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烈士紀念日，是指紀念本國英雄的法定紀念日。世界上許多國家有自己法定的烈士紀念日，每年這些國家都要在本國法定紀念日舉行隆重的公祭儀式，紀念本國英雄。
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決定將每年9月30日定為烈士紀念日，國家在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紀念儀式，緬懷英雄烈士。
1930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指示，紅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率領所轄紅五軍、紅八軍，在橫掃鄂東南6縣，佔領嶽州之後，旋即南進於7月5日重返平江。
一路惡戰下來，儘管取得了重大勝利，但紅軍傷亡也很大，剛組建的紅軍醫院已經無力承擔這大量傷病員的醫治任務。首先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醫療藥品、器械奇缺，處境極其艱險。缺醫少藥、條件簡陋，無時不在困擾著剛從前線調任紅八軍附屬醫院政委的黃應龍（王紹之）和醫院領導以及每一個醫務人員。
在困難面前，醫院也不是孤立的。軍首長何長工、袁國平等對附屬醫院的醫療條件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也得到了廣大紅軍傷病員和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攻佔平江縣城後，何長工、袁國平親臨醫院看望傷病員和醫務人員後，囑咐黃應龍和醫務人員要克服困難，想盡千方百計搶救重傷員，治好輕傷員。
黃應龍雖然不懂醫術，但他是醫院的政委，義不容辭地擔當起救治傷病員的重任。他積極帶領醫護人員，克服困難，在缺醫少藥，醫療環境極端艱苦的情況下，對傷病員進行了全力搶救和治療。每天他都要親自到病房查看1至2次，經常陪著醫生為重傷員做手術。
舊中國農村缺醫少藥，就醫問診，治病療傷都是中醫，只有大中城市才有為數不多的西醫醫院。剛建立起來的紅軍醫院，由於敵人的封鎖，當時醫院條件極差，設備簡陋。經常是祠堂大廳當病房，門板當病床，中草藥是紅軍醫院的主要救護藥品。做手術必不可少的麻醉、止血、消炎藥品和醫療器械更是奇缺，就是沙布、棉球也是用了再洗，洗後消毒再用。
即使如此，醫院也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對傷病員進行了全力救治。黃應龍親眼目睹一個個受傷的紅軍戰士，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咬緊牙關、忍著劇痛讓醫生做手術，豆大的汗珠從他們的臉上、身上直往下淌，與血水混合浸透衣衫。不少戰士因缺少藥品和醫療器械而犧牲在簡陋的手術檯上……以他們的生命之軀為醫院分憂解愁。黃應龍看在眼裡，痛在心上。
為了解決藥品和醫療器械奇缺的困難，軍衛生部和醫院曾多次派人到南昌、長沙、漢口採購。通過地下黨組織從國統區只能購買極少的西藥，不是過不了封鎖線，就是藥品無法運回，有好幾位同志還為此付出了生命，只有極少藥品安全運回。有時在戰鬥中，從敵人那裡偶爾可以繳獲一些藥品，但這些藥品相對於根據地的需求來說只是杯水車薪。
危急之時，從小生長在山區、家裡開過中藥鋪的黃應龍想到了中草藥。他請來當地的郎中和藥農教醫護人員識別野生草藥，組織紅軍戰士和老百姓上山採藥。在郎中和藥農的指導下，把鮮藥炮製成成品用於臨床，治療外科、內科疾病。除此之外，醫務人員還就地取材，自制醫療器械和消毒用品。用竹子做鑷子、藥刮、藥筒；用木片製作小夾板、護具；用木棍製作柺杖、擔架；用鐵鍋、銅盆煮沸消毒；用食鹽水代替生理鹽水，用燒酒代替酒精，用鹽水、石灰水為傷口消毒，暫救燃眉之急。
黃應龍為醫院缺少藥品和醫療器械而吃不安、睡不寧，連夜晚做夢也想到藥品問題。
1930年7月中旬，黃應龍毅然決定向軍首長和軍衛生部請示赴漢口買藥，得到何長工的批准。軍部電告鄂東南特委和留守鄂東南根據地的紅八軍第四縱隊，由他們派人在陽新江邊接應。黃應龍帶著兩名紅軍戰士化妝成商人和隨從即刻起程，從平江出發到粵漢鐵路的一個小站，搭火車來到鄂中重鎮漢口。
黃應龍一行按照軍部提供的暗號，與地下黨的交通員接上關係後，聽說黃埔軍校四期同學、國軍某師師長（亦說是團長）在漢口駐防，便與地下黨的同志商量，決定以商人的身份去拜訪一下，以防不測。原來這位國民黨軍官出身貧寒，同情革命。黃埔軍校學習時與黃應龍同在一個寢室，北伐時又同在一個部隊，二人感情深厚。1926年9月，在北伐軍攻佔南昌的戰鬥中，這位同學身負重傷，是黃應龍冒著槍林彈雨，將他背出戰場，派人送到醫院搶救，挽回了他的生命。大革命失敗後，黃應龍從北伐軍回到家鄉，恢復建立黨的組織，開展武裝革命鬥爭，二人再沒有見過面。
黃應龍突然來訪，令這位國民黨軍官驚喜不已，隨口說出了北宋晏幾道《鷓鴣天》詞中的名句：“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表達同學之間久別難忘及重逢之後的悲喜交集之情。二人多年未見，相見時都特別興奮，同學硬要挽留他多住一些時日。因重任在肩，黃應龍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婉拒了同學的盛情和留意，簡單交流之後，他就匆忙告辭離開了軍營。
在地下黨組織的協助下，大約在漢口活動了三天，所需急用藥品和醫療器械基本備齊，整整裝了20大箱。他們悄悄將藥品運到漢江邊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小碼頭，僱了一隻木船，從水上將藥品和醫療器械運走。
當木船駛向長江入口處時，迎面開來一艘小火輪，迫使木船停航。五、六個荷槍實彈的軍警，一齊跳上木船。狐臉警長厲聲吼道：“都跟老子站起來！船上裝的是什麼？”
黃應龍泰然自若地回答：“藥品。”
軍警們聽說是藥品，格外緊張，如臨大敵。狐臉警長驚惶失措地問道：“藥品？你們要把藥品運到哪裡去？”
“運回小池。”
“你是什麼人？”
“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的學生，原北伐軍營長王紹之。”
“你是哪裡人？”
“湖北黃梅人。”
狐臉警長見眼前的這位年輕人毫無懼色，對答如流，又問：“你父親是幹什麼的？叫什麼名字？”
“父親是黃梅縣東鄉六鎮鏟共團團總王煥庭。”
“哦，你有證件沒有？”
“有！我有路票。”黃應龍從身上摸出蓋有“黃梅縣東鄉六鎮團防”方印的路票，給搜查警官過目。這張路票還是年初離開黃梅時，怕路上有麻煩，暗地從他父親哪裡蓋了幾張空白，終於派上了用場。
狐臉警長沒有看出路票的破綻，繼續問道：“這西藥運去做什麼？”
黃應龍答道：“小可雖然住過軍校，但不善於帶兵打仗。決定棄武經商，在敝邑九江對岸的小池口開了一家‘仁愛藥房’。”
經過盤查，那位狐臉警長覺得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案子，不敢擅自作主，害怕稍有不慎會吃不了兜著走，只好將黃應龍一行和藥品一同押送到警察局。老奸巨滑的漢口警察局長將黃應龍囚禁在一間整潔的房子裡，賓客相待。暗中打電話到黃梅縣警察局，查詢黃梅是否有王煥庭和在小池開藥店的兒子王紹之？
黃梅縣警察局電告了王紹之的真實身份，漢口警察局長大喜過望，萬萬沒想到竟然抓了一個共匪的大官，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馬上變臉，兇相畢露，親自對黃應龍和他的戰友進行了突擊審訊。黃應龍和兩位戰友寧死不屈，橫眉冷對，拒不招供。警察局長惱羞成怒，命令打手們動用酷刑，把黃應龍和他的戰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依然一無所獲。經過幾次刑訊，敵人沒有撈到一點油水，只有將他們暫押監牢。
在另一條船上暗中保護黃應龍一行的漢口地下黨的同志，見他們被帶走，藥品被扣押，心急如焚。漢口地下黨組織決定決定不惜一切代價進行營救，動用多種關係保釋，都沒有成功，只好決定找黃應龍黃埔軍校的同學出面營救。那位同學瞭解情況後，一口應承由他出面保釋，並立即帶著警衛和軍車到漢口警察局要人。在與警察局長交涉時說王紹之確實幹過共產黨的一般事務，經他多次勸說，已經脫離了共產黨，準備在小池開藥店。如有後患，一切由他承擔。迫於軍隊長官的壓力，警察局長無奈放人，歸還了藥品。
雖然有驚無險，沒想到壞事卻變成了好事。那位同學將黃應龍一行和藥品帶到軍營，請人為他們治傷。黃應龍見已脫險，心中惦念前線的紅軍傷病員，謊稱出來已有時日，難免家人擔心。在此久留恐給同學帶來麻煩，忍著傷痛堅持要回去。同學見他執意要走也不好再挽留，吩咐手下聯繫船隻，備好通行證，派兵用軍車將黃應龍一行和藥品送到船上，安全地送出漢口。
順流而下，一天就到了陽新韋源口。第二天大早，他們在船上樹起聯絡標誌，兩名紅軍戰士化裝成漁民，順著南岸沿途尋找聯絡人。在一個小渡口與鄂東南特委派來的交通員接上了關係，紅八軍第四縱隊已安排一個排的戰士在此等候多日。他們在籮筐上面用皂凡、香木粉作掩護，晝停夜行，闖過了一道又一道封鎖線，終於在7月下旬將這批藥品安全送到平江、瀏陽邊界的紅八軍附屬醫院的住地。
何長工、袁國平等軍首長和醫院的醫護人員，見黃應龍化險為夷，平安歸來，帶回了一批急需藥品和醫療器械，萬分高興。當時紅八軍正積極準備進擊長沙，何長工緊緊握著黃應龍的手，無比感激地說：“應龍同志辛苦了！你帶回來的豈止是藥品，而是我們英雄戰士的生命吶！……”
原紅八軍軍長何長工
7月２７日，紅三軍團紅五軍、紅八軍攻克瀏陽河東岸，渡過瀏陽河，突破敵軍的防線，迅速迫近長沙。戰至黃昏，分由雨花亭、五里牌突入城區，於午夜完全佔領長沙。這批藥品及時挽救了一批在攻打長沙戰鬥中英勇負傷的紅軍戰士的生命。
（此文根據1983年11月20日桂遇秋採訪何長工、原紅八軍部分老戰士記錄和紅八軍相關資料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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