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批評勞動力自由流動受限：戶籍限房限車限學籍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黨組成員樓繼偉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而在解決城鎮化過程中，最關鍵的是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方面的自由流動，“但是勞動力的流動障礙太大了。舉些例子：戶籍、限房、限學籍、限車”。
他表示，自己在財長任上時，曾與教育部合作制定學籍制，“從進入幼兒園開始到小學和大學，學籍跟著孩子的一生。義務教育的財政資源跟著孩子學籍走，一直到獎學金、助學金”。但最後，部分地區不讓孩子入學，這個政策也落不了地，“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自由流動”，樓繼偉強調。
樓繼偉批評了“農民工是最便宜的，不同交社保，老了可以回家種地”的提法。“如果允許人家流動，也上養老保險呢？可能他掙了10萬塊錢，可能有80平米的房子，孩子也可以入學了，那是什麼情況？”
樓繼偉稱，“現在農村的凋零，都剩下老人，這是過去很多政策造成的結果”，“要想辦法讓農民工融入城市”。
在強調勞動力自由遷徙的問題上，樓繼偉認為，眼前最迫切的問題是轉變轉政府行為，“現在的地方政府離開了原來的做法後，怎麼幹真不是特別清楚，現在又開始搞開發區，想辦法把人拉過來，然後就是高端人口，什麼學歷給戶籍，給房子，反正還是這麼一套激勵機制。要知道，華爾街一個高收入的人至少有4個以上的低收入服務業的人的就業在支撐”。
段永基談終身問責制困局：幹部說自己不是專家不審批
四通集團董事長段永基表示四通集團在上海、北京、山東、寧夏、新疆都有實體企業，也接觸到了比較多的地方幹部。段永基表示，從他們接觸的情況來看，中央的很多政策都是很英明、很正確的，比如從嚴治黨，對幹部加強問責制和作風的監管，各地不再單純考核GDP。但段永基也指出，這兩個政策疊加在一塊就產生了一個副作用，就是幹部不作為，“從基層來講確實很嚴重。”
他舉例，講從嚴監管，在新疆的一個企業都要投產了，但就是安保不批，因為終身問責制要終身追責。安保部門說，“我也不是專家，我終身負責，我簽了這個字，以後爆炸了，你找我怎麼辦？我憑什麼給你簽字？”所以這使得一個很好的企業遲遲搞不成。一直找到自治區的主席和主管的副主席，說你們簽字行不行？人家說還無效，說必須那個處長簽字。
“要想各級幹部認真的貫徹落實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這個政策，首先要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要激發他們的工作熱情。”段永基表示，到底制定一個什麼樣的對各級幹部的激勵和考核的標準，確實值得深入研究。
高培勇：應將基建投資納入政府預算精細化管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高培勇介紹，中央基建投資在1998年之前不過幾百億，而到目前為止，已經將近6千億了，佔到中央本級預算的五分之一。
對照十九大提出的“要發揮投資在優化供給結構當中的關鍵性作用”而言，高培勇表示，目前中央基建投資有一系列問題需要校正。
“比如基建投資本身是反危機的產物，其作用是拉動內需。但是這些年來，逆週期已經逐漸轉化為順週期了，該退的不退，每年還要保證都有增長。規模越來越大，支出範圍就逐步的擴大，實際上已經由基建延伸到其他一般性的領域去了。本來是用於拉動內需的投資項目，還延伸到了競爭性領域以及其他的，特別是地方事權的領域當中去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高培勇認為，伴隨著高質量發展目標的提出，對基建投資要進行改革。首先是定位問題，用於拉動內需的就用於拉動投資，做逆週期調節的就做調節。如果是中央基建投資就做中央級別的基建投資。如果是用於地方的基建投資，那就不能轉化到其他方面去。
“隨著高質量的發展，這筆錢如果不能精細化管理，就要適當的壓縮投資，不能每年幾百億的增長”。
“這種誕生在危機時期的特殊機制，要做常態性的安排。特殊時期發生的事情，放在正常年間就要有正常的機制，把這筆錢納入到正常預算當中來。跟政府支出處在同一個盤子當中，用同樣的一套標準去加以管理。幸好這次十九大提出全面實施績效管理，要把這筆錢首先納入到績效管理當中來”，高培勇稱。
吳曉靈：證監會卓有成效 對推遲註冊制非常遺憾
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會主任吳曉靈提到2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決定註冊制推遲二年一事，她表示對此非常遺憾，“我當時也在會上發言表示根本不需要。”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士餘當時介紹了穩步推進註冊制改革的情況和成效。吳曉靈也表示，證監會這兩年已經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主要是在理念上，“還是想對指數、對投資人的盈虧負責，所以沒有放開。”她認為，籌資人需要公開透明披露信息，保薦機構要對信息的完整負責，投資人要對自己的錢負責，而不是由政府負責，“政府就是看誰違規了沒有”。
其認為高質量的發展體現為高水平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在衣食住行和環境的品質提高上。圍繞這個問題，吳曉靈提了三個觀點：
第一，挑剔的客戶培育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
想要提高大家的生活質量，必須是消費者可以挑剔的，而且必須是挑剔的。只有挑剔的客戶，才能夠讓生產者努力的去滿足你的要求。這樣的話，就需要我們更好的維護消費者的權益，要更多的來提倡公益訴訟，通過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和公益訴訟，通過案例、判例的指導，引導社會向維護消費者利益方面去發展。
第二，企業要有能夠按客戶需求組織生產的自由。
在中國，不是每個企業他想為客戶生產什麼就能生產。有兩個制約：一是生產要素並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動的，並不是每一個生產者都能夠平等的得到要素的使用權；二是要有融資的便利，因為在市場經濟當中，資金是組織各種要素的龍頭，沒有融資的便利，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什麼事也幹不成。
中國現在是高槓杆的情況，發展間接融資是不太可能了，間接融資發展，特別是銀行貸款的發展，只能夠增加全社會的槓桿。因而，未來中國今後發展的方向就是存量的結構調整，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
吳曉靈指出，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應當解決解決兩個問題：
一是資本到底活動的範圍邊界在什麼地方？就在於我們怎麼樣來認識證券。對於資本市場，對於證券的定義與否，對於我們未來融資的便利程度其實是有關聯性的影響的。她認為，“我們的財富管理市場這麼混亂，就是投資計劃不能夠列為證券，引出了一系列的問題。”
二是通過證券來融通資金，怎麼來看註冊制？吳曉靈認為，在資本市場上融資，其實就是買賣雙方的事情，政府只給我開了一個菜市場，市場的價格賣什麼東西，買賣雙方自主決定，註冊制就是來做買賣的人到政府這兒來報個到，政府就制定規則，它監督買賣雙方是否執行了制度。至於價格水平，改革開放40年了，哪一個領域價格改革的徹底，那個領域就發展得好。所以資本市場不放開政府對價格的管制，我們現在股票發行的價格還是受管制的，建立一個好的市場是不可能的。
政府在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質量上處於什麼位置？
吳曉靈認為，各國政府其實只能保基本，要活得好就要找市場。所以政府只能夠在基本的公共服務和基本的社會保障上下功夫，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共交通上去下功夫，剩下的事情應該讓市場來做。馬斯克“獵鷹”導彈回收成功打破了一個神話，並不是說這樣高端的技術有關的東西民營企業不可以介入。
她指出，政府應該把有限的錢放在保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上，保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上。我們現在的政府熱衷於搞投資基金，現在各類大大小小的投資基金都介入到了一般性的競爭行業當中去，有好多說的是戰略性的新興產業，誰想到中國能夠出現阿里、騰訊和百度？它從來都不是在規劃過程當中的，而是滿足市場需求的過程當中給了它一個企業生產的自由，它能夠創造出來。
最後，吳曉靈表示，“政府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上，我們的責任是保好基本，市場的責任是給大家更多的選擇，讓大家生活得更美好。”
任志強：如果城市資金不能進入農村，農村怎麼能富呢
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任志強直言，靠提高農村的生產效率以解決農村的脫貧問題，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農村的脫貧必須與城鎮化發展聯繫在一起。
任志強認為，應打破城鄉土地的雙軌制，“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雙軌制，農民的宅基地做交換時，使用權哪兒有什麼權利？它不能作為銀行的抵押資產，因為不能交換。尤其是不能讓城裡人到農村去買宅基地。城市的資源和金錢如果不能進入農村，農村怎麼能富呢？”
許善達：留底稅款制度對高科技重資產企業有負面影響
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認為要想實現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降低企業槓桿率，減少企業融資成本，這兩個問題都是應該儘早加以研究解決的。
營改增以後，全國政協組織了一次政協的調查組，關於營改增以後的深化稅制改革的這樣一個問題，許善達參加了。去年8月24日，政協開會對此次調查報告有一句特別重要的判斷，認為營改增並沒有全面完成。
其中增值稅需要進一步完善，裡面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現在中國執行的一個留底稅款的制度。許善達指出，我國從1994年開始，設計就是正的交稅，負的不退稅。留底，等以後有了銷項再來對沖，實際上相當於政府負債。
“但是這個留底稅款制度，對於高科技重資產企業是一個非常有負面影響的悖論。”許善達表示，這個政策在銷項還沒有實現的時候，對你的設備購進要徵17%的預繳稅款，對於廠房投資要徵11%的預繳稅款，這個預繳稅款的比重相當大。
所以現在很多高科技重資產企業在投資中間已經呼籲這個問題要逐步解決，國家已經做了決策，像大飛機、航空發動機，這兩個公司已經決定實行退稅制度。因為如果他們要不退稅的話，這兩個國有企業投資規模那麼大，還要徵那麼多的預繳稅，這個是對企業發展非常不利的。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許善達認為，還有另外一個角度需要更快的來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留底稅款的總額現在沒有宣佈，但上萬億是沒有問題的。這個上萬億實際上是政府負債，而這個政府負債在我們的政府負債裡面並沒有統計，所以實際上政府的槓桿率，包括了上萬億的留底稅款。
營改增以後，不動產、建築業都進入增值稅，進入進項，所以留底稅款增加的速度高於正常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稅收增長速度。現在每年的增值稅徵收總額裡面，存量的留底稅款佔的比重已經不小了，而且增長速度還很快。所以這個政府相當於我們每年徵收的增值稅裡面，有相當一部分都是政府負債徵出來的，是預繳稅款。
許善達表示，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夠及早解決的話，對未來的政府收支平衡會帶來非常大的風險。如果把這個問題要早點消化和解決，同時也會降低政府的槓桿率，這個對整個宏觀經濟的穩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對企業的發展也很重要。
李揚：只有准入無退出的股市是沒有效率的
李揚團隊做的上市公司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治理問題的嚴重性不亞於一般公司——絕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開不了股東大會，財務狀況在惡化。“去年我們發現上市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現金資產增加了20%”。
李揚分析稱，由於貨幣刺激政策等等，很多的信貸流向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拿到錢後，沒有東西投，所以增加了現金資產，惡化了資產負債表。“上市公司募集的資金不能使用，要去炒地王，去幹別的事，上市公司現在好多的問題很大”。
在談到股市時，李揚表示，一個是准入問題，一個是退出問題。只有准入，沒有退出，那麼股市是沒有效率的。“美國式資本市場是絕不可能在中國產生的，我們經常說我們的市場不規範，因為美國市場是機構為主，中國市場是散戶為主。散戶為主的狀況改變不了，中國沒有改進的途徑，中國整個機構投資者在散戶化。所以這些問題，一定要考慮到中國特別的國情”。
吳敬璉：別喊口號 三中全會336項改革應一項一項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了336項改革，現在過了四年多，要檢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東西需要改進，哪些地方原來執行不力，有很多實際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號。“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實處就變成一紙空談”。
盧邁呼籲關注兒童早期發展：對高質量發展很重要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提出，高質量發展必須重視人力資本投資。具體到我國，人力資本投資要從早期做起，“這是在國內外關於腦科學、兒童心理學研究已經有了堅實基礎的”。他解釋稱，在早期，兒童的腦神經細胞處於連接的過程，營養和干預都會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貧困地區兒童處於非常不利地位。比如貧困地區兒童發展在0到3歲的測度中，他們是比城市的異常或者疑似異常要高5倍，這是一個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在貧困地區生活的兒童有4千萬，這4千萬未來的走向，對於我們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和社會公平會有很重要的意義”。
盧邁強調，到現在為止，國家所實施的政策和社會組織所搞的實驗都證明，兒童早期發展，尤其是關注營養和教育是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的。
盧邁介紹，2012年開始，我國普遍實行貧困地區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國家現在拿190億，我們進行的監測顯示效果非常好。我們有63個縣，192萬學生體檢數據，顯示過去5年中，學生的身高增長了6公分。孩子矮小和偏矮的比例，由2012年的57.3%，現在降到了22.7%”。營養狀況的改善對於兒童未來的勞動能力產生了非常直接的作用。
此外，盧邁還強調，一是要增加支出，“現在還有20%的學校，只能夠一星期吃一次到兩次肉，4塊錢的補助不夠，不是對於所有的學校都行，最好是漲到5塊錢”。二是山區幼兒園是一個有效的學前教育辦法，但是教育部現在學前教育就是不進村，要高質量，但是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我們一定要把對公共服務適應中國的特點，用合適的體制，合適的方式。三是社會精英要更多的關注農村的貧困兒童。
王小魯：靠質量發展最終還是要靠“市場”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小魯出席並表示，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主要靠什麼？是靠政府還是靠市場？王小魯稱，當前各地出臺了各種優惠政策、鼓勵政策、鼓勵科技創新、財政補貼、鼓勵高技術產業。但總體來講效果不好，效率也不高。在其看來，促進科技創新，促進技術進步，最根本還是要“靠一個公平競爭的高效率的市場”。
對於政府的作用，王小魯說，也很重要，“比如在教育方面，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在基礎科研方面，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這些方面，政府當然要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技術創新、產業發展首先要做好的就是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才會有一個高效率的市場，才會有一個技術不斷進步、新技術不斷湧現的市場”。
汪同三談高質量發展：不能只強調質量而忽視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原所長汪同三表示，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是符合基本經濟規律的，但是在執行過程中，還要注意使得各項任務都能夠尊重基本規律。“比如說現在三大戰役：金融風險、扶貧、環保。如果單純看這三個戰役，都是和經濟增長有一定矛盾的。而經濟增長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沒有適度的經濟增長，就實現不了高質量發展，不能只強調高質量，同樣要重視發展”。
他舉例稱，防範風險會造成金融抑制，而且現在已經出現了這方面的問題。那麼怎麼樣能夠和發展聯繫上？到了最後階段，脫貧大概就到了政府兜底了，能夠不用政府兜底的，基本上都快解決了。解決不了的，最後都要政府兜底。政府兜底和發展、增長是一個什麼關係？環保現在已經到了採取巡視的辦法來推動工作了，它和增長和發展是什麼關係？這都需要我們具體的研究，在政策的落實當中要考慮。
此外，政府強調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但如果是簡單的消費的話，頂多能實現簡單再生產，沒有增長。要想有增長，要實現擴大再生產，就意味著消費必須能夠產生投資。不能夠導致投資的消費，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只有能夠導致投資的消費，才能夠實現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所以如果單純強調消費的話，那就不符合基本的規律。
劉世錦建議設立高水平教育和研發特區 吸引優秀人才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看來，我國最大的短板是基礎研究和高水平的教育，“最近這些年，我們有一句話是大樓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少”。其建議，搞若干個高水平教育和研發特區，搞一些高水平的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在招生、人員聘用、項目立項管理，包括知識產權等方面實行一些特殊的體制和政策。
“目標就是把全中國、全世界最優秀的人都吸引來，創造一個最有利於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特區，當然還是要適合中國國情”，劉世錦表示。
郭翠萍：文化缺失將會制約高質量發展
中元寶通（北京）商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郭翠萍表示，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非經濟層面的因素對經濟高速發展至關重要。比如說文化方面，實際上在過去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文化的缺失才導致現在社會，包括制度體系、人心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影響著經濟發展。所以文化的缺失是制約著經濟高速、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現在人有錢了，但是有錢了以後，心情煩燥，不安全，不快樂。實際上正常的為官一方要造福百姓，但是如果為官一方，你要讓他完成經濟指標，這兩個導致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所以現在的社會問題，實際上跟制度體系有關，把制度體系和文化加進去，我覺得是至關重要的”。“在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文化建設應該要跟上。這兩個輪子同時驅動，還實現了道德迴歸，才是解決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手段”。
劉光超：應系統性審視土地、稅收及社會保障制度
北京市道可特律師事務所創始合夥人劉光超表示“現在中國的法律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法律也出現很多部門隔絕的情況，立法並沒有進行審查和可行性研究”，針對以上問題，劉光超提出了“三個轉變”。
第一，謹慎立法。要貫徹法律理論界立法的謙虛、謹慎和抑制的原則，而不是立法過多、過快、過濫。第二，協調立法。“現在很多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各部門在為部門利益或者部分人的利益在立法”。第三，加強高位階立法的研究。強化人大常委以及相應的立法評估、立法審查以及系統協調的作用。
在立法方面，劉光超稱，第一，要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已經提出來了，但是如何貫徹仍是一個課題，最重要的難點是保護競爭和保護創新”。第二，希望能夠系統性的審視：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第三，法律重點能夠向四個方面傾向：從關注技術向關注人才轉變、法律的立法從關注信息向關注信用轉變、熱衷金融資本的創新向關注實體經濟轉變、關注國內向國內國際一體化，真正理性的對待中國的國際化的立法轉變。
湯敏：土地置換應探索在深度貧困地區先做
在談到鄉村振興的扶貧攻堅時，國務院參事湯敏提出了兩個建議，第一，可以將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車間建到村頭，幫助農民就業。他引述考察所見稱，“村裡的人們乾的是手工業的活，不需要交五險一金，減少了40%的成本，僅多了一點運輸成本。另外可以把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激活。有一些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在那裡也可以工作。在山東省現在就有大概6千多個村裡的扶貧車間，在河南等等，現在也在快速的發展。很多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實際上是可以移到農村去的”。
第二，土地置換應探索在深度貧困地區先做。“土地置換實際上是一筆很大的資本，這筆錢如果能夠先在貧困地區使用，對下一步的扶貧很有幫助”。他舉例稱，廣東的鄉村振興計劃採取了一個辦法，叫後隊變前隊，“先去把那個最差的隊找出來，把最差的村子找出來，找出2700個貧困村。鄉村振興先從貧困村做起，如果搞不好的話，又變成錦上添花，又拉大了距離。廣東三年一輪，先把最差的做一輪，提高了以後，再找相對差的再做一輪。這樣的話，鄉村振興從政府的資金投入，政府的工作重點放在這些貧困村或者低收入村裡面，這樣讓我們的鄉村振興，同時也達到了扶貧的作用，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可以考慮在其他地方推廣”。
張文魁呼籲對國有和民營財團改革 否則將爆發危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表示，中國宏觀經濟的病症其實是微觀病灶產生的結果，如果看不到這一點的話，可能很多政策、對策不一定有用。
在他看來，過去5年槓桿率上升迅猛，並不是宏觀貨幣政策主動寬鬆的結果，更多是被動的，甚至是被迫的。而這個微觀病灶就是殭屍企業，除此之外，財團企業也特別值得關注。
“宏觀貨幣政策有時候被動的寬鬆，但是廣大的中小企業根本得不到信貸資源，很多信貸資源被那些大的企業集團吸取走了。現在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財團化非常嚴重，幾個大企業合併起來，成了國內500強，世界500強。很多民營企業搞金融、搞房地產，也成了財團，他們動不動就是上千億，甚至是幾千億的貸款。但是他們的償債能力怎麼樣？他們的全要素生產率怎麼樣？這是非常差的。更要命的是透明度非常差，現在已經越來越多暴露出這些問題，所以除了殭屍企業之外，財團化是非常嚴重的，下一步會成為重點”。
張文魁稱，10年前爆發的歐洲金融危機是因為工作時間短，福利高，實體經濟衰敗。北美金融危機是居民部門過度按揭貸款造成的，中國的危機也可能是亞洲金融危機、歐洲金融危機和北美金融危機的“三合一”。當然，更重要的是亞洲金融危機因素，“20年前，很多韓國的財團以及東南亞財團，雖然他們不是國有的財團導致的政商連接非常嚴重，吸取了大量的金融資源，造成了這些問題”。
“現在不單是民營企業，包括很多國有財團。國有財團可以做紅色財團，很多民營的財團其實也是淺紅色的財團，他們跟政府官員有很多的聯繫。他們不但股權鏈條不清晰，融資投資鏈條不清晰，甚至業務鏈條不清晰，透明度很差。所以下一步簡而言之，要對這些財團進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他們的透明度，強化他們的披露，這是最基本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我想東亞病可能會在中國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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