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譯《約翰·克利斯朵夫》有句很經典的開場白：“江聲浩蕩，自屋後上升”。與其異曲同工的是，詩人北島在1979年也寫過這麼一行詩，“我的時代在背後，突然敲響大鼓。”40年前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風雷激盪、波瀾壯闊，奏出的時代強音恰似屋後升起“江聲浩蕩”、亦如背後“敲響大鼓”，使整個國家與國民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振。
（1980年代初的個體戶）
固然，時代大潮中那種被推著的洶湧，改變了歷史的走向及每個人的命運。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每個國民創新創造的點滴涓流也匯成了澎湃汪洋。一些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小人物”，一路拓荒，以至“發時代之先聲”，成為整個社會思想破冰與發展破局的關鍵人物。
紅網時刻新聞推出的融媒新聞大片《你好，40年》第三集，通過講述主人公胡豔萍從年少時賣冰棍、賣水果到成為湖南餐飲業巨頭冰火樓的創建者的故事，不僅生動再現了個人創業與行業成長的歷史軌跡，更勾勒了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的宏大時代課題。其實，這個問題伴隨改革開放的整個歷史進程，而它的最初“引爆”卻與一些“小人物”緊密相連。
眾所周知，經過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個體經濟基本都走向了公私合營的道路，時至改革開放之初，個體與私營工商業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經濟體制中“一大二公”的特徵非常明顯。“文革”結束後，隨著“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大批迴城和等待安排就業，這種舊格局迎來了鬆動的歷史契機。1979年2月，國務院指示各級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閒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的個體勞動”，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首個允許個體經濟發展的報告。自此，第一批城市個體戶在大街小巷中誕生了，這是中國最早的民營經濟部落。
問題是，儘管公開地為個體經濟開了綠燈，但仍然作出了不準僱工等嚴格限制。1981年7月，國務院又發佈《關於城鎮非農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提出個體經營戶“可以請一至兩個幫手……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不過,形勢比人強。隨著個體經濟的擴大,個體工商戶請幫工、帶徒弟超過5人的現象很快現實地冒出來了，最終引發了80年代關於“僱工與剝削”的一場大討論。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曾明確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限，按馬克思的推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僱工8人以下，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資本家。據此，理論界提出了“七上八下”的標準，即：僱工到了8人就不是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基於“僱工8人是否剝削”的這場大討論，為民營經濟獲得合法“準生證”預備了思想的、理論的基礎。而觸發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有兩個不得不提及的“小人物”。
一個是廣東高要縣農民陳志雄。陳在1979年承包了8畝魚塘，由於效益可觀，次年跨越兩個大隊承包了141畝魚塘，還僱請固定工1人，臨時工400個工日。1981年，陳承包的魚塘規模繼續擴大，面積達497畝，僱請了固定工5人，臨時工1000個工日。另一個是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丁、自稱“傻子”的小商販年廣久，靠手藝經營了一家“傻子瓜子”的小店鋪，因為生意紅火，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不得不請了12個僱工幫忙。陳、年兩個“小人物”的舉動，在今天看來儘管再正常不過了，但在當時思想認識條件下，一下子觸及了人們敏感的神經，讓人很自然地想到馬克思的“剝削論”。為此，全中國的理論家在主流媒體上爭得面紅耳赤，也沒有取得一致共識。直到1983年1月，中央文件才有較為明確的說法：“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1984年10月，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顧委會全體會議上進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爭論”意見：“前些時候那個僱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的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我們的大局嗎？”
（1980年代初的個體戶）
兩個“小人物”就這樣風雲際會般地站到了歷史的舞臺上，打開了民營經濟從“另冊”進入“附冊”、進而合法化的閘門。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正式承認並允許私營經濟發展；同年中央5號文件《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徹底放開了私營企業的僱工人數限制。次年，“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被寫入憲法修正案，正式取得法律地位。此後，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也經歷了從“有益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的提升。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方針，這在其後歷次黨的代表大會上都得到了反覆重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又先後提出“三個平等”（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等重大理論觀點，使我國民營經濟發展邁入新的歷史階段。
（1980年代初的個體戶）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從“一大二公”到個體私營經濟再到民營經濟撐起“半邊天”，一些敢闖敢試的“小人物”掀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歷史現象，也反映出中國改革開放的獨特內在邏輯。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止是國家的“宏大敘事”，而是一開始就與每一個國民緊緊“捆”在一起，一開始就認清和堅持人民是改革的主體力量。“國”與“民”的互為依託、互動互促、共長共進，標註和推動著改革開放的歷史軌跡，由此鍛造出國家民族的光榮與夢想。無論是小崗村鮮紅的手印，還是陳志雄、年廣久等小人物的創新熱情，都深刻說明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正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中國社會實現了聚沙成塔式的不斷進步。
其次，沒有思想的解放，就沒有改革開放。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思想不解放，我們就不可能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和荊棘。從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到排除“姓社姓資”的干擾，改革開放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發展，改革開放中每一個新生事物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思想解放和理論突破。“小人物”之所以能夠改變歷史，說到底還是因為我們黨很好地堅持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
最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成例可循，
從來就沒有執一御萬的想法和設計。一群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推動改革的航船駛入一片未知的水域，並殺出一條血路。“摸著石頭過河”，摸的是規律，激發的是億萬群眾的創造激情，展開的是“河對岸”的美好圖景。
或許，這就是“小人物”何以能的關鍵密碼，也是紅網時刻新聞融媒新聞大片《你好，40年》透露出來的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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