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毅（音译），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刘新生（音译），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于原载于《当代中国》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球影响力的扩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国内就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威胁”的激烈辩论。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威胁论”已成为中美关系讨论的一个关键话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许多理论维度的研究，然而很少有学者以美国传统纸媒的视角对“中国威胁论”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作者认为，媒体在塑造美国舆论和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是“中国威胁论”传播和普及的重要渠道，因此作者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检验1992年至2006年这15年间美国纸媒对“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以此来填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纸媒报道方面研究的空白。
本文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方法分析美国五家主要报纸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报道频率和内容。这五家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先驱报》。这些传统纸媒在美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而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学界以及政治界对于时下“中国威胁论”的讨论重点。
作者通过英文关键词“China threat”、“China’s threat”和 “threat from/of China” 在数据库当中进行搜索，最终得到376篇有效的报道。在确定了这376篇文章之后，进一步对文章进行编码。每篇文章都被编码成三个主题类别，分别是：军事/战略威胁、经济/贸易威胁和政治/意识形态威胁。下列图中是作者对文章编码后呈现的结果，显示了从1992年到2006年期间，所有五家报纸每年发表的“中国威胁论”文章的总数、在三个主题类别上的年度变化，以及主题占比情况。
图1（Figure 1）显示了这个1992年到2006年的报道趋势。首先，“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在1992年进入美国媒体的聚光灯下，并迅速成为媒体们的讨论话题。作者以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证实了“中国威胁论”在1992年首次出现的看法。因为在1977年至1991年的整整15年时间里，只从美国五大报纸中检索了11篇文章。而相比之下，在1992年至2006年这15年间，同样的五家报纸平均每年发表了25篇“中国威胁论”相关的报道。其次，媒体对“中国威胁论”的报道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剧烈波动。最低点出现在1993年（9条）和2004年（9条）；最高点出现在1996年（58条）和2000年（69条）。从最低强度年份（1993年）到最高强度年份（2000年），“中国威胁论”报道总量增加了600%以上。第三，如图1（Figure 1）所示，“中国威胁论”的报道有三个明显的周期。这三个周期包括以下时间段：1993年1997年（第一个周期）、1998年到2001年（第二个周期）和2002年2006年（第三个周期）。每个周期大约持续4到5年。
从主题构成上看，下图2（Figure 2）显示了五家主要报纸（1992年-2006年）的中国威胁报道的主题构成。69.15%（260份）强调中国的军事/战略威胁，15.69%（59份）认为中国是经济/贸易威胁，15.16%（57份）认为中国是政治/意识形态威胁。通过对比显示，这五家媒体对中国军事/战略威胁的关注与其他两个主题维度相比明显吸引了媒体更多的关注。
为了了解在不同的年份中三个主题的报道数量变化情况，作者通过图3（Figure 3）做了进一步统计。并在图4中（Figure 4）展示了三个主题维度在年度上具体的报道比例变化。
通过对比上述4图，作者得出几个发现。首先，虽然军事/战略威胁的论调在图2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但图3中的年度细分显示军事/战略层面并不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相反，军事/战略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其次，在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中国威胁”报道占比最大，占了1992年、1993年和1994年的年度报道总数的71%、78%和79%。然而，从1995年开始，随着中国的军事/战略威胁报道数量的增加，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报道有所下降，并且这种下降持续到了1997年。虽其在1998年有过短暂反弹但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报道几乎从美国新闻媒体的聚光灯中消失，成为所有“中国威胁论”报道中最不重要的主题维度，并且这种报道趋势一直持续到了2006年。同时，与军事/战略和政治/意识形态相比，媒体对中国经济/贸易威胁的描述要多得。从1992年到2006年，五大报纸除了1998年以外，每年都有关于中国经济威胁的报道。此外，媒体对中国经济威胁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加。在1992年至2006年的第一个五年期间，经济威胁事件平均占“中国威胁论”总数的7.76%。在随后的10年里，这一比例增加到了10.36%和34.38%。从2002年开始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几乎消失，经济/贸易的威胁成为了剩下的两个媒体报道主题之一。
作者试图从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对这些数据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理论的诠释。首先要回答得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初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激增？ 政治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主要以经济和军事的标准来衡量竞争对手对自己产生的威胁。这些预期的威胁会随着竞争对手的经济或军事力量增长而变化。如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国防支出出现了大幅上升，美国国内便开始集中热议“中国威胁论”。同时，随着中美实力差距逐年地缩小，“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媒体报道中一直保持着重要的地位。
但政治现实主义的这种以“能力驱动威胁感知”的标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15年期间“中国威胁论”出现的波动和周期性。作者认为有几个关键的因素可以对这些波动和报道的起落进行补充解释。首先，主要事件出现对媒体报道有重大影响。媒体对某一特定问题的兴趣是由重大事件引起的。例如，1996年和2000年发表的“中国威胁论”报道的第二峰值表明这两年的故事都是由台湾有关的事件引发的，分别是1996年的中国导弹试射引发的台海冲突和2000年陈水扁台湾大选获胜等。其次，受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由于媒体新闻报道的广度和空间有限，新闻机构倾向于追求能够吸引社会广泛注意力的热点新闻，一旦发生紧急的突发事件，新闻媒体就会迅速把注意力转移到新的议题上。例如，2000年，中国威胁论的报道势头强劲，但2001年又有所下降，这是因为911恐怖袭击将美国媒体的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了恐怖主义上。而2002-2004期间由于发生了伊拉克战争，因此与“中国威胁论”相关的报道数量也出现了大幅下降。
由此，作者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首先，这项研究证实了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威胁感知从根本上是由客观的威胁指标触发的。在本研究中，作者确定了威胁感知的三个主要来源：“中国日渐增强的军事实力”，“中国日渐增强的经济能力和影响力”以及“中美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三个来源在不同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媒体笔下“中国威胁论”的形成和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中美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歧继续存在，只要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继续缩小，“中国威胁论”就不会消弭。
此外，在这三大威胁中，中美两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在过去20年没有太大变化。然而，美国新闻媒体显然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威胁的兴趣越来越小，关于中国威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担忧已经逐渐淡出了美国媒体的视线。相比之下，过去20年，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和经济/贸易能力的快速变化更加敏感。
中国威胁报道的总体水平是事件驱动的，主要受媒体处理信息能力的限制。中国关注的焦点事件（如台湾选举）往往会加强媒体报道的上升趋势，而中国领域之外的突发事件（如9/11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可能会转移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注意力。新闻媒体有限的报道空间和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是另一个可能导致媒体报道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最后，一旦对威胁的感知形成，就会长期存在。正如政治心理学和决策研究表明，一旦对另一个行动者产生负面看法，往往只会进一步吸收信息来强化这种负面看法。即使威胁他的人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通常也会遭到怀疑，这也会让中美之间真正的合作更具挑战性。随着中国的持续增长、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西方媒体似乎找到了更多“中国威胁论”的报道切入口。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威胁论可能仍将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Yi Edward Yang, & Xinsheng Liu. (2012). The ‘china threat’ through the lens of us print media: 1992–200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1(76), 695-711.
本文转自：清华全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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