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泸州发现无名尸
根据获取的初步情况，市局召开了局长、分局长、刑警大队大队长会议，结合泸州的治安形势，部署了两项工作：其一，在泸州全市范围内，结合“3。27”案，开展“打黑”工作，并进行了详细部署。其二，专题研究了“3。27”案件的侦察工作，主要是：
一、确定尸源。这项工作以纳溪区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铺开。市局冲洗了大量尸体照片，对照人口管理信息中心的存档照片进行查找，此项工作以各派出所所长为第一责任人。
二、通过特情内线寻找尸源，同时向周围地区发布寻尸启示。
三、查出租车。以纳溪区为重点，对全市所有的出租车进行检查，做到车车见面，人人见面。
四、进一步开展现场勘查，进行鉴定，同时开展现场搜索，看能否发现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其他痕迹证据。
五、利用警犬进行追踪，看能否发现犯罪分子的行踪。
因与泸州比邻的宜宾市发生了重大枪案——泸州、宜宾两市相距仅 130公里，两市警方保持着交流信息的传统。泸州市局将现场枪弹送省厅进行鉴定，希望并案，但鉴定结果表明，泸州枪案与宜宾枪案使用的不是同一支手枪。
组织对尸体及尸体照片进行辨认的工作量很大。一定比例的群众称：此人看着熟悉，但记不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泸州一个开发廊的业主称：“在发廊见过这个人，但不了解这人的详细情况。”
纳溪一位老太太看过照片后，认定死者是她的儿子。老太太说得十分贴切，并大动感情。袁建宏请她过来看过尸体——因这条线索是交警提供的，交警陪同老人一起前来。老人说，他儿子身上有胎记。检验过尸体相关部位，未发现胎记。这条线索被否定。
这期间，宜宾刑警支队郑易支队长与泸州刑警支队王定全支队长通过电话，郑易由由省厅刑侦局获得泸州发生枪案的消息，询问案件情况。因泸州方面倾向于尸源为泸州本地人，又因子弹没有对上，当时认为，此案与宜宾案件没有联系。
3月28日，通过对出租车的排查，警方发现，在案发时间内，有两辆出租车驶入过案发区域。其中一辆停车地点距离现场两公里左右；另一辆，在距现场一公里的地方停车调头。
泸州江阳区与纳溪区之间的公路收费站反映：27日晚11点左右，有一辆出租车自江阳区开往纳溪区。路过收费站时，收费站值班人员提醒说，那边正在修路，不能走。司机在收费站前调头，从另一条岔路开过去。值班人员印象车内坐着三四个人，其中一人，看着眼熟，可能是开过赌场的陆桐。
这条线索警方非常重视。
袁建宏立即派人深入摸查，通过内线人员，了解陆桐情况。
3月29日，警方把陆桐找到，在安富街派出所见面。纳溪区刑警大队长刑志奇直接跟他谈话，先后做了30多小时的工作。但陆桐迫于压力，没讲实情，只说晚上到泸州做事回来，没发生其他事情。
同一天，出租车排查工作又有新突破，警方把当事的出租车司机找到，他反映，27日晚上11点，他从泸州市江阳区拉了三个人，的确在收费站前调过头。他拉他们到纳溪区的一个小院附近，三人下车，说去借摩托车。后来，另有客人上车，他离开。
另一位出租车司机反映，28日凌晨一点多钟，在纳溪通往泸州的公路上，有两人拦车回泸州。上车之后，二人问：“去宜宾多少钱？”司机说：“我的车没办治安证，不能去宜宾。”他把这两位客人推荐给另一位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要 400元，二人嫌车价贵，在泸州街心花园下车，去向不明。
袁建宏安排对纳溪区宾馆旅店进行排查，未发现线索。
29日晚上，梁晓军副局长在纳溪区公安分局会议室召开案情分析会。会议的主要精神仍然是寻找尸源。他提出，寻找的方向，在立足本地寻找的同时，一步步向外围扩散。重点地区，第一层次是内江、资阳、宜宾、自贡；第二层次包括重庆、成都和贵州的赤水一带；第三层次，考虑沿海城市，包括广东、浙江等地的可能性。
会上决定由孙仲文副支队长带领第一队，负责自贡、宜宾、内江、资阳一线的工作；牛勇副支队长带领第二队，负责重庆方面的工作；叶浩副支队长带领第三队，负责成都方面的工作……考虑到死者很可能是涉黑人员，市局强调了依靠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加强排查力度。同时，利用当地的报纸、电台刊登寻人启示，寻找案件相关线索。
30日凌晨，袁建宏接到一个鼓舞人心的电话，他的一位内线朋友称，他有枪案的重大线索，他找到了目击证人。
这种突破性的线索既令人振奋，又使人怀疑。袁建宏问得很细，并邀请对方马上过来，到他的办公室祥谈。
天亮时分，这位朋友开车过来，袁建宏带两名侦察员接待了他。
对方说：“我的一个朋友，目睹了枪杀案件的全过程。我给他讲好，他可以把知道的情况提供给警方。不过，这个目击人的婆娘正在闹病，他希望能够为他保密。他还希望，对他的处理上能够从轻。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给他做了工作，对他讲，这样的事情，不跟公安局讲清楚，不得了。他反复想过，才决定这样做的……”
袁建宏表了态，说：“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案子跟他没有干系，我们可以考虑他的要求。”
当天上午袁建宏副局长把这个重要客人请过来——他就是陆桐。
经过几个回合的试探，陆桐把他看到的情况如实向警方做了交代。他说：“凶手之一是我的狱友，名叫纪晓华；另一个叫作‘四娃’，姓什么我不知道。死者我不认识，在泸州第一次见面……”
案情有了重大突破
3月27日下午，陆桐正在一家茶馆里打牌，他接到狱友纪晓华的电话。纪晓华说：“我要到泸州来，你到车站接接我。”陆桐过去，纪晓华一行三人，坐“伊维可”班车过来。陆桐和他们在泸州长江大桥桥头上见了面，然后带他们到附近的物业宾馆，纪晓华用一个军人士兵证登记，开了房间。
纪晓华告诉陆桐：“我带两个弟兄过来，是要收收赌帐。”
晚上九点，四人在外边吃饭——泸州警方下的力量非常大，根据死者的胃容物，沿公路把临街的小餐馆都查遍了，其中就包括他们吃饭的这家小馆。用饭之后，纪晓华和那个穿西装的娃回宾馆，陆桐带四娃到王氏商城保龄球馆打了阵保龄球，11点返回，与他们汇合。
纪晓华把陆桐叫到一边，说：“我们要去纳溪区办件事，什么事你不要管。那地方我不熟，你给我帮忙带带路。”
四人出来，从物业广场打出租车到纳溪汽车站。三人下车等候，陆桐按照纪晓华的吩咐，独自坐出租车又走一程，到一个朋友家借摩托车。他的朋友已经睡下，不大高兴地把钥匙拿给了他。
陆桐骑一辆二轮摩托车返回来。
纪晓华招呼，四人挤在同一辆摩托车上。陆桐当摩托手，后边他们三人紧紧地贴在一起。“往回开。”当时大约12点刚过，天很黑。开出有两公里，来到一个三叉路口，纪晓华说：“就在这儿停下。”
陆桐停了车，他们三人下去，沿着小公路，朝工厂的方向走。走了不到50米，陆桐就听见了枪声。第一声枪响后，一个娃子叫：“你们要干啥子？”静了一下，又响了两枪。然后，黑暗中走过来两个人，是纪晓华和那个叫四娃的。纪晓华说：“走吧。”陆桐把摩托车调过头。朝回开时，车上就只有三个人了。
仍是陆桐开车，纪晓华坐在前边，那个四娃坐后边。纪晓华问：“整住没有？”四娃说：“三枪都打在脑壳上。”
摩托车走到电力公司附近，纪晓华叫陆桐停车，对他说：“这不关你的事，你对谁都不要讲。”然后把手机拿给他，又说：“你回去的路上，帮我把它处理掉，最好扔到河里。”
他们两个打出租车回泸州，陆桐回家。摩托车开到安富桥时，他把手机扔到桥下。
袁副局长问：“你停下摩托车，到他们走过去开枪、返回，一共多少时间？”
陆桐说：“很快，他们就把案子做了，然后上车就叫我走。”
袁副局长问：“你当时怎么想？”
陆桐说：“他们杀人之后，我很害怕。这两天纳溪的人都在讲这件事。我看你们查得这么紧，怕被你们查出来，我的压力很大。后来，就把这件事对我的朋友讲了。我朋友劝我，说，这样的事，不跟公安局讲，要出大事情。我想了一夜，觉得他说得对，所以我找到他，让他替我跟你们联系……”
3月30日早晨六点，梁局长刚刚睡着觉，就被电话铃声叫醒——他这几天几乎彻夜未眠，因为，在 3月27日同一天，泸州还发生了另一起汽车爆炸案，也惊动了省厅。他在爆炸案专案组研究案情到凌晨，刚刚休息，袁建宏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无论如何案子有突破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袁建宏把军枪杀人案取得进展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梁局长立刻打通省厅侦察局孙建民局长的电话，随后又直接向省公安厅主管刑侦工作的吴副厅长做了汇报。省厅对这起案件很关注，要求他们把此案当作全省的精品案件来办，并传达了公安部部署打黑专项斗争的精神，要求泸州以此案为先导，摸索出经验式的成果来。
这对泸州警方，对纳溪警方，都是个极大的鼓舞。
泸州市公安局杨局长亲自来到纳溪区公安分局，早晨八点，便在纳溪区公安分局大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此时，袁建宏已妥善安排好举报人，考虑到他的安全，把他秘密转移到泸天化一个内部招待所，委派得力刑警，继续深挖有关细节。
杨局长来到后，先宣布了案子的保密纪律，严格规定，有关案情除办案人员外，对任何人都不准透漏——这是涉黑案件侦察工作的首要条件，没有保密纪律，案件的侦察工作将无法开展。会上，大家再次分析举报人提供的材料，认为其“真实，可靠”。杨局长决定，第一，以纪晓华为重点，立即全面开展调查及追捕工作；第二，立即着手调查所谓“四娃”的真实姓名。
因纪晓华是宜宾人，四娃和被害人也是与纪晓华一起从宜宾方向过来的，泸州警方当即与宜宾方面取得联系。因考虑到军用枪支案件在泸州市是首例，又怀疑案件与泸州黑社会方面有复杂的背景关系，出于保密需要，没有通报详细案情。
同时，泸州警方发现纪晓华与成都方面联系密切，有迹象表明，纪晓华在泸州作案之后，很可能已经逃往成都。
当天下午，杨局长把孙仲文副支队长从自贡调回，并从市局和各分局抽调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精干力量，到纳溪区公安分局集中。杨局长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临战动员会。
会上杨局长提出：第一，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纪晓华有可能逃往成都；第二，纪晓华的老家在宜宾，这次持枪杀人案与宜宾方面有直接联系。根据这两个情况，确定成立两个工作组，一路到成都，一路到宜宾。成都组由孙仲文副支队长和叶浩副支队长带队，任务一是向省厅汇报案子进展情况；二是与成都市局联系，请求支援配合，将纪晓华抓捕归案。第二组，由于案子牵扯到宜宾方面，工作背景十分复杂，牵扯到各种关系，工作量大，因此杨局长把市局常务副局长杜保平调到纳溪。杜保平来纳溪之前只知道过来开一个重要会议，并不知道具体的工作内容，足见他们的保密工作多么到位。杨局长委托杜副局长和纳溪分局袁副局长带领第二组，到宜宾市开展工作。当时泸州、宜宾两家的案子都处于高度保密阶段，泸州方面不知道宜宾方面的情况，为此，他们做好了各种准备。
泸州警方通过工作，已掌握到“四娃”的一些情况。根据调查，警方了解到死者有可能叫郭兵，其他情况均不了解。
当时，纳溪的动员会开得场面生动，一是所有抽调上来的人员彼此了解，都是各部门的骨干；二是市局不惜力量，要谁调谁毫不含糊，足见局领导的决心和对此案的重视；三是把局里的会议挪纳溪区公安局四楼会议室来开，反复强调纪律，更增添了严峻、神秘的特殊氛围——出发前，杨局长再次强调，一要保密，二要英勇顽强，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他嘱咐大家把武器带好，要交代的事情，先交代下。这样说的时候，杨局长带了感情。孙仲文副支队长喊了句：“怕死的请举手。”谐谑了一下，才把这紧张的气氛冲淡了些。
会后马上出发。
兵分两路就是兵分两路。宜宾一路20多人，带了四部车。杜副局长和袁建宏坐同一辆车，路上袁建宏向杜副局长详细汇报了案情。车队走北线高速公路，经过自贡市时，杜副局长给宜宾的陈国富副局长打通电话。他们两人很熟，泸州和宜宾两地公安局的关系也很好。但由于情况不明，遵循保密原则，泸州方面仍没介绍案情，假借泸州汽车爆炸案取得进展，线索牵扯到宜宾为由，带队到宜宾开展工作。此后，杜副局长又与宜宾市局技侦支队及翠屏区公安局取得了联系。
由于出来较晚，人员又多，来到宜宾后，担心引起社会上的注意，打草惊蛇，杜局长慎重选择住宿地点，半个小时后才在一家招待所安顿下人马。
当晚，泸州杜副局长带领袁建宏等几位领导，到翠屏区分局拜见程忠实副局长，杨光大队长、任春风副大队长等人，当时陈国富局长没在宜宾——两家见面，不免说些客套话，开几句玩笑。随后袁建宏简单介绍了案情，说明死者应是郭兵。
任春风马上说：“这人肯定不是郭兵。”
袁建宏说：“我们掌握的情况不应该有问题。”
杨光说：“你们不了解，郭兵因故意伤害案，半个月前刚刚被我们抓起来。现在他关在宜宾看守所……除非，还有一个郭兵。”
泸州人员都感到惊讶。
杨光问：“你们有没有死者的照片？”
情况一碰就出来了。
袁建宏拿出死者照片，递给杨光、任春风等人。他们立刻就辨认出来——照片上的人，正是宜宾警方到处寻找，查无下落的何琦何二娃。
捕获周玉祥
果不出宜宾警方所料，在汤团大摇大摆来公安局“说明情况”之前，何琦已经被杀。
时间线索是清晰的。3月26日中午，谷明突然找肖海峰单独谈话。这时何琦还欢蹦乱跳地在宜宾大酒店中与人打牌——许多人见过他。谷明供出实情，牵涉到其姐的男朋友汤泉。此后不久，何琦从宜宾大酒店消失。下午三点，他蹬上引他走向死亡的长途车，并于当天午夜遇害。27日上午11时，何琦死后十一个小时后，汤泉打来电话，自装糊涂地询问警方找他什么事。下午一点，汤泉前来“自首”，时间安排上，当说相当从容。
汤泉没有想到，泸州警方的工作效率会如此之高，他更没想到，三天之后，泸州警方已携带着何琦被杀的全部资料，“杀”到宜宾。
泸州警方卓有成效的侦察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了纪晓华、“四娃”两名作案嫌疑人，并确定了死者身份，不仅是“3。27”案的重大突破，对宜宾整个案件的突破，也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这是全案推进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川省公安厅，对宜宾“涉黑团伙火并案”及泸州“军用手枪杀人案”均十分重视。
泸州“3。27”案件发生后，省厅便调弹与宜宾枪弹进行比对，因两案使用枪支种类不同，不具备并案条件。但省厅始终密切注视两地侦察工作的进展情况，考察两案的内在联系。
泸州、宜宾、成都三地均反映出，纪晓华在成都活动。抓捕纪晓华的任务，由孙仲文支队长率领的成都组负责。宜宾组主要任务是核查“3。27”凶杀案的背景情况，查清“四娃”身份，及时予以逮捕。
宜宾警方与泸州警方密切合作，对“四娃”的有关线索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调查，查清“四娃”姓周，习惯的称呼为周四娃。经过调阅微机资料、查身份证口卡、核对照片等过细工作，认定宜宾市真武路居民周玉祥有重大犯罪嫌疑。
3月31日下午，翠屏刑警大队欧阳雪松副大队长率领二中队长李玉文、四中队长魏化兴及两队的侦察员，来到真武山山麓，把周玉祥的住所团团围住。
因周玉祥为持军用手枪杀人的杀手，警方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两个中队严密控制住周家的前门、后门。一切安排停当之后，薛松副大队长一声令下，侦察员三人一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周家。
周家外屋，有一桌人在打麻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
周玉祥独自一人，在里间屋里睡觉。他还未醒来，便被我侦察员按在了床上。
周玉祥，1975年8月生人，是纪晓华的小弟。周玉祥本人是无业青年，当过兵，在峨眉山部队的一个车库做后勤，复员后在南岸拉丝厂上班，企业濒临倒闭，每月仅发100多元工资。他家很穷，父母都是搬运公司工人，家中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住四口人。在这种情况下周玉祥辞掉工作，到北京打工。1999年10月返回宜宾。周玉祥的三哥有犯罪前科，在宜宾监狱服刑时，与纪晓华是狱友。周玉祥自北京回来后，11月经他三哥介绍，到呼六君的黄桷山赌场打杂，在那里，周玉祥认识了纪晓华。因纪晓华与他三哥是狱友，故收他做了小弟。纪晓华说：“以后你跟我做事，不要多问为什么，只要踏实干，少不了你的好处。”从那时开始，他帮赌场看场子，望风，一个月收入几百元；跟着纪晓华收水钱，打架，纪晓华每月再丢给他几百元。钱不够用，可以随时再要。
周玉祥只见过一次毛哥，那是他在黄桷山看场子的时候，纪晓华告诉他：“那是咱们的老大，毛哥，你过去见一下，不要乱讲话。”他带周玉祥上前拜见了毛哥，周玉祥为老大斟水，毛哥一下就赏给他一沓子百元钞票。
同是纪晓华的小弟的还有宁仃。何琦是于志军的小弟，但平时经常跟纪晓华在一起。
1999年11月底，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黄桷山赌场端掉——那一次的情形就像打仗一样。赌场望风的眼线，放了四层，最外围的直放到公路上。警方距赌场还有数百米便被发现。警察在向里边冲，里边的赌徒有一百多人，呼啦啦向外边冲。幸亏警方出动的人员多，从几个方向扑过去，抓获了部分赌徒——纪晓华就在那次被拘留。
这期间周玉祥又和雷向军（雷猛）、小板栗等人混在一起。半个月后，纪晓华获释出来，周玉祥等人到南岸看守所门口去接他，为他摆酒接风。由此周玉祥深得纪晓华的信任。平日里，纪晓华喝酒、唱歌、泡舞厅，常常要喊上周玉祥。在赌场里遇到，纪晓华也总要甩给他些零钱花。有时，他也帮助纪晓华收一收千元左右的小帐。
周玉祥家境贫寒，跟纪晓华作小弟之后，他的生活简直是一步登天。吃饭店，住宾馆，泡小姐，穿名牌，进出赌场——在后来审讯中，警方问及他为什么要走这条死路？他说：“这样的生活我平时想都不敢想，换上你，也会干的。”
周玉祥在沁源茶楼跟纪晓华逛时见过两次汤泉，但汤泉并不认识他。公司里，像他们这样的小弟，很少能和更高层的大哥有接触。但他知道，黄毛毛和汤泉是他们的大哥，平常要称“老总”，或称“领导”。
周玉祥跟了纪晓华之后，宁仃成为他的师兄，宁仃作为见面礼，送周玉祥一部摩托罗拉Ｖ988手机。
周玉祥被捕后，第一次审讯时他态度恶劣，一问三不知，拒不承认他去过泸州。审讯工作是由宜宾、泸州双方刑警承担的。泸州警方例举了他犯罪的罪证，什么时间他在物业宾馆，什么时间在小馆吃饭，什么时间打保龄球，什么时间打出租车去纳溪……
周玉祥撑不住了，他思考了三个小时之后，供认了与纪晓华一起在泸州杀害何琦的经过，但在开始时，他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纪晓华。这一点，直到后来纪晓华被捕后，才纠正过来。
3月26日，是周玉祥父亲的生日。纪晓华、雷向军等人一起给周父祝寿，在周家喝酒。这期间纪晓华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有事，离开了周家。午饭后，周家的亲友们在一起打麻将，纪晓华打过电话来，他要周玉祥准备一下，喊上何琦，一起到泸州去讨赌帐。何琦也接到纪晓华电话，到真武山和周玉祥汇合。
下午三点多，纪晓华过来。周玉祥穿一件黑色皮夹克，纪晓华穿“青蛙”牌黄夹克，何琦穿灰色Ｔ恤，银灰色西裤，三人乘坐“伊维可”中巴车，抵达泸州。到泸州后，纪晓华的朋友张三娃（陆桐，纪晓华故意不说他的真实姓名）到车站接他们，纪晓华用士兵证在物业宾馆登记房间，吩咐周玉祥和何琦，不要乱走，同时要他们关掉手机，不要再打电话。他和他的朋友张三娃出去，临走之前，拿出1000元交给他们两个花消。
（未完待续，明日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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