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作为响当当的军工城之一，伴随共和国的成长，在缔造主战坦克、重型火炮、核燃料等国之重器的同时，也吸引并造就了一批批献身国防的科技精英，他们为祖国的军工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是共和国国防工业振兴与崛起的坚实脊梁和中流砥柱，他们书写的一个个传奇故事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感人、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
《青山人青山事》微信平台开设专栏《包头军工城访谈录》，将有关军工城企业中的优秀人物、难忘经历、感人故事以访谈的方式，分享给热爱军工事业的广大读者，以此传承军工文化，弘扬“把一切献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激励当代军工人在草原钢城续写新的铁马传奇。
刘允斌（1924—1967年)，湖南省宁乡县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核放射化学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长子。他主持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热核材料研究室，即核工业二○二厂第三研究室，亲自制订了该室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计划，直接领导了热核材料的研制及投产工作，验证了分离级联理论，进行合成工艺等方面的科研工作。
他带领科研人员攻克了热核材料生产中的化学交换塔最佳运行方案的理论计算方法、锂汞齐自行分解规律、汞的物理化学性能测定、锂汞齐锂盐溶解体系的分离系数等重大技术难关，并建立了氢氧化锂-6,氘化锂-6等光谱、质谱、色谱等化学分析方法，解决了一系列科研和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从而保证了中国热核材料生产线一次投产成功，使我国首炉热核武器装料氘化锂-6于1965年9月首次合成，为中国热核材料的生产和铀化工的发展及中国带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爆炸和中国首颗氢弹爆炸成功做出了卓越贡献。
1967年11月21日，因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尽。
1
多舛的童年
（1924—1938年)
刘允斌192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这一年底，正在那里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运动的父亲刘少奇接到组织通知，要他赴广州参加筹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行前，他与妻子何宝珍商量，忍痛将不满周岁的儿子刘允斌托二哥刘云庭带回老家抚养。当时大家以为这不过是临时安排，分离的时间不会太长，谁能想到，此后刘少奇夫妇为革命东奔西忙，根本顾不上孩子。
这中间，除了1925年冬他们在回湖南时看过一次儿子外，一直到1938年，父子才又相见。母亲何宝珍却已在1934年一个深秋的日子，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2岁。
刘允斌的母亲何宝珍共生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他们依次是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和儿子刘允若。刘爱琴出生在汉口，她出生后只几个月，就被托付给汉口的一位工人，七岁时被养父母卖作童养媳。1939年，她同刘允斌一同到苏联，在莫斯科通信技术学校读书，回国后曾在国家计委、内蒙古自治区计委等单位工作，“文革”结束后调回北京。刘允若1930年出生在上海，母亲牺牲后他先被人收养，后沿街乞讨捡破烂、卖报纸为生，直到1946年才被党组织找到带到延安。他于1955年被送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1960年毕业后回国，分配到七机部（后称航天部）工作。“文革”中入狱8年，1974年出狱。因在狱中身患重病，两年后病逝，年仅46岁，终身未婚。
刘允斌回到老家后，由祖母和养母抚养。1930年，养母与祖母相继过世，而曾经的大家庭已在1924年分家，几位伯父经过商量，决定将他安排在七伯家生活。
七伯全家以务农为业，从这时起，他一边在七伯家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一边和三位伯伯家的兄弟姐妹们去附近的小学读书。艰苦的农村生活和辛勤的农业生产劳动，培养了刘允斌勤劳节俭、朴实无华的优良品德和习惯，同时，长期寄住伯父家，缺少父母关爱的生活也造成了他性格中孤独和倔强的一面，这似乎与他在“文革”中以死相抗争有一定关系。
1938年，二伯父将他带离故乡，来到他父亲刘少奇所在的延安。当年秋天，刘允斌和妹妹刘爱琴一起进入延安保育小学，直接读四年级。
2
求学苏联度过近半生
（1939—1957年）
1939年夏天，刘允斌与去苏联治疗受伤胳膊的周恩来同行，远赴异国他乡求学，他的俄文名字叫克林姆·允斌，先后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莫斯科钢铁学院和莫斯科大学读中学、大学。1952年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之后，又开始攻读核放化专业的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留苏工作。1941年，他加入苏联共青团，194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7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7年10月回国，历任副研究员、六○一所研究室代主任、二○二厂第三研究室主任、厂党委委员等职。
1945年夏，刘允斌在苏联读高中时，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取了金质奖章。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该校属于军事院校，许多专业内容是保密的。蔡和森烈士的儿子蔡博当时也在该院学习。后来，若不是由于蔡博的归国很有些波折，刘允斌也许就与他后来为之终生奋斗的核事业无缘了。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1949年6月，刘少奇同志访问苏联，即将毕业的蔡博悄悄找到他，说想这就回国，但他学的是保密专业，还被苏联有关部门安排搞科技情报，所以怕苏联方面不让他回国。少奇当然希望这些学生都回国工作，因为新中国急需经济建设的人才呀！少奇同志于是专门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了一封信，说蔡博是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向警予烈士的孩子，想回国工作，请特殊批准。马林科夫批准了，所以蔡博就随少奇一起回国了。尽管如此，蔡博一路上都很紧张，怕苏联克格勃截他，火车沿途停站，他不敢下车，到了中国东北境内才下车。蔡博后来留在鞍钢工作。有鉴于蔡博的情况，少奇要允斌离开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
刘允斌学习极为刻苦，他的勤奋在同学中是有名的，每天清晨他都是去自习的第一个学生，每天夜晚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所有中苏同学都很钦佩他这种拼命精神。有一段时间，他因过度劳累病倒了。
刘允斌不仅学习好，而且组织能力强、威信高，各方面都很出色，上大学时被选为中国留苏学生同乡会的会长。中国同乡会把留苏学生们紧紧地聚拢在一起，大家互相帮助，相互激励，为将来回国建设祖国而发奋学习。但这个同乡会却在“文革”中被诬陷为“特务组织”，曾担任副会长的陈祖涛亦因此险些丧命。
1950年，刘允斌与一位苏联姑娘玛拉·费多托娃结了婚，玛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读书时的同学。刘允斌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在家中体贴妻子，是大家公认的好丈夫。1952年，女儿索尼娅出生了，1955年，他们又有了儿子阿廖沙。他成家之后，又继续攻读核放化专业的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并获副博士学位。经请示父亲并经张闻天同意，他暂作为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留苏实习、工作。刘少奇在1956年1月21日致刘允若的信中说：“你告诉允斌，我同意他继续实习，一直学好回来。我不反对曼娜（即玛拉。编者注）也参加实习。曼娜来中国的问题，如果已经决定，就不必再改变了。”此时新中国已成立了核研究机构，但奇缺人才，父亲刘少奇来信说：“祖国和人民等待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
“祖国和人民培养了我，我定要回去报效祖国。”
3
为推动我国核工业技术发展而献身
（1957—1967年）
投身中国核事业
1957年10月，刘允斌经过生离死别的苦痛，告别了他生活了18个年头的苏联，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18年前，他离开延安踏上苏联的土地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而如今他已是留苏的副博士，一个学有所成的核放射化学专家了。
他舍妻别子回到祖国，决心为研制中国自己的核武器做出贡献，使饱经蹂躏的中华民族真正挺胸昂首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刘允斌回国后，即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研究院（时称六0一研究所）工作。这是中国于1950年5月最早建立起来的核科学研究机构，位于北京市房山县，著名科学家吴有训、钱三强等都在此任过领导或从事过科研工作，从那里走出来的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达几十名之多。
刘允斌带领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在核燃料后处理和铀钚工艺化学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实验手段，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工作，验证并掌握了后处理沉淀法各工序的化学条件，开展了钚裂变产物的相互分离分析和某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二0二厂，他带领有关人员大胆改革旧的落后工艺，取得了跨越式的技术进步。如开展了脱硝还原生产和萃取法分离锂同位素新工艺体系在生产中应用的可能性研究，同时进行扩试研究。如二0二厂生产堆元件生产线上的四氟化铀生产原来是采用湿法工艺，该工艺比较落后，与世界上较先进的干法工艺比较有不少的缺点，刘允斌接受了二机部下达的干法生产四氟化铀的工艺研究的重大课题之后，立即在热核材料研究室里开设了铀化工的研究。他采用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与设计、科研、生产单位“大协作”的办法，组织大家从1964年7月开始，成功地进行了在卧式搅拌床中制取四氟化铀的干法小中型工艺试验，紧接着又开始了立式流化床干法氢氟化工艺的实验研究，为开展大生产采用干法技术奠定了理论和技术上的坚实基础。
组建中国首个热核材料研究室
1962年1月，苏联撤援之后，二机部为中国热核材料生产线上马，自力更生攻克氘化锂-6科研生产难关，特将刘允斌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调入二0二厂，任厂党委委员、第三研究室主任，由其负责氘化锂-6生产线的设计复查并组建热核材料研究室，即二0二厂第三研究室。他和该生产线的主任王世明、副主任蒋述善等干部专家及工人一道，为生产线的投产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二0二厂第三研究室第一批科技队伍以刘允斌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带来的锂同位素分离课题组的科技人员为主体，由其他单位调入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大专院校分配的毕业生组成。第三研究室是一个以锂同位素分离和铀化工新工艺为主体的多学科的科研基地，开始只有数十人，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建室初期，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51.3%。该室是继二0二厂冶金研究所（时称二室）之后的第二个“厂所结合型”的研究室（即科研生产一体化）。
第三研究室由于技术的高度保密性，所以对技术资料的管理十分严格。在宿舍不准公开摆放有关专业方面的技术资料及没有公开发行的专业书籍；有关资料要记录在专门的保密本上，交保密室存放，由专人保管;保密室定期清查，如不需要保存时，须经有关领导批准之后销毁；发生泄密要受处分等等。这些保密制度对保守国家机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调刘允斌到二0二厂工作，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意思是暂借调他到二0二厂工作两年，帮助厂里把热核材料生产线和有关科研工作搞起来。人去内蒙古，但户口留在北京不动，两年后再回北京。但刘允斌却要求说，既然去，就要办正式的调动手续，把工作关系和户口都转过去。
此时，刘允斌已经再婚，他的新婚妻子李妙秀也是留学苏联的研究生。她1955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1959年取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留苏之前，她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其时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就在他们准备结婚时，刘允斌做出了调往二0二厂的决定，他曾对从小生长于优裕环境的未婚妻是否愿意和他一同到艰苦的塞外工作生活有些担心，而这位有着极强事业心的坚强女性非但毫不犹豫地随之前去，且一去就是17年。多年后她回忆道：“当年如果不去二0二厂而是留在北京，我也不可能参与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
二0二厂是为研制我国的核武器而建立起来的大型核军工企业，是我国核科技工业体系和核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核威慑力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是中国第一个核燃料、核材料的科研生产基地，为我国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做出过重要贡献。截至目前，她仍是一个高科技军工企业，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就在该厂工作。
这座工厂创建于1958年，原占地面积18平方公里，是中国核工业创建最早的“五厂三矿”之一。二0二厂为了保密，在建厂初期，对周围的几个村庄进行搬迁，并对周围5公里进行重点控制，10公里进行一般控制，厂内人员不得随意与外界接触，科技人员的科研成果，如著作论文等也不得公开发表。
热核材料即氘化锂-6，又称聚变核材料。进行热核反应所需要的热核材料主要有氢同位素中的氘和氚，它们和金属锂的同位素锂-6和锂-7相化合，可形成锂、氢同位素的四种主要化合物，即氘化锂-6、氢化锂-7、氢化锂-6、氘化锂-7。
将这些不同规格的化合物经压制与加工成型后，作为热核材料进行装填，来制造不同威力的热核武器即氢弹。它以原子弹作为引爆，在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大量中子轰击下，引起锂-6核反应，并进而触发一系列热核反应。热核反应在瞬间完成，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1公斤铀-235裂变相当于2万公斤TNT炸药爆炸的威力，而1公斤氘化锂-6聚变相当于5万公斤TNT炸药爆炸的威力，因而氢弹具有比原子弹更大的核威慑力量。
中国第一条氘化锂-6生产线，即二0二厂热核材料生产线，于1958年10月28日动工兴建，1964年8月建成，1965年9月生产出合格的氘化锂-6产品，为中国的氢弹爆炸做出了重大贡献。
求贤若渴聚人才
刘允斌高度重视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他从上任伊始就广揽贤才，先后从原子能研究院等科研单位以及留苏学生和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选拔来一批英才。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北大著名化学家张青莲教授有个研究生很有才华，毕业后原准备到二机部从事核科研，但因出身不好被改分配到昆明医学院。他力排众议，马上发函将此人调来。他为了把天津大学余国综教授调入二0二厂多方奔走，此人虽未调成，但可见他爱才惜才的迫切心情。
在如今核工业集团公司档案馆存的《刘允斌同志几点意见》中，有刘允斌如下一段话：“去年我亲自向八局要到了一个八级工程师陈明新，打算充实该室（第三研究室），但又被厂里留在生产科当科长了。”为此他十分着急，由此也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对实在无法调入的，他也尽量采用变通的办法，争取他们的最大帮助。比如他把北大著名教授张青莲和厦门大学著名教授陈国珍都聘为顾问，为其筹谋划策。由于他重视人才、起用人才，许多知识分子都愿意在他手下工作。二0二厂第三研究室一度聚拢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名校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精英荟萃、人才济济。
刘允斌具有科学家的大视野和缜密的思维角度。现存中核集团公司档案馆有一份文件，文件内容是他在二0二厂工作一年之后，向二机部提出建议，并要求二机部协助解决的一些问题。节选如下：
“关于四号车间（即热核材料生产线。作者注）和四室（即热核材料研究室，时称四室，后称三室。作者注）的人员配备和人员质量问题，今年尚缺250人，可是厂里只给100人，这个问题几次向厂里反映未得到解决，四号车间尚缺130人，四室尚缺120人。这是根据设计要求提出来的，如不能帮助解决，则明年任务很难完成。根据我部事业的发展来看，还应配备二套人马才行，将来才可完成培养输送任务。”
刘允斌经常说到对知识分子的16字方针：大胆使用，充分信任，严格要求，热情关怀。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攻关。在工作中他贯彻严格的科学态度、严密的工作作风，从不利的可能性考虑，争取最好的结果。如对生产中汞齐分解心中无底，就组织力量进行基础实验，掌握其分解规律，做到有备无患、万无一失，这样就使生产有了坚实的科学的基础和保证。
在科研攻关中，他不仅以务实的精神领导科研人员、工人和干部一起制定方案、开展实验，而且对提高同事们的业务素质也非常关注。在攻关期间，他除自己指导科研人员进行实验之外，还聘请北大张青莲教授、原子能研究院王承书研究员到厂里讲学和进行指导。
苦战攻关铸辉煌
1960年9月，二机部制订了氘化锂-6生产线的工艺试验研究计划，初步确定了生产线的科研攻关项目。由于生产线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基础数据需要探讨和验证，为此，二机部于1962年1月将刘允斌和锂同位素分离课题组的一批科技人员调入二0二厂，并抽调有关人员组建研究室，聘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担当顾问进行科研技术指导。
在刘允斌的组织下，热核材料研究室于1962年8月，在氘化锂-6合成工艺技术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根据刘允斌组织科研人员所列出的95个课题，在研究室内设立了物理化学、工艺试验、理论计算和分析方法三个研究分室，开始了全面技术攻关。
为早日掌握锂同位素分离和氘化锂-6生产技术，使氘化锂-6生产线尽快投产，刘允斌带领全室人员开始了过科研技术关的艰苦创业。为了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他在研究室设立了室务委员会，负责研究解决科研攻关中的技术问题，审查各专题组提出的科研报告和总结。这个委员会在科研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在刘允斌的带领下，全室职工发扬“大力协同”精神，齐心协力，只用3年时间就先后攻克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的多项难关。
二0二厂是苏联帮助设计和援建的，但由于热核武器的装料即氘化锂-6合成工序在初步设计中没有提供技术资料，刘允斌领导第三研究室的同事们，从理论到生产工艺参数、产品分析方法和设备试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解决了合成氘化锂-6的关键技术难题。
1964年4月8日，刘允斌和副厂长杨朴在厂区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向前来视察的邓小平、彭真、乌兰夫等中央领导汇报了二0二厂的科研技术工作。邓小平为在塞外包头能见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并听他汇报工作而感到十分高兴。邓小平说：“人才难得。二0二厂做出了成绩，工程技术人员是有贡献的。”
刘允斌带领第三研究室为热核武器材料生产线的投产做了大量工作。经过缜密的理论计算和技术试验、小型试验之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筹建了中型实验装置。1964年6月9日，二0二厂热核材料生产线试车开始；在各工序试车的基础上，于7月18日开始局部联动试车，对各运行参数的可行性和操作的可靠性进行考察；8月21日通过了锂同位素分离装置竣工验收；9月3日总体联动试车开始。
1964年9月17日，总体联动试车14天后，中国第一批军用锂-6问世。为此，刘允斌和他的同事们在研制热核材料的征途上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中国核工业大事年表》也将这个日子醒目地载入了史册，它是这样记载的：“9月17日，包头核燃料元件厂（二0二厂）生产出合格的锂-6产品。”称“我们有责任把我国走过的道路和经验，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人民”的权威书籍《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对此做了如下表述：“就是在这条生产线上，为我国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和第一颗氢弹试验提供了热核装料，为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做出了贡献。”
为此，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于1964年10月专程到二0二厂祝贺。二机部为此专门发贺电称：“这是我部事业又一次重大胜利!”自此，中国开始了热核材料生产的历史。
第三研究室为配合热核材料生产线上马，先后完成了科研成果报告100多篇，并先后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的二0二厂的二、三套单位提供了整套的建厂初步设计数据和技术资料，支援了科研技术人员。
为解决铀干法生产工艺的研究应用，在研究室内又成立了132人的三分室。到1966年6月，成功地进行了在卧式搅拌床中用氢氟化法生产四氟化铀的中型试验，之后，又开展了流化床氢氟化工艺的实验研究，先后解决了床型选择、设备加工、物料流化、参数控制等一系列技术问题。
第三研究室的分析室于1962年8月成立，到1965年，先后完成了氢氧化锂-6、氯化锂-6、金属锂-6和重水、氘气等共计39项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建立，这些分析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线监测，保证了热核材料生产线的长期稳定运行，还为干法铀化工艺测试工艺、氢氟化工艺和脱硝氢还原工艺的建立等做出了贡献。
20世纪50年代，苏联把锂与氢化锂的研制生产工艺划为绝密，对外封锁，1959年二0二厂此生产线去苏实习的人员，苏方连生产现场都没让进。在科研攻关中，二0二厂第三研究室的产品合成分室的科研人员在分室主任、刘允斌妻子李妙秀的带领下，积极采用小电解槽做试验，后来又积极参加修改热核材料生产线该产品生产段的初步设计。不久，又把该分室从第三研究室划到热核材料生产车间，使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1965年，该生产线一次投产便拿出了合格产品。
在刘允斌的领导下，第三研究室的理论计算分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与其他基础学科相比，中国的数学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是较小的，故该分室一建立便人才济济。该分室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计算室合作，做出了锂同位素分离过程之稳定态与非稳定态数学模型，据此模型进行计算后得出生产线的设备可以生产合格产品的结论，使二机部和厂领导信心倍增。其计算出的重要参数对分离过程的影响、对指导生产具有重大意义,其预测的产出合格产品的时间与后来的生产实践完全相符，从而为热核材料生产线一次投料试车成功提供了理论依据。
1964年夏天，工艺研究分室在小铁塔中获得11%左右丰度的锂-6，验证了汞齐分解的规律，同时，还完成了交换塔以及脱除锂金属中氧化物和锂的化合物的制备等大量的科研工作。分析分室共建立起了36项系统分析方法，提出13篇科研报告，紧密配合了工艺研究和生产线的生产。如化学组的分离方法对废电解质的回收工艺产生了极大的启发作用，光谱组的9个杂质元素的联合光谱测定具有先进的独创性。
人品高洁树楷模
刘允斌刚回国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时，举止衣着都比较西化，衣冠楚楚，西装革履，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戴一顶礼帽，每遇熟人，必摘帽点头示意，说话轻声慢语，绝不大声喧哗，对女士极为尊重，很有绅士风度。这与他14岁就去苏联学习，并一直生活了18年很有关系。回国之初，他的中文读写不太好，他花了很大力气提高中文水平。
在研究所，没有人知道他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只知道他是留苏回国的核专家。刘少奇给子女们制定了一条规矩，即不管哪个子女在外上学或工作，都不许提或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就是为了不让单位领导特殊照顾。
刘允斌一上任就立刻投入了工作，他整天埋头科研，酷爱的桥牌已顾不上玩，西装也改成了中山装。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商品供应奇缺，院里给科研人员发营养品，一般工程师每月只有黄豆两斤，而像刘允斌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可每月购食油一斤、白糖几两，这些东西当年十分珍贵难得，但刘允斌总是把它转手送给周围的病号或身体虚弱的同志。
1962年1月调入二0二厂后，刘允斌和妻子李妙秀在厂里整日忙碌，有时在研究室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饿了到食堂买点饭，困了就在办公室休息一会儿。
刘允斌夫妇的两个儿子出生之后，便都交给保姆照看。他们的儿子如今回忆当年的生活时说：那时我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根本顾不上我们，几乎完全把我俩交给了保姆，以致我们和保姆比跟父母还亲。而他们因工作繁忙更无暇带我们回过北京，以致未曾见过爷爷一面。这也成了他们终生的遗憾。
北大著名化学家张青莲的儿子张毅然20世纪60年代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也在二0二厂第三研究室从事科研工作。他在1983年写的《回忆刘允斌》一文中说，刘允斌“虽然是我们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干子弟，同时又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红色专家、厂党委委员，但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点傲气、官气和特殊的优越感。总之，他衣着简朴、说话和气、平易近人，为人总是那么和蔼可亲。记得有一年，他和我们一同回北京。到达北京后，他要去中南海看望父亲，但没见小轿车来火车站接他，也没见别的专车送他，只见他和夫人李妙秀两个人带着简单的旅行袋，自己雇了辆三轮车，径直进了新华门”。
刘允斌无论对科研人员还是普通工人，都平等相待、坦诚恳切，谁有什么困难，他都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他不但对同事，而且对自家的保姆也同样尊重，与刘允斌接触过的人无不对他赞誉有加，佩服至极。刘少奇也曾多次说，允斌在各方面都是几个弟弟妹妹们的学习榜样，是刘家的骄傲。
1967年11月21日，因“文革”的残酷迫害，刘允斌在二0二厂卧轨身亡。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刘允斌已逝去50多年了，这50多年来，他一直活在二0二厂人们的记忆里。
记者：田炳信/刘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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