觀察、記錄浙江，希望在這片土地上打一口洞察中國的‘深井’。選擇浙江，不僅因為我生於此，更因為浙江的改革開放實踐富有深厚的‘中國價值’。”胡宏偉表示。
20日，澎湃新聞對胡宏偉進行了專訪。關於浙江改革歷程和它賦予的中國價值等問題，他一一作出解答。
《東方啟動點》書封
觀察“下接地”，思考“上接天”
澎湃新聞：是什麼讓你深耕浙江32年，堅持觀察、記錄浙江改革史？
胡宏偉：1982年我就讀杭州大學（現已併入浙江大學）時，曾有兩個專業選擇：新聞或法律，我最終選擇了新聞。因為彼時中國正在拉開改革的序幕，我當時就感到，自己正身處一個偉大時代的啟動點，如果能成為這段變革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思考者，將是一件非常激動人心的事。
畢業後，我先後在新華社、《東方早報》、澎湃新聞任職，均為全國視野泛時政的嚴肅類媒體。這些最優秀的新聞平臺，為我提供了瞭望中國的機會。
雖然這幾家新聞單位都是全國性媒體，但我一直沒有離開過浙江這片土地。從在新華社擔任農村記者起，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上接天、下接地的農民”：始終是一名紮紮實實的一線記者，時時像一個老農俯下身去嗅腳下的一畝二分地，但永遠要有鷹一樣的思維高度。如果說32年的觀察是“下接地”的俯身，那麼這一次次書稿寫作的過程，恰是“上接天”的思考。
本書是我撰寫的與浙江改革開放有關的第五部作品，此前還有與吳曉波合著的《溫州懸念》以及十年前的《中國模範生：浙江改革開放30年全記錄》等。
我觀察浙江，是從關注溫州而始。作為記者，這個“奇怪崛起”的城市強烈吸引著我。32年記者生涯中，我實地到溫州採訪過35次，記得1990年初大雪封山，從溫州回杭州的300多公里路顛簸了38小時。之後隨著“溫州模式”南風北漸，我開始更大半徑地追蹤觀察浙商群體和浙江現象。
“用歷史照亮的未來，才是真正的未來”
澎湃新聞：你覺得我們為什麼要回望？記錄這段改革歷史的意義是什麼？
胡宏偉：記錄歷史的意義在於它可以照亮未來。用歷史照亮的未來，才是真正的未來。
中國改革史並非一路坦途，在40年裡，我們栽過跟頭，走過彎路，積澱了經驗，也收穫了太多教訓。
然而我們已經開始遺忘過去。2015年6月6日，1980年代全國家喻戶曉的“改革明星”、 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去世。在他去世的第二天，我在杭州一所大學為MBA學生講課，當我問“誰知道步鑫生”時，全班43位同學只有8位舉手。
我們需要回望。記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不再愚蠢地犯曾經的錯；知曉歷史，可以讓我們面對明天時自信坦然，不再焦慮。
40年很長也很短。回望不是為了再一次證明我們曾經的正確選擇，也不僅僅是為了盛大的慶賀。回望，是一次梳理，是一次充滿理性思辨的總結。循著歷史的軌跡，我們從回望中努力尋找下一個40年前行的方向。
今天，在技術為王的互聯網時代，我們被碎片化的無聊所窒息，我們喧囂於短暫的歡愉，我們放肆地嘲笑所謂“油膩”的傳統。這樣的“我們”實在是需要一場以歷史為底色和座標的長考，唯有此，我們方能不慌張，不淺薄，不做作。
這個世界，最稀缺的一定不是金錢，而是用生命淬鍊的思想；能夠永垂不朽的一定不是技術，而是經由歲月打磨、積澱的歷久彌新的文化與歷史。因長考而為之的寫作，必將是一盞劃破迷霧的燈，一座抵達人生彼岸的橋。
什麼是浙江最有價值的改革突破？
澎湃新聞：浙江40年改革開放歷程中，你認為最有價值的改革突破是什麼？
胡宏偉：浙江是改革開放這場世紀“大考”中成績優異的“中國模範生”。
浙江的價值在於，首先，它的改革歷史具有普遍意義，是可複製、可借鑑的。
浙江是個資源小省，起點低、底子薄。改革開放之初，浙江人均耕地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由於山高水深，交通極為不便，被形容為“浙江到，汽車跳”；各類礦產資源更是十分匱乏，幾乎沒有。
我把溫州和深圳稱為中國改革的“雙子星”，但溫州的改革比深圳的改革要艱難得多：深圳的改革是得到了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央改革派大力支持，而且資金、技術、人才來自於港澳臺地區，包括大量來自內地優秀創業者的助推；溫州的改革卻完全是低起點的“絕地反擊”，是自下而上的更為徹底的草根型改革。
在如此薄弱的基礎上，溫州乃至浙江卻都做到了“無中生有、點石成金”。2017年，浙江GDP總值位列全國第四位，40年間在各省市區GDP中的排名上升了8位，上升位次居全國第二。這不正是說明了浙江經驗、溫州經驗的普遍意義？
浙江改革史的另一重要價值在於，在許多領域，浙江是中國的改革破冰之地。40年間，浙江之於當代中國的意義，不是培育了多少老闆，而是創造性摸索了改革發展的路徑、方法乃至方向，集中體現在具有普遍意義的“三個率先”：一是率先發展商品經濟；二是率先建立市場經濟；三是率先孕育產權徹底清晰的民營經濟。
以構建起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基礎細胞——專業市場為例，早在1982年前後，橋頭紐扣市場、柳市低壓電器市場等溫州“十大專業市場”就已發育成熟、名揚天下，被稱作中國專業市場的“東方啟動點”。
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大核心突破，就全國而言，這一進程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確宣告“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3月舉行的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又鄭重地將這一重要論斷載入修改後的國家憲法才告完成。而在浙江，1985年“溫州模式”被正式提出時，這三大突破即已基本確立，並構成了所謂“溫州模式”的土壤性內涵。
“幹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浙江改革發展的諄諄期待，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社會經濟面貌發生鉅變的真正動因。更難能可貴的是，這40年，浙江一直沒有停止改革創新的前行腳步。
“改革不應是少數人的盛宴，而需釀造最大多數人得以分享的幸福”
澎湃新聞：回望浙江40年改革史，對當下的中國改革有什麼意義？
胡宏偉：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強調：“我們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為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底。”
以溫州為例，前段時期曾有聲音說，“溫州模式”已經過時了。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讀，只要中國改革依然秉持市場化取向，只要中國改革的偉大長征依然在路上，“溫州模式”就有其生命力。
從改革伊始，溫州和浙江就深度觸及中國改革最本質的核心問題。而今天，這些問題仍然沒有完全解決。
比如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這一重大領域，我們仍然面對許多需要繼續深化改革的深水區。
改革開放40年，浙江備受稱讚的是催生了相對成熟良性的“小政府、大市場”的政經環境。這一系統的構建不是精心規劃的結果，而是一路摸索，從1980年代的官員“無為而治”到1990年代的“適度有為”，再到最近十年打造“有限有為有效”的服務型政府，我們應該為浙江執政者的理性和勇氣鼓掌。
又比如如何處理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關係。截至2017年，浙江民營經濟在全省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達65%，人均市場主體擁有量、私營企業佔比等指標均居全國首位。我們可以觀察到，公有制經濟始終是浙江經濟的“壓艙石”，在此基礎上，民間活力勃發，民營經濟發展領跑全國。如何構建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生、共榮攜手並進的良性生態系統，這依然是一個充滿挑戰的現實命題，浙江曾經的實踐給予了我們有益的借鑑。
最後一點，在思考浙江這段歷史對中國改革再出發的啟示時，我們需要回望初心：改革究竟是為了什麼？
過去40年，浙江“最驕傲”的是：千百萬底層民眾成為了改革的主體，併成為了作為改革成果的財富的主人，“民富”是浙江最亮眼的經濟數據和最盛大的改革成果。
改革不應該是少數人的盛宴，而需釀造最大多數人得以分享的幸福。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40年間，浙江率先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民眾從普遍貧困走向普遍富裕，這是浙江1.0改革交出的令人欣喜的答卷，也是中國改革2.0的路標。
附：浙商大佬力薦，《東方啟動點》是本怎樣的書？
“讀懂了浙江，就讀懂了中國。”
9月20日，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在杭州舉行新書首發式。
全書分上下兩冊，共50萬字，是第一部以浙江實踐全面反映中國改革開放40年曆史的長篇作品。
作者胡宏偉曾是新華社記者，現為澎湃新聞副總編輯，三十餘年專注、深耕於浙江這塊土地，被評價為追蹤研究記錄浙江“第一人”。作為浙江改革開放歷程最執著、最理性、最深刻的觀察者，他是記錄這一段歷史最佳的不二人選。
“我要用一生，在浙江打一口觀察中國的‘深井’。”胡宏偉表示。
他在32年長期追蹤研究的基礎上，歷時3年梳理寫作，以大量第一手史料，依循浙江改革實踐的主線，在獨立客觀的敘事中清晰還原和解讀了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地浙江的40年變革歷程。
“胡宏偉一直堅守在浙江經濟觀察、研究的第一線，浙江改革開放30年時，他出版的《中國模範生：浙江改革開放30年全記錄》榮獲第11屆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希望他在改革開放50年、60年、70年時再出新作。”浙江人民出版社總編輯虞文軍在首發式上表示。
虞文軍認為，《東方啟動點》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文學價值。“這部書重現了浙江改革開放40年來的珍貴歷史，作者具備獨到的新聞觀察視角，他以新聞人的敏感蒐集史料、鉤沉歷史，並進行了多次搶救性採訪。全書用故事、案例來敘述歷史，行文生動、貼近讀者。”他告訴澎湃新聞。
“浙江改革歷史之於中國的意義：第一，它的改革經驗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是可複製、推廣的；第二，浙江是中國改革的‘破局者’，在中國改革的許多方面有破冰之舉；第三，浙江改革永不停步，四十年來依然是中國改革的領跑者。”胡宏偉表示，通過浙江的歷史，可以真正讀懂一個改革開放的中國。
《東方啟動點》獲得了眾多名人推薦。曾評價胡宏偉為“溫州模式最認真的觀察者、最深刻的研究者、最熱心的呵護者”的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認為，這是一部關於浙江改革開放40年最詳盡、生動的正史之作。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稱此書“不僅是一部浙江改革開放史，也是一部精彩的浙商成長進化史”。
本文來源：澎湃新聞“長三角政商”欄目、富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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