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千年風霜·第105期·近代史 文案/沐小瞳 圖片/沐小瞳）
有的人說，祖國危難之際，中華民族從來不缺救國的英雄志士，正因為有了那些革命先驅，我們的民族才會強大復興、生生不息。現在我們眼中的救國志士大多是當年那些著名的革命家，而梁任公在民國成立之後所做的一切似乎已被遺忘。
梁任公，也就是梁啟超，是清朝末期的一位維新派，幾乎除了百日維新，我們很少知道他的其他事蹟，而就是這樣一個人，為近代中國的文化發展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作為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啟蒙思想家，梁啟超的文筆在國內首屈一指，他在哲學、文學、史學法學等領域均有建樹，是真正思想超前的民國大師。
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清政府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徹底爆發，光緒皇帝為了改革弊政，任用了一批維新派人士，而梁啟超便是其中的代表。梁啟超本來僅僅想在官場上實現抱負，可是他看到了國家積貧積弱，毅然決然走上了一條充滿坎坷曲折的救國救民的道路。1895年，梁啟超發動著名的“公車上書”，希望朝廷實行變法，由此拉開了維新運動的序幕。
我們都知道，維新變法觸動了滿清貴族的利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嚴重打擊維新派，梁啟超也因此流亡日本。在國外的幾年，他認清形勢，從“保皇”主張到“新民”思想，一直奔走呼號救亡中國。清朝滅亡之後，梁啟超回到國內，因為威望較高，所以受到許多人的熱烈歡迎。他不滿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但同時又對袁世凱寄於希望，就這樣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
袁世凱稱帝之後，梁啟超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和武力威脅，毅然決然地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怒斥袁的稱帝行為，各種討袁檄文均出自他手，由此可見他還是十分愛國的。1917年，梁啟超全力支持段祺瑞對德宣戰，受到了段祺瑞的重用，此時的梁啟超雄心勃勃，決心在政界大幹一場。同年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段祺瑞被迫辭職，梁啟超也結束了自己的從政生涯，開始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的社會活動了。
梁啟超在學術上的貢獻是十分巨大的，他認為應該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以現代西方的圖書館學理論施之於中國傳統目錄學的改造，積極倡導圖書館事業，後來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館長。梁啟超精通國學，呼籲保護中國傳統文化，他還對中國古代的文化與哲學作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完成了一批有學術價值和進步意義的論文和著作。五四運動時期，梁啟超成為了先進知識分子的精神偶像，那些民國大師如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都坦言自己的思想受到過樑啟超的影響。梁啟超所倡導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文界革命”都對新文化運動具有重大的影響，他在各種領域的思考與進取為近代學術發展奠定了基石……
梁啟超在學術上的貢獻巨多，稱其為學術界的泰斗絲毫不為過，他是近代中國文化界的一位開路先鋒，一位文化巨人。雄文橫掃舊世界，少年崛起則國強，我們要永遠銘記梁任公所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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