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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幹又是錯的，《史記》何曾對夏朝、商朝有詳細的描述了？
在《史記》中，關於這兩個朝代的描述實則十分簡略，這一點簡單看看目錄就可以瞭然——
關於夏朝的篇目：
本紀：《夏本紀》
世家：無
列傳：無
關於商朝的篇目：
本紀：《殷本紀》
世家：各諸侯世家中，部分涉及商末周初的歷史
列傳：《伯夷叔齊列傳》
從目錄來看，關於夏朝的記載基本上是缺省狀態，關於商朝豐富一些，但是也算不上豐富詳細。
然後我們再來觀察下內容——
以《夏本紀》為例，其大部分篇幅都只與大禹一個人相關，這部分有三千多字，內容主要是記載大禹治水，勘定九州的事蹟。
而夏啟之後整個夏朝的記載，一共才八百多字。關於很多夏代君王的記載，都只是記錄世系，就是這種畫風——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洩立。帝洩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關於這些王的具體生平事蹟？抱歉沒有。
也就是說，從比例上說，大禹：之後所有夏代君王=4：1，這個比例明顯是不協調的，為什麼不協調呢？無非是可以搜尋到的文獻太少了。《殷本紀》因為商朝遺留的歷史信息略豐富一些，所以從比例上講顯得協調很多，但依舊十分粗疏。
孔子在《論語·八佾》中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生活於春秋後期的孔子就感嘆文獻的不足，無法證明他對於夏、商兩朝禮儀的認知。司馬遷生活於西漢，經過戰國的烽煙與秦始皇的那一把火，能留存的上古史料必定是更少了。
夜小紫
第一，別責怪司馬遷對夏朝商朝的記載不夠詳細。《史記》作於公元前100年前後，距建立於約公元前2070年夏朝，已經過去了2000年；距開始於約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業已過去了1500年。而且，又是在那個文明尚不很發達的時代，並經歷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老司馬已相當不容易了。
第二，也千萬別對《史記》抱一種輕蔑不屑的態度，那隻能反證自己淺薄。幾乎所有嚴肅的古代史學家和當今學者，都對《史記》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包括《夏本紀》和《殷本紀》。
篇幅有限，商朝歷史也更清晰，咱們著重聊《史記》的《殷本紀》，看看司馬遷都依據了哪些史料。
《殷本紀》對商代史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極高的價值。
2011年，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歷史考古研究系列”的重要成果，由宋鎮豪先生主編的11卷本《商代史》正式出版。這部700多萬字的斷代史，填補了中國上古史的空白，是一項非常重要的開創性工作。
這部書的第二卷，是韓江蘇、江林昌所著的《〈殷本紀〉訂補與商史人物徵》。兩位作者，開篇有一段很重要的話，引錄如下——
“從史料學角度看，我們今天研究商代史的材料已比較豐富，不僅有歷代 史學家補充積累起來的傳世文獻，更有20世紀考古發現的大量地下材料。 在這眾多材料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材料還是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這不僅是因為《殷本紀》產生於公元前100年前後，體現了其時間的早期性； 也不僅是因為《殷本紀》以世系為時間座標，以歷代殷王貴族大臣為敘述中 心，鉤稽商民族自先商時期至整個商代長達約一千年的歷史，體現了其系統 完整性；更為重要的是，司馬遷作《殷本紀》時，所用材料的原始性和敘述史事的公正性，從而使其具有相當程度的客觀可靠性。《殷本紀》的系統完 整性為我們構建商代史提供了框架基礎，而其客觀可靠性又使我們復原一個真實的商代史成為可能。 《殷本紀》與《五帝本紀》、《夏本紀》、《周本紀》一樣，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史料價值，與司馬遷著述《史記》時的主客觀方面因素有關。”這是頂級專業學者的精準評價了。
關於司馬遷的家學和師承。
司馬遷的始祖，是五帝之一顓頊氏屬下的大臣重黎氏，掌管天文地理。重黎氏歷經唐、虞、夏、商，世代為天官史官。至周朝，重黎氏之一支任司馬之職，賜姓司馬氏。周宣王時，司馬氏擔任史官，繼守先祖之業而因襲相傳。司馬遷之父司馬談為漢武帝麾下太史令。司馬談的老師，是漢武帝時著名天文學家唐都、當時著名的《易》學家楊何，以及道家學派的黃生。司馬談由此形成了自己對先秦學術的系統認識，著有《論六家要指》。
司馬遷後來的成就，與司馬談的史學家教密不可分。
司馬遷十歲左右通習古文。所謂“古文”，既是指識讀古文字，也是指誦讀以古文字書寫的先秦典籍。 向古文經學大師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向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董仲舒《公羊春秋》學說主張大一統思想，對司馬遷寫作《史記》有重大影響。
這樣的家學與師承，從小使司馬遷積累了豐富的歷史學素養與知識，為他日後編寫《史記》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關於《殷本紀》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司馬遷從小飽讀先秦典籍，熔鑄先秦古書文獻，確保了《殷本紀》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繼父之職，任太史令，這使他有更多的機會博覽皇家圖籍。經過西漢前期的努力，到司馬遷時，皇家圖書資料已很豐富。孝惠四年，朝廷下令去除挾書之律，壁藏者紛紛顯身。文帝之時，更開獻書之路、立博士之官。及景帝、武帝之時，已是百家騰躍；河間獻王、魯恭王好書求士之風，更是聞名於天下。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裡說：“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都聚集到了司馬遷那裡。他說：“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於是乎，“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這種獨特的條件，使司馬遷進一步廣讀天下群書，對先秦傳世古籍得以最全面把握。 正是在此基礎上，司馬遷在編寫《史記》時，能採集先秦傳世典籍，並將其融匯貫通，條理分類，從而將五帝以來2500年左右的上古文明史作了全面的反映。 司馬遷自己說到了他寫《史記》所依據的主要典籍——
1，“六經”典籍。
《太史公自序》說：史記“凡百三十篇，五十ニ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這是從總體上講，《史記》所依據的是《六經》和其他典籍。
《孔子世家贊》說：“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這是說，按照孔子的折中辦法處理典籍之間的異同。
《五帝本紀贊》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餘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這是說明了《五帝本紀》的文獻依據。
《夏本紀贊》說：“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雲。”——他認為，《夏小正》是可參考文獻。
《殷本紀贊》說：“餘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採於《書》、《詩》。”——是說商族祖先為契，這是可信的。
《三代世表序》說：“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他認為，不少古籍的五帝和三代的一些年譜不太可信，所以他的《史記》中沒有列入。
2，諸子百家書籍。
《管晏列傳贊》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
《孫子吳起列贊》說：“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者。”
《司馬穰苴列贊》說：“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太史公自序》說：“《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
《商君列傳贊》說：“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
《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趙人…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這是說到了他所依據的諸子百家書籍，並說世間常見之書他便不再介紹、引用。
3，歷史、地理等書。
《十二諸侯年表序》說：“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
《大宛列傳贊》說：“《禹本紀》言河出崑崙。……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
《十二諸侯年表序》說：“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採《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
《六國年表序》說：“太史公讀《秦記》。” 《儒林列傳序》說：“餘讀《功令》。”
這是他依據的一部分歷史地理典籍。
有關司馬遷著《史記》，博採先秦典籍的事實，《漢書》、《後漢書》均有大致相同的說明——
《漢書・司馬遷傳贊》說：“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採《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
《後漢書・班彪列傳》說：“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
歷史學家的職責在於“實錄”、“求信”。司馬遷作《史記》，自稱是 “實述”、“整齊”。《史記》之所以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傑作，根本原因就在於他以“實錄”精神，博採先秦“六經”“諸子”典籍。 《史記》一書，所明引先秦古書，達一百餘種，其中《六經》及記傳說解書二十餘種，諸子百家書五十餘種，歷史地理書二十餘種，文學藝術書近十種。
具體來說—— 司馬遷作《史記》時，取材主要是來自六藝經傳。《五帝本紀》幾乎完全採用了《尚書》之《堯典》、《舜典》，《大戴禮記》之《五帝德》、 《帝系姓》。《夏本紀》完全採用了《尚書》之《禹貢》、《皋陶謨》、《益稷）、《甘誓》諸篇，及《大戴禮記》之《夏小正》。《殷本紀》、《宋世家》全載 《尚書》之《湯誓》、《洪範》、《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及《詩經》之《商頌》。《周本紀》、《魯世家》則全面採用《詩經》之《大雅》、《小雅》、《周頌》、《魯頌》，以及《尚書》之《牧誓》、《金縢》全篇 ；《無逸》、《呂刑》、《費誓》、《多士》、《顧命》之部分內容或大意。
關於《殷本紀》敘事的真實性。
司馬遷為了編纂《史記》，不僅利用太史令職務之便利飽讀天下典籍，還遊歷天下，進行實地考察，以調查所得的活資料與傳世文獻相印證，從而增強了《史記》所敘史事的真實性。
他曾“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並多次隨從漢武帝巡行天下；還奉使出遊西南。
《史記》中有許多關於實地考察的具體記載——
《五帝本紀》說：“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周本紀》說：“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ト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 邑。所謂‘周公葬畢’，畢在鎬東南杜中。”
《孟嘗君列傳贊》說：“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魏世家贊》說：“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餘以為不然。”
《孔子世家費》說：“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袛回留之，不能去雲。”
《淮陰侯列傳贊》說：“吾如淮陰，淮陰人為餘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餘視其母冢，良然。”
司馬遷通過這些實地考察，與傳世文獻、口耳傳聞資料相“協調”“整齊”，最後著成《史記》。 所以，韓江蘇和江林昌說—— “因此，《史記》一書的歷史真實可靠性實非一般坐擁書城而成的史書所能比擬”。 
關於《夏本紀》，北大考古院副院長孫慶偉教授亦有極高評價。限於篇幅，不多贅述。可參看他寫的《鼏宅禹跡》一書。
當然，不能說《史記》沒有不足——其一是秦始皇“焚書”，使無數典籍灰飛煙滅，老司馬“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對非“雅言”的一些史料寧可捨棄也不選用，造成了於史實的偏差，比如對於商王世系關於王亥的記載。但這畢竟是白玉微瑕了。
一老沈一
《史記》中有《夏本紀》和《殷商本紀》。
《夏本紀》中，對大禹治水的記錄，用了較多筆墨。大禹治水的內容，司馬遷錄自《尚書》。
《尚書》是孔子修訂的儒家教科書。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尚書》被毀。漢文帝時，年過九旬的秦朝博士伏生，依靠記憶，背誦出《尚書》28篇，其中有堯舜禹湯、武王伐紂、周公興建洛陽城、周公平定叛亂等歷史故事。【《尚書》中，還有立法為民，司法獨立，疑罪從無，不罪無辜的法治思想】
《夏本紀》中，對於大禹治水以後的內容，記錄的非常簡略，大致內容是：
大禹死後，啟即位，啟賢德。三言兩語……
啟死後，太康即位，太康長有痔瘡，三言兩語……
太康之後，中康即位，中康愛玩王者榮耀，三言兩語……
中康死後，少康即位，少康比他爹賢能……三言兩語
最後是商湯伐夏桀。
《殷商本紀》的記載，與《夏本紀》類似，非常簡略。
因為夏商時代，史官的職責不是用筆記錄歷史。而是通過口耳相傳歷史。
到了周王朝，對歷史的記錄才十分詳盡。周厲王被放逐後，進入共和元年。歷史的記錄不但詳盡。還有確切的年月日。
楊朱學派
在夏代的奴隸制國家機構中，已設置了史官。《呂氏春秋·先識篇》記載：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
每朝每代都設有史官之職，曰太史令，其中又分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記錄不同的活動。如外交、內政、宮庭、祭祀等。自唐朝以逮當政干涉史官故已失去了真實性，歷史學家均用“隔代修史”及參考野史來對官方史進行修正，使其更具有真實性。野史即民間文人寫的有關歷史，大都以傳記形式，如清代野史“清史烈傳“以寫權貴個人而反映當時的史況。相較而言不受官方壓抑，更具有真實性。本人學術淺有誤之處，望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