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錫，在近代以來的歷史洪流中，總能脫穎而出，成為國家進步和發展的標誌性城市。
在近代，無錫是民族工商業的發源地。改革開放，無錫是“蘇南模式”的代表。
新世紀，特別是近幾年來，無錫成為中國成功完成經濟結構調整的少數幾座工商業大市。在無錫身上，逐漸可以看到中國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產業強國和科技強國的某些路徑。
這一切，靠的都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創新。回溯40年的歷程，無錫的成功在於正確處理了三個關係。
第一，市場和政府的關係。
無錫堰橋的“一包三改”是鄉鎮企業改革領域的“小崗村”，沒有“一包三改”，便不會有鄉鎮企業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的蓬勃發展。20世紀90年代，無錫的股份制改革頂住了較大壓力，奠定了無錫今天的傳統產業格局，大批龍頭企業正是當年改革先鋒。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也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近幾年來，無錫始終堅持產業強市主導戰略和創新驅動核心戰略兩個戰略一起抓，現代產業體系和產業科技創新體系兩個體系一起建，產業政策和人才政策一起推的發展方向，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實現了新舊動能的轉換。
今天，無錫的新型“政商關係”依然在不斷創新發展，將為經濟進一步轉型升級提供製度保證。
第二，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的關係。
近幾年來，無錫貫徹落實“兩山”理論，堅持生態優先，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原則，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比翼齊飛。
目前，無錫已躍居GDP“萬億之城”。2015年，無錫榮膺全國文明城市稱號。僅在兩年後，無錫大市，即無錫聯袂江陰、宜興又率先創成“全國文明城市群”。
加強生態建設，建設文明城市，這是對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倒逼”。同時，建設宜居的創業環境，也是對經濟建設、人才集聚的促進。
第三，“過去”和“未來”的關係。
世界發展，中國進步更快。昨天的經驗，沉澱為改革的基因，它是寶貴的財富，但今天的環境已有深刻改變。國際、國內市場正在變得愈發扁平，政府和市場兩股力量都面臨著一個嶄新的世界。
在新的大格局中，無錫將繼續堅持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不斷改進政府的服務，推進放管服改革，主動為企業解決問題，以良好的營商環境打造全球優質生產要素的集聚地，將改革創新事業推動下去。
對此，無錫的執政者、企業家和人民都異常清醒。從近幾年的發展來看，無錫顯然找對了方向，走出了低潮。
40年過去，無錫依然年輕，動能十足。創新發展，沒有終點。
中國近40年的經濟改革史，不妨分為兩條脈絡，一條是農業，一條是工業。前者肇始於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承包到戶”，而後者以江蘇無錫堰橋鄉的“一包三改”為標誌。
“承包到戶”第一次解決了困擾中國人數千年“吃飯”問題，所以它太受關注。但實際上，工業領域生產關係的變革更事關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之路。
在工業（也包括商業）領域，好的生產關係可以發掘出這個民族的企業家才幹和工匠精神，順應大國市場變遷，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最終讓中國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科技強國。改革開放40年之後，我們依然處在這樣的探索中。
在近代，無錫是民族工商業的勃興之地。改革開放，無錫的經濟體制創新同樣走在全國前列，從“一包三改”開始，“蘇南模式”的奇蹟無疑成為了改革開放戰略正確性最有力的事實論據。
在新時期，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近年來，無錫GDP邁入“萬億俱樂部”，併成功實現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正是因為處理好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其中，既得益於無錫的40年積澱出來的改革基因，更得益於無錫近年的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
今天的無錫，探索從未停歇。
鄉鎮企業的“小崗村”
好的制度改革，一定從對人的才智和責任心的激勵開始。
1982年，是安徽小崗村實行承包到戶的第三年，中國農村正在逐步推廣聯產承包責任制，但各地速度有快有慢。
這一年，無錫堰橋鄉（現為堰橋街道）的一場罕見的秋雨，讓馬上就要豐收的稻穀浸泡在水中，由於“集體主義”的原因，農民缺乏搶收積極性。於是，鄉黨委決定馬上在推進聯產承包責任制，搶收水稻。結果，快速分田到戶的18個大隊搶收完畢，而分田到戶速度最慢的一個大隊，很多糧食都爛在田裡了。
這件事，啟發了鄉黨委：在堰橋這個鄉鎮企業發達的蘇南小地方，不少鄉鎮企業長期經營困難，那麼“承包”能否也運用到企業，改善經營呢？
當時，難題是農村承包到戶已有文件，但鄉鎮企業的承包在全國都還沒有先例，中央、省裡也沒任何文件。怎麼辦？“不能再拖，我們先試。”70多歲的高錦度當年任無錫堰橋工業公司經理，以及分管企業的副鄉長。對《南風窗》記者回憶起當年的“闖勁”，他充滿自豪感。
日新月異的堰橋
鄉有個服裝廠， 3年連續虧損5.7萬元。按道理，周邊市場服裝奇缺，但工廠就是不能盈利，換了3位廠長，一點都沒有起色。於是，當年11月，鄉黨委拿出了承包方案：全年上交利潤5000元，超額部分由廠長自行處理。誰願意承包，誰就當廠長。
高錦度說，當時低估了大家的積極性。三名裁縫師傅競相上臺，發表“競選演說”，最後全廠職工投票，選出廠長。新廠長也很有辦法，上任後立即實行了“定額計件制”，工人和生產小組誰超額完成，立刻有獎。
結果，工人生產積極性高漲，一個月時間，服裝廠竟然“奇蹟般”扭虧為盈，首次盈利近500元，職工工資也增至50多元，皆大歡喜。
服裝廠試點成功，給所有人吃了定心丸，也增強了鄉黨委的改革信心。次年即1983年2月，鄉黨委正式宣佈將在全鄉鄉鎮企業推行以“一包三改”改革。
“一包”就是實行以廠長、經理為主的經濟承包制，承包者有高度的經營自主權，超額完成承包指標後，報酬可高於本人工資的30%，有特殊貢獻的可高於一倍以上。
“三改”則是改企業幹部由鄉黨委的“任免制”為“聘用制”，經營有方者連聘連任，完不成承包合同一律免職；改工人由“錄用制”為“合同制”，沒有了“鐵飯碗”，對錶現不好、教育無效者，廠長有權將其辭退；改幹部工人的“基本工資”為“浮動工資”，多勞多得，廢除“大鍋飯”。
對當時的鄉鎮企業來說，“一包三改”是對症下藥，“療效”立竿見影。短短一年間，全鄉虧本企業基本全部扭虧為盈，與1982年相比，全鄉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4%。1984年 4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堰橋鄉鄉鎮企業全面改革一年見效》的消息，並配發評論，對堰橋在鄉鎮企業領域的首創精神給予高度肯定。
“用好一個能人，救活一個廠。”高錦度對《南風窗》記者回憶，僅1984、1985兩年，全國各地來無錫縣和堰橋參觀學習“一包三改”的就有20萬人。於是，“一包三改”在無錫推廣之後，又迅速在全國推開。因此，堰橋也被稱為是中國鄉鎮企業領域的“小崗村”。
市場基因與改革護航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20世紀90年代初，差不多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的“短缺年代”。日用產品、小型機電設備等極度短缺，這一時期，民間基本上是辦廠就不愁銷路。
通過“一包三改”以及各種後續的工廠管理、激勵制度的改革，蘇南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成就了“蘇南模式”奇蹟。至20世紀80年代末，蘇南的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產值中已經佔到了60%。
無錫惠山區前洲鄉（現為前洲街道）是“蘇南模式”的一個“明星鄉”。1984年，全鄉的鄉、村兩級工業產值達1.52億元，在全國名列第一。馮有責是前洲鄉當年的統計員，在接受《南風窗》記者採訪時，他清晰記得，“當時全國共有5.8萬個鄉鎮，我們名列前茅。”馮有責是我國著名紅學家馮其庸的侄子，退休前任前洲鎮人大主席，目前任無錫馮其庸學術館館長。
前洲鄉鎮企業的迅速崛起，除了快速運用“一包三改”等本土經驗之外，還在於當地的“市場基因”一直都沒有中斷。在20世紀70年代，前洲已有50多家工廠，每年產值達到150多萬元。當時政策是“以工補農”，發展鄉鎮企業是為了農業，即從企業的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用於本地區發展農業基礎設施。
1977年10月19日，聯合國工業考察組參觀前洲
馮有責回憶，當時的上海由於特殊的政治原因，工廠停工，所以很多優秀的工程師賦閒在家。於是，包括前洲在內的無錫很多地方都會去上海聘請“星期天工程師”，上海師傅星期天悄悄來到無錫，傳幫帶，指導當地的工人提高技術，搞好生產。
市場基因，工商脈絡，兩者從未中斷。在無錫，相當多的鄉鎮都和前洲一樣，在改革開放前已在農機、印染和冶煉等行業有了一定的技術儲備。因此，一旦春風吹來，鄉鎮企業就能很快爆發。
但是，在“蘇南模式”之下，經濟體制特別是產權激勵問題一直沒有解決。這些問題，“一包三改”解決不了，因此，無錫又到了必須要創新的時候。
進入20世紀90年代，廣東的經濟開始爆發，讓作為“蘇南模式”代表的無錫倍感壓力。廣東的爆發來自於兩股力量，一是港臺資本的製造業，它們都是外資，管理現代化程度高；二是廣東順德等地迅速進行股份制改革，原有鄉鎮企業產權明晰，決策效率更高。因此，它們快速搶佔了原本屬於蘇南鄉鎮企業的市場。
於是，無錫再次下定了改革的決心。1993年，無錫的紅豆進行股份制改革，作為“蘇南模式”代表，紅豆負責人周耀庭壓力很大。但他意識到，真的“不改不行”了，服裝行業技術壁壘不高，競爭越來越激烈。再不改制，任憑對手搶佔市場，企業將有生存之憂。於是，他頂住壓力，推出“入股自願，利益共享，風險共擔，股權平等”的內部股份制，順利改制。
王安嶺曾任無錫市委副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對《南風窗》記者說，無錫的股份制改革在全國並不算最早，在1997年前後，80%的鄉鎮企業的產權才得以明晰。但無錫的改革相對比較成功和徹底，很多鄉鎮企業也抓住了機遇，誕生了一大批知名企業集團。
無錫高新區
企業家精神與“有為政府”
被譽為“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是無錫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它位於無錫江陰市。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於2013年仙逝，新書記吳協恩正帶領華西村進行一次深刻轉型。
簡單來說，“華西村”三個字其實有著兩層含義。一是空間上的華西村，即那個中國人都熟知的“村民家家住別墅”，成為共同富裕典型的華西村。這是行政區劃上的概念。
“華西村”的另一層含義是資產或者說企業意義上的華西村，它的主幹是華西集團，一個總資產超過500億多元化經營的企業集團。吳協恩也擔任華西集團的董事長。
吳協恩是老書記吳仁寶的四子。2003年7月，他全票當選華西村黨委書記、華西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在以前，華西集團的產業相對傳統，比如鋼鐵、化纖就是華西的主要業務之一。上任以來，他帶領華西集團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產業結構的調整，逐漸降低傳統產業比重，穩步提升高新產業、包括金融在內的服務業的比重。
之所以篤定這種轉型，在於他看到了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三個大勢。第一，中國的經濟結構必然要調整，大型企業必須順應趨勢，才能生存和壯大。“傳統產業擴大產能既不經濟，也不可行，土地價格、環境壓力都在上升。”“發展新產業，還一定程度上在遇到經濟週期時，對沖風險。”
第二，大型企業將獲得更多的優質生產要素，比如資金和人才。前不久，外界有觀點質疑華西集團負債過高。2017年三季度末，集團資產負債率達到69.4%。吳協恩認為，大企業信用相對較好，獲取資金的成本低，適度負債是一種資源的優化配置，可以提高股東權益回報率，這是經營企業的財務常識。
其實，吳協恩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大企業集團的這種負債率並不罕見，如中國頂級央企華潤集團的負債率在2012年就超過了70%。
第三，大企業將有機會全球性地進行資源配置。目前，華西的投資業務頗有起色，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成了高科技的投資基金。此外，還在莫桑比克投資了兩座礦山。在國內，華西投資的芯片企業已名列中國創新企業20強。
“華西的投資並不是商業冒險，安全邊界很重要。比如P2P，我們就沒有深度介入，後來證明我們是對的。”吳協恩對《南風窗》記者說。吳協恩是黨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代表，他話語坦誠，思路清晰。他自謙說，“企業家”三個字，不敢當。
不過，生於20世紀60年代，正值壯年的一大批大型企業掌門人的確已成為了無錫經濟的中堅。除了華西集團的吳協恩，還有紅豆集團的周海江和海瀾集團的周建平等。
某種意義上講，無錫改革開放的成果之一就是企業家群體的成長。和改革開放初期的廠長、鄉鎮企業負責人相比，新一代企業掌門人真正具有了全球性眼光，懂得跟隨國家崛起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去經營企業。比如，紅豆集團牽頭建設的西港特區目前就已成為了柬埔寨最大的外貿出口基地，被稱為“柬埔寨的深圳”。
“對企業家的創新很寬容，很保護。”在王安嶺看來，改革開放以來，無錫經濟發展的主要經驗之一便是政府和企業之間形成了一種“聯合體”。這種“聯合體”並非個人、團體利益的捆綁，而是政府的公共服務做到了兩點：一是追求長期利益，主動營造一種能讓企業家安心投資、搞管理和技術創新的長效預期。
二是政府有擔當，在特殊歷史時點，政府解放思想，通過公共服務的創新，承擔改革責任，無論“一包三改”，還是股份制改革，都可以看到當地政府的擔當。王安嶺還認為，近年來，無錫在物聯網、集成電路等戰略性產業的飛速發展，同樣很大程度得益於政府的擔當和主動作為。
無錫，國家集成電路設計中心主樓
但地方政府也很清楚，企業家依然是主角。2015年之前，無錫經濟面臨轉型，發展速度減緩。當年7月，江蘇省委常委李小敏剛到無錫擔任市委書記不久，即在一次企業家代表座談會上給企業家“打氣”。李小敏強調，企業是經濟發展的基石，企業家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體。李小敏還提出，要繼續實行“一企一策”，對企業要分行業、分類別進行精準支持，鼓勵企業做優做強；要堅持“親商愛商”的好傳統，幫助企業解決融資、用工等問題，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這是企業安心發展、健康發展的基礎。結合當時的國內和無錫的經濟環境，這些措施可謂對症下藥，非常及時。
談及政府和市場關係，無錫代市長黃欽也在多個場合表示，在經濟發展中，市場的主體地位是毫無疑問的，但具體到某個產業，尤其是集成電路這樣的人才、資本、技術高度密集，涉及到國計民生、國家戰略的產業，既要堅持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也要發揮好政府的引導作用。
回顧40年曆程，無錫的改革開放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對企業家創新精神進行引導和保護的歷史。這種擔當，為地方經濟崛起，群眾共同富裕提供了最可靠的制度保證。
近年來，無錫經濟結構的成功調整，尤其是物聯網、集成電路等戰略性產業的崛起，更得益於當地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方針的貫徹。過去、現在和正在發生的將來，無錫的經驗都將匯聚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偉大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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