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信 : 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 全國此類事多，應當統籌解決。！毛澤東 1973年4月25日
李慶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縣某中學校長，1957年被劃為右派，受到降職降薪處分，被分配到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學任教。
1972年冒險寫信給毛澤東“告御狀”。成為中央高層調整知識青年政策，補助生活困難，改善供應，對強姦、凌辱女知青犯罪嚴懲等改變知識青年生存狀態和命運的一個契機。
李慶霖在粉粹四人幫後淡出; 1977年11月1日，李慶霖被正式宣佈逮捕，1979年被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8年減為10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獄。2004年2月逝世。
(晚年的李慶霖)
出獄後的李慶霖說：“自失去自由，直至獲釋出獄生還家門，歷時17個春秋，如此漫長的坐井觀天歲月，我回憶起來真是不堪回首！”
李慶霖給毛澤東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署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1968年初中畢業，1969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11個月裡，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37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8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的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後，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年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裡，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溼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溼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期，更是能吃飯的。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未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 ; 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請醫生看病的錢都沒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
從1969年起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的生活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裡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度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 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因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今年冬，我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畢業了，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鑑，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裡已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練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 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些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臺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裡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這該不至於是無理取鬧的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到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致傾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李慶霖敬上！！1972年12月20日
毛主席回信 : 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 全國此類事多，應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 1973年4月25日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邊，讀了由王海容轉交過來的一封人民來信，讀到悲涼處，毛主席的雙眼慢慢紅起來，淚水潸然而下。之後，毛主席當即給寫信人覆信：“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主席讓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中取出300元寄給李慶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以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以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由此可見，毛主席當時對李慶霖敢於坦誠直言是很讚賞的。
當時看到報紙、廣播和文件傳達有如下感覺 : 一是驚訝毛主席給了李慶霖那麼多稿費 ; 二是感到李慶霖敢說真話，信中把農村說的如此苦和落後以至讓毛主席竟然寫出“聊補無米之炊”這與當時“鶯歌燕舞"形勢是不合拍的; 三是理解"全國此類事甚多”是指走後門。
果真以後出現了三種效應 :一是知青生活和生存現狀得到了改善，村裡成立了知青點集中管理，配備了帶隊老師，縣裡成立了知青辦 ; 二是扼制了走後門 ; 三是嚴懲了一批強姦猥褻女知青犯罪。
後來得知成立“知青辦"是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中央高層領導人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王洪文以及國家計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的領導參加。會議從晚上9時開到翌日凌晨1時15分。會上，周總理在宣讀李慶霖的來信和毛主席的覆信時，充滿激情地說：“一定要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
國務院很快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由周恩來親自掛帥，並吸收李慶霖為領導小組成員，在各省、市、縣也成立了相應的辦事機構。
國務院同時做出指示，放寬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規定，做出改善知青生活的具體措施，並且成立調查小組，調查全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實際情況。
走後門現像得到了扼制。
如當時報紙報道的南京大學哲學系72屆工農兵學員鍾志民主動退學回到插隊的農村。
嚴懲了一批強姦猥褻女知青犯罪。
中央開始調查之後，全國各地有關迫害知青的案件相繼揭露出來。其中最惡性的案件是黑龍江建設兵團16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兩人合夥姦汙和猥褻數十名女知青。對此國務院、中央軍委文件發出1973年104號文件《關於黃硯田、李耀東姦汙迫害女知青的通報》，該通報寫道：黃硯田，黑龍江建設兵團16團團長，49歲，江蘇泗洪縣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黨;李耀東，16團參謀長，48歲，河北遷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黨。兩人姦汙、偎褻女知青達數十人，有的被黃姦汙後，又被李姦汙。判處兩人死刑，立即執行。
李慶霖寫信的緣由是這樣的: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佈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隨後，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新高潮。
同全國的步伐一致，1969年福建省莆田縣為了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對本地初、高中畢業生進行認真排隊，逐個摸底，挨家挨戶動員，思想不通的就先遷戶口、辦手續，甚至動用行政手段強制下鄉。
小學教師李慶霖的兒子李良模也在這種情況下離開父母，到離縣城幾十裡外的貧窮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按當時的政策規定，知識青年下鄉後第一年的口糧和生活費由政府發給，口糧每月18公斤，生活費每月八元。然而好景不長，口糧和生活費僅發了11個月就停了。
知青們一年到頭在山區勞動，不僅沒有一分錢的分紅收入，而且連口糧也成問題，生活費用年年由家裡負擔，每年還要貼補幾個月的高價糧，日子才能混過去。加上城鄉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別，城裡來的知青在農村生活不大習慣，勢必帶來許多具體困難。作為知青家長的李慶霖，對自己孩子面臨的困難，難以解決，其心情可想而知。幾年過去了，李良模的處境一直沒有改變，且越來越嚴重。
出於無奈，李慶霖走上了漫長而曲折的上訪之路。李慶霖先到兒子下鄉的荻蘆公社，向公社黨委反映情況，但問題未得到解決。他又去莆田縣革命委員會找知青的主管單位“四個面向辦公室”反映，仍然毫無結果。最後，他抱著一絲希望來到莆田地區民事組，將自己兒子的困難以及自己向縣、公社反映問題的過程一併作了彙報，地區民事組答應同有關部門聯繫。李慶霖滿懷希望在家等待，可結果還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幾次上訪未果，李慶霖決定斗膽上書“告御狀”，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
1972年12月20日，趁學校放假，李慶霖躲在家裡，關起門來，顯得十分神秘。他怕連累無辜，也怕走漏風聲。由於事先有充分的準備，李慶霖花了兩個多小時，一口氣寫下了兩千多字。信寫好後，他又反覆推敲，刪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內容，多說自己孩子下鄉的實際情況，捎帶一下幹部走後門把子女調回城的“陰暗面”，發洩一點自己心中的不平，並用稿紙抄正，毅然將信發出。
毛主席給李慶霖回信的消息傳來，莆田縣委書記非常震驚，在激動地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同時也承受著極大壓力。
儘管縣委中有人認為李慶霖告狀是給縣委領導臉上抹黑，甚至在傳達文件時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與會者：“同志們，要警惕啊！階級敵人把我們偉大的祖國說得一無是處啊！”但對毛主席的指示卻不能不執行，畢竟這是關係到“階級覺悟”的大是大非問題。因此，莆田縣委一面毫不含糊，立即組織縣委常委進行學習；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組對李慶霖信中反映的情況進行反調查，並對李良模施加壓力。然而不久，來自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省、地各級領導的不斷督促，又使得莆田縣委放棄反調查，並於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初步檢討》，承認縣委“在這項工作中還存在不少的缺點錯誤，從初步檢查的情況看，比李慶霖所反映的問題還要多，還要嚴重”。
反走後門，觸動了一些人的利益 ; 這不情願的檢討也就又為日後李慶霖埋下了禍根。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1977年11月1日，李慶霖被正式宣佈逮捕，又隔了1年多，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才對他進行宣判，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
毛澤東給李慶霖的回信，一下子使李慶霖身價百倍，很快入了黨，成為國務院知青辦成員，四屆全國人大常委。讓他一舉成名之事，同時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無論如何，千萬知青會記住他！
[王金昌]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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