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陸克文
如果說中國的對美戰略過去40年來一直保持總體穩定的話，那麼現在美國的對華戰略回應發生的根本性改變是什麼？在2017年12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今年1月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7月美國國防部有關未來國防制造、工業和技術需求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在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的演講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
美國的意圖
如果我們對上述美國各種報告中聲明的意圖加以提煉，可以歸結如下：
第一，1978年以來的中美“戰略接觸期”，未能在中國市場給美國企業出口和投資帶來足夠的開放度；中國沒有在全球基於規則的秩序中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而是正在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同秩序；中國的國內政治沒有變得更加民主。
第二，除上述情況外，中國現在有意將美國擠出東亞和西太，最後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經濟霸主。
第三，中國尋求在國內和國際上壓倒美國：通過中國政府主導的產業、出口和對外投資戰略，掏空美國製造業和科技產業；通過一系列經濟和財政措施，激勵和引誘美國的全球夥伴、朋友和盟友；快速擴大中國的軍事存在，從東海、南海到印度洋沿岸國家以及紅海的吉布提。
第四，上述諸因素再加上俄羅斯，代表著美國未來安全的核心戰略挑戰。這決定了美國戰略方向亟須改變，從“戰略接觸”轉向一個新的時代，即“戰略競爭”。
第五，美國這種對中國國力、意圖和行為的最新分析，從現在開始將轉變為一種新的多維度實踐策略，目的是對中國的外交、軍事、經濟、援助和意識形態的對外擴張予以阻擊。
若上述對華新戰略逐步反映在未來美國的政策實踐中，那麼2018年無疑代表著中美關係在根基上斷裂的開始。
對未來戰略的考量
美國在醞釀如何實施其對華“戰略競爭”新策略時，需要考慮很多可能的因素。美國的全球夥伴也需考慮這些因素。
首先，美國的戰略預期是什麼？如果中國不按彭斯演講勾畫的要求照辦，華盛頓怎麼辦？如果態勢朝相反方向發展，後果是什麼？可以推測，美國已經從局勢升級、危機管控和最終衝突等方面模擬了外交、經濟和軍事上可能出現的情景。美國的盟友也需要仔細考慮各種情況與選擇。
第二，如果我們現在處於戰略競爭階段，新的“遊戲規則”是什麼？華盛頓如何與北京就規則內容達成共識？或者，沒有規則？由競爭態勢塑造規則？ 現實情況是，40年的中美雙邊戰略接觸後，管控雙邊關係的文化、習慣、規範以及規則已經成為幾代政治、外交、軍事和商業人士的“第二天性”。如果我們委實處在一個勇敢新世界，需要什麼規則，來避免海上、空中意外？網絡攻擊、核擴散、在第三國的戰略競爭、購買和出售美國國債以及其他重大的政策領域呢？還是美國已得出結論，中美進入雙邊關係無規則的戰略“新紀元”不會有損失？
第三，中美之間是否依然有存在共同戰略話語的可能，使兩國有可能為雙邊關係的未來設定概念參數？作為一種概念，戰略接觸暗含一系列相互義務。美國現在認為，中國已經從根本上違背了這些義務。但是，在缺少新規則或者共同的概念框架管控雙邊關係的情況下，該如何及時防止（兩國）從戰略競爭滑向脫鉤、遏制、對抗、衝突甚至戰爭？如果歷史可以借鑑，這樣的滑動之快，可能超乎任何後現代政治家的預期。1914年夏天一件小事引發的局勢升級令人警醒，當然核時代的戰略算計也在修正傳統歷史經驗。
第四，如果美國的戰略規劃者正在考慮，對華戰略競爭可能演變成全面遏制、全方位經濟脫鉤，甚至第二次“冷戰”，那麼我們需要分析一下喬治·凱南的理論。 凱南認為若遏制得當，蘇聯最終可能會因為內部壓力解體。然而，如果認為中國在同樣的遏制政策下最終會因內部矛盾而瓦解，則是誇張的假定。考慮到中國經濟的恢復力、從美國其他敵人那裡獲得能源的能力、管控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能力以及各種新技術提供的新潛力，中國不會垮掉。
第五，美國已經確信日益崛起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是對民主資本主義（不管是保守、自由還是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的一個強有力的理念挑戰？蘇聯曾建立起自己的意識形態陣營。但有證據表明中國在第三世界如法炮製嗎？
第六，我們看到，中國通過“一帶一路”，以及貸款和援助對世界範圍內的大量項目作出金融承諾與支持，美國準備提供類似的金融承諾與支持進行戰略反制嗎？上週美國對世行增資的支持是一個受歡迎的進展，但增資額度與“一帶一路”的規模相形見絀。
第七，除了優惠金融和貸款援助，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即美國如何與中國在亞歐的貿易和投資體量進行競爭。 鑑於中國在亞太和歐洲已經是比美國更大的貿易伙伴（因此也具有更大的政治和經濟引力），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將如何影響美國與中國在上述地區貿易和投資的相對分量？
第八，基於此，美國到底有多自信，認為自己的盟友和夥伴會全然擁抱它的對華競爭新戰略？美國持續公開攻擊德國、英國和加拿大等盟友以及整個北約，加上對日本和印度徵收關稅之後，還會篤信這些國家會支持它的反華新戰略？或者說，這些國家和地區會繼續觀察中美力量對比和戰略互動，並在之間搖擺？此外，東南亞現在是中美戰略影響力新的“大博弈”戰場。還有中東，中國是其油氣的更大市場，已經超過了美國。
第九，是什麼讓美國的新理念對世界其他國家有吸引力，以支持美國對華新戰略？彭斯的演講清楚且有意識地傳達出美國的利益和價值。但這番演講沒有呼應國際社會共同的利益和價值。歷史上，國際社會與美國共享這些相同的利益和價值觀，並體現在美國戰後主導的秩序中。但現在，國際社會目睹特朗普政府以“美國優先”為名，拋棄了這種秩序的諸多關鍵要素（人權、多邊貿易體制、氣候變暖、國際刑事法庭、聯合國多邊援助機構等）。
最後，還有一個更迫切的問題，就是中美關係出現的重大裂痕，對全球經濟及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影響。考慮到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性，若因用激進方式實現兩國經濟脫鉤，導致雙邊貿易銳減或者垮塌，這會對美國2019年經濟增長以及全球增長有何影響，是否會觸發全球經濟衰退？同樣，鑑於本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剛公佈的全球氣候變化報告指出，因為世界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的行動不足而讓全球面臨潛在災難，如果中國只能憑藉自身力量減排，後果將是什麼？
美國的其他決策者尋求細化特朗普時代對華戰略競爭時，上述是他們應該考慮的10個重大問題。我們如今正在未知的水域裡航行，我們不想看到意外後果發生，尤其是危機和衝突。100多年後，1914年的警告依舊在我們耳邊迴響。
今天，對美經濟戰或者武力對抗都不符合中國利益。中國知道自己依舊沒那麼強大。但在退無可退之時，事情會發生變化。民族主義可以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常常無視任何經典戰略邏輯。
中美關係性質的改變很大程度上是結構性的：首先，因為中國現在的全球和地區體量，從經濟和軍事上都達到臨界值，重寫中美關係是結構上的必需。其次，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和軍事強國還在理念傳統和未來志向上非常不同。
此外，在過去10年裡中國的全球和地區政策發生了顯著變化。今天，核心的問題是理性判斷中國的前進軌跡，美國對華政策的新目標是什麼，以及美國未來如何做出戰略回應？在這種語境下，玩政治指責遊戲沒有任何益處。
可以避免的“戰爭”
我很清楚，在目前緊繃的政治氣氛裡，中美學者面臨的環境比以往更困難。某種觀點的支持者會被冠以各種標籤，比如“中國綏靖者”，甚至是“熊貓擁抱者”。而另一種相異觀點的支持者則被稱為“戰爭販子”。我們必須警惕新的麥卡錫主義。最近，我發現，當我們想要解釋中國崛起的複雜性時，就會被斥為搞反美活動（或者反澳活動）。簡單的答案（或者說站隊）似乎更受待見。但正如我反覆提醒，客觀而言“中國崛起”絕非一個簡單問題；任何簡單的回答都是智力上的懶惰和道德上的不負責。
令人擔心的是，目前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就中國問題進行公開、深入辯論的空間在縮小。越來越多人會提出“你到底站在哪一邊？”這個以前從未宣之於口的問題。譁眾取寵的做法顯然簡單廉價。真正有價值的是，思考出什麼才是長久、可靠的公共政策，能夠實現共同商定的目標，長遠保持自由、繁榮和可持續，同時不會產生預期之外的後果。尤其是危機、衝突或戰爭。
在當下美國展開有關中國的大辯論的背景下，我總是禁不住想到亨利·基辛格博士的睿智忠告。在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成立之時，曾向他請教我們的責任應是什麼。基辛格一如既往地娓娓道來：我們需要從三個角度來審視世界：第一，到底發生了什麼？第二，為什麼會發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們忽略了什麼？
如果要問在眼下關於中美關係的討論我選擇站在哪一邊，我的立場是：中美之間，戰爭可以避免。我站在“難道除了投降或對抗，就沒有幫助我們避免踏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三條路？”這一邊。
為了這一目標，在目前的關鍵階段，政策圈和學界負有特別責任，去儘可能多地講清楚我們所看到的，而不是火上澆油。要講清楚，我們就有必要換位思考，通過對方的視角觀察現實，哪怕我們可能不贊同。
眼下，沙文主義更容易流行，而紮實的戰略和良好的政策卻彌足珍貴。我期待有更多善者智者，貢獻智慧探索方法，幫助我們度過這個最典型的當代安全困境。
（本文作者［澳大利亞］陸克文，系澳大利亞第26任總理、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主席，原標題：中美之間，“戰爭”可以避免——華盛頓需掂量十個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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