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曾在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三届美国共和党政府担任高官，可谓“三朝元老”。3月22日，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博尔顿将取代麦克马斯特出任新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此，我们似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位被称为“鹰派中的鹰派”的国安助理的思想倾向与政策主张，并由此预判其入阁对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以便未雨绸缪。
政治生涯
博尔顿，1948年生，美国著名鹰派外交家和共和党政治家。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曾为执业律师。早在耶鲁大学就学期间，他就是《耶鲁保守派》的主编，还加入到了“耶鲁年轻共和党员”俱乐部，并成为非常活跃的一员。这份经历为他日后的从政之路奠定了基础。毕业后，他长期担任美国法律公司勒纳、里德、博尔顿和麦克马纳斯公司的股东。
其政治生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里根政府里的任职。此后他迅速成为共和党内重要人物。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他帮助美国同欧洲以及阿拉伯国家建立反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联盟。后由于涉嫌在1996年的选举中非法收取外国献金，博尔顿被迫在国会调查后辞去公职。2000年博尔顿复出，成为小布什政府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2005年8月，博尔顿被小布什绕过参议院强行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政见主张
以中国为“大威胁”之首的博尔顿，履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这对中国而言显然总体并不利好。但综合博尔顿在其他领域、事宜的一贯主张，其上任给中国国家利益和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即存在正、负面双重效应，既有对华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如何趋利避害打好“博尔顿牌”以捍卫中国国家利益、促使中美关系朝着健康方向发展，是中国当前分析博尔顿入阁一事需着重考虑的主要问题。
作为美国力量的坚定捍卫者，博尔顿主张在美国内外坚决、果断地运用美国力量。其中，有五件事他尤为坚持，同时也因此在美国朝野上下引发相当争议。五事之一就是认定中国为当前及未来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
今年1月24日，当时尚属于“民间人士”、并未入阁的博尔顿曾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举办一场讲座。他谈到当前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两个大威胁与两个小威胁”。所谓“大威胁”就是指俄罗斯和中国。与此前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相呼应，博尔顿在那场讲座中也认为此前民主党政府对华、俄过于软弱、绥靖，致使两国势力坐大，如今必须针锋相对。否则，中、俄极有可能冲击美国领导下的现行国际秩序。
其实，早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博尔顿就曾公开指责俄罗斯对美国内政的“干涉行为”是“一个华盛顿永远不会容忍的真正的战争行为”。这位老牌鹰派人物从不掩饰他对苏联-俄罗斯强力部门及其传统的深恶痛绝。譬如，在2017年7月特朗普总统会见普京等俄罗斯政要时，俄方断然否认曾干涉美国大选，而博尔顿则表示：“公然撒谎（不脸红）的（普京）显然得到了克格勃最严格的训练”（he was lying with the benefit of the best KGB training）。而对于当下正被热炒的“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被毒杀”案，博尔顿的主张依旧强硬：“西方世界对此必须给出强硬的回击”（very strong answer）。
而中国方面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那场耶鲁演讲的问答环节，有台下学者提到“美国是否应该/可以联俄制华”。对此，博尔顿认为，尽管俄罗斯也是美国的一大威胁，但长期来看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应该缓和，只不过美国政治体制以及目前的政治气氛不允许美俄接近。这一似乎与此前他一贯公开表达的传统观点有所不同的新动向，需要中国给予关注。
首先，除了其一贯反俄立场外，博尔顿还是美国政界著名的“仇伊”派。他甚至公开主张“轰炸伊朗”。
前国务卿蒂勒森的解职，显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舆论普遍认为，这与蒂勒森在伊核问题与特朗普总统意见相左有较大关系。而在这个问题上，博尔顿无疑与特朗普“心心相印”。
早在三年期，即奥巴马总统于2015年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时，博尔顿就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道：“这个协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协议，它创造了巨大的漏洞，伊朗现在正通过这些漏洞赢得宝贵时间以便提升其导弹和核力量。而美国则没有任何收获……（要想阻止伊朗）唯有通过军事行动。”
当然，在具体由谁执行该“军事行动”，博尔顿推荐让以色列人去干，同时“这种行动应该与美国所支持伊朗反对派运动相结合，目的旨在实现德黑兰的政权更迭。”
博尔顿对伊朗的强烈敌意，极有可能在未来执政岁月中与同样仇恨伊朗的特朗普总统产生更多“化学反应”，从而加剧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因而导致美国力量更多地投入到中东地区以应对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弧”，以及“弧”背后的力挺伊朗的俄罗斯。这对中国而言，客观上有可能起到“锚定”美国力量于中东的效应，因而又呈现出某种“利好”。
其次，和处处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一样，博尔顿也对联合国颇为不屑，对“美国国家利益优先”却情有独钟。
在1994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博尔顿直接否认联合国的存在：“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联合国”（There is no United Nations）。他坚持：“（世界上）只存在一个偶尔被美国这个唯一存在的真正强国（only real power）所领导的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其前提是，这种领导和共同体的存在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能够获得他国的追随。”
博尔顿这种“小布什式”的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强烈偏好，以及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对国际多边主义协调的鄙视，很可能会与特朗普产生高度共鸣。因此可以预见，此后特-博安全团队在制定并执行重大战略决策时，有可能削弱与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盟友的协调，从而表现出更大的单边与自利倾向。这显然会在美联盟体系内部造成新的不和，变相地有利中国。
第三，博尔顿的美国军事力量使用门槛较低，或者说他是文职人员中比较接近军方立场和武力偏好的阁员。譬如，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小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对的。”
在全美上下为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错误”进行反思、检讨时，博尔顿一如既往地语出惊人：“如果你知道今天你做的一切，当然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我仍然支持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因为他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在面对《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博尔顿如是表态。
这一特点可能造成的影响更为复杂。一方面，可能利好中国，即因为博尔顿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使用武力方面的“不够审慎”而与同样“胆大妄为”的特朗普一拍即合，很可能在至今仍未消停的中东、东欧等地区安全局势上因对美军力量的迷信而导致擦枪走火，甚至因卷入或发动不必要的战争，从而使美国再度陷入泥淖。可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在东北亚地区造成新的不确定性与动荡。后者需要中国格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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