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轰动全省的大出殡
何琦还是打过一个电话，周玉祥听出是打给女人的。然后何琦关掉了手机。
何琦看电视，周玉祥睡觉。这时候周玉祥并不知道这次出来要做什么，他认为就是来收钱的。
九点钟，纪晓华二人回来，大家出去吃饭，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小馆吃了胡豆，酸干等小吃。转过一会，周玉祥和张三娃到保龄球馆打了阵保龄球，张三娃付的费。何琦和纪晓华喝茶聊闲天。11点，他们回到宾馆。周玉祥到卫生间小解，纪晓华跟进来，这时何琦正躺在床上看电视。
纪晓华在卫生间里拿出枪来，是一把胶柄军用“九五式”手枪，子弹是顶上堂的。他把手枪交给周玉祥，说：“过一会儿，你用这枪把何二娃整掉。”周玉祥吃了一惊，问：“为了啥子？”纪晓华说：“你不要开腔，以后我再讲给你。”周玉祥点头说：“好的。”
四人出来，在停车场打了一辆出租车，到纳溪区。到了地方，他们三人下车，张三娃坐出租车又朝前走，弄来一辆摩托车。纪晓华对何琦说：“你把大衣脱下来给我。”他抱着何琦的外衣，四人挤在同一辆摩托车上。
车开到一个三叉路口，纪晓华叫停车。下车后纪晓华拍着何琦的肩膀朝前走，一边小声说着什么。周玉祥走在他们身后，大约走了十几步，他拔出枪来，对准何琦的后脑勺就是一枪。这一枪打得低了，何琦没被打死，“哎哟”叫了声，问：“你们要干啥子？”用手捂住头，蹲了下去。周玉祥扑向何琦，因用力过猛，黑暗中从何琦的身上翻过去。他站起，何琦还是那样蹲着，周玉祥就用左手卡住他的后脖颈，右手持枪，对准他的后脑，连开两枪。何琦“噗”地扑倒了，动也没有再动。
周玉祥返回来。纪晓华仍留在何琦身边，他蹲下，把何琦的手机拿过来，交给张三娃，要他处理掉。
纪晓华、周玉祥与张三娃分手。先打车到泸州，再打车到南溪，最后打车到宜宾。
回到宜宾已经是后半夜三点多了。纪晓华对周玉祥说：“枪先放在你那里。”他自己打车离开。
周玉祥回到家，母亲给他开门。他没想到他母亲和他的女友都没睡觉。他女友认为他在外边鬼混，心情郁闷，独自喝了很多酒，喝得醉了，正在哭泣。周玉祥劝她一阵，女友不听。情急之下，周玉祥就把手枪拔出来，对准自己的脑袋，发誓对女友说：“你不要再闹，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如果做了，我自己把自己打死。”周母吓得慌了，连忙上来，把手枪夺下。
凌晨，周玉祥陪女友去她的宿舍，走时没有带枪。
第二天——也就是3月27日上午，周玉祥在机床厂劳动服务公司吃饭，再次看见纪晓华。他问：“究竟为啥子要把何二娃杀掉？”纪晓华说：“不忙，过两天再说给你。”然后掏出2000元，交给周玉祥作为奖赏。
这天周玉祥用这2000元在赌场直泡到晚上，回到家时，母亲说：“晓华来过，告诉你，把那个东西（指枪）扔掉。”周玉祥说：“那就扔吧。”母亲说：“你不要管了，晚一点我去扔，我去安全些。”晚上八点，周母用报纸包好手枪，走到岷江大桥的中央，看看前后没人注意她，把报纸包着的九五手枪扔进滚滚岷江。
周玉祥只是一线杀手，他没有交代出杀何琦与汤泉有什么关系。背后仍有一段空白无法弄清，最重要的中间环节，还是在纪晓华的身上……
成都追捕纪晓华
相比之下，成都组的工作并不顺利。
孙仲文、叶浩二位副支队长带着三台车，八名侦察员于3月30日晚8点出发，真奔成都。杨局长要求他们路上马不停蹄，到成都后立刻与省厅联系，取得刑侦局和技侦处的支持。然而，路上汽车出了故障，晚10点才到内江。为此，孙支队吃了一顿“批评”。杨局长说：“我对你们讲好，要车有车，要人有人，要什么条件你们提嘛，干啥子开那样一辆车子去？”结果孙支队他们深夜开飞车，一个半小时赶了200公里路，12点之前赶到省公安厅。
夜已深，省厅侦察局黄建华副局长、侦察处庞雪明副处长仍在等候他们。
双方见面。由于省厅侦察局及九处始终与泸州、宜宾两地公安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孙支队他们一路奔波这段时间内，已掌握了两条重要线索。
第一，纪晓华的确于3月28日晚由宜宾来成都，警方掌握，纪到成都后很可能在成都市公安局一位内部人员Ｗ家中落脚。我们并不掌握这位内部人员与纪晓华的关系，也不掌握Ｗ是否了解纪晓华在宜宾的身份及其犯罪情况。
第二，纪晓华使用的士兵证已经查清。该证系伪造证件，由一名自称解放军总参谋部驻成都联络处的“大校”提供。这个“大校”名叫阎学礼，在成都市珠峰宾馆长期包房。经省厅调查，这个阎学礼是个假军人，经常以“总参联络处”、“西藏军区驻川代表”，“成都军区调查部”等身份四处活动，在宜宾等多地开设赌场。阎学礼与纪晓华等人关系密切。
凌晨三点，孙仲文、叶浩等人在省厅的配合下，侦察了Ｗ家周围的地形。因夜已深，不便行动，他们也无法判断纪晓华是否仍住在Ｗ家，故此仅把Ｗ宅周围控制起来，未做惊动。
早晨七点，警方查明，纪晓华昨晚未在Ｗ家居住，孙仲文、叶浩等人撤回。
庞雪明副处长与孙仲文副支队长研究，调用成都市局一位与Ｗ私交好、政治可靠的大队长，把Ｗ约出。在摸清基本情况的前提下，渗透警方的意图，做好Ｗ的工作，调查纪晓华的行踪。
这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的对话。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倘若Ｗ与纪晓华并无更深的交往，自己人怀疑自己人难免尴尬；倘若他们的确关系复杂，这其实就是短兵相接。工作的难度摆在这里——你无法判断清楚。
这顿酒饭从扯闲天开始，朦胧地谈到泸州的案子。
Ｗ是警觉的，他敏感地问：“你们找我，有事情吧？”
孙仲文直言说：“我们的一个案子，涉及到纪晓华，你跟这个人认识不认识？”
Ｗ说：“认识。”
孙仲文问：“最近纪晓华有没有到过你家？”
Ｗ说：“前几天来过，后来他走了，可他去什么地方，我不清楚。”
话说到这份上，庞雪明只好摊牌，他说：“咱们都是干这一行的，不用我多说，你知道该怎么办。你以前如何与纪晓华接触，你们关系如何，我们不问。但从现在起，我们通知了你，纪晓华与泸州的一件重大案件有牵连。我相信你知道这件事的法律界限……”
Ｗ当即表示：“我是警察，我知道我的立场应该站在哪里。这样吧，既然纪晓华有犯罪嫌疑，他到成都后又与我有过联系，我从现在开始，就和你们呆在一起。我的手机打开，如果他来电话，我全力配合，也避免有通风报信的嫌疑。”
这正是孙仲文所希望的。
虽然Ｗ做了明确的表示，无论庞处长，还是孙副支队长，仍然不敢完全放心。
最重要的是他的电话——因是内部人员，不好限制Ｗ打电话，但又必须控制他打电话。他们找到一个茶楼，成都的警察陪着Ｗ打麻将——这完全是为了消磨时间。叶浩带领几名侦察员在外边等候。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纪晓华给Ｗ打电话上。
下午两点钟，Ｗ在卫生间挂了个电话，是打给他亲属的，他说：“前一段打算回宜宾，我现在有事，不回去了。”
不好判断这个电话与案情后来的发展有无必然联系，但事后警方了解到，纪晓华当天中午的确在成都，并准备与同伙一起去北京。但下午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向同伙借款一万元，于下午三点离开宾馆，去向不明。
可能性是多重的，或许这只是现象上的偶然重合。
警方陪同Ｗ一直等到深夜两点，没有纪晓华的任何信息。
这时，Ｗ对叶浩说：“我反复想过，虽然我和纪晓华私交很好，可他犯了案子。这件事我不说也不行。纪晓华到成都后的确住在了我家，后来，他搬到珠峰宾馆去住了，具体住多少号房间，我不大清楚……”
这时，纪晓华已离开成都十个小时了。
也是在此前后，省厅九处通过艰苦的工作，在他们控制的另一条渠道上也挖出线索——假军人阎学礼突然飞往海南，在其离开之前，安置两名宜宾人住进珠峰宾馆，其中可能有纪晓华。
孙仲文、叶浩立刻带领泸州的侦察员来到九处。
一进门，大家就被屋里的紧张气氛罩住。九处的侦察员们个个把手枪摆在桌子上，正在做临战的最后准备。
大家碰了碰情况，因不了解对方的武器配备，他们制定了“夜间
对其居住房间实行严密控制，早晨趁其外出，在电梯上予以捕获”的作战方案。
凌晨三点，警方与宾馆方面取得联系。原打算由侦察员化装成服务员以送水名义进入房间，但考虑到深夜送水理由不充足，予以取消。孙仲文住进“宜宾人”隔壁的房间，随时监视对方室内的动静。走廊上也安排了侦察员，扮作女服务员的男友；对面房间同时安置了侦察人员，警方多重角度把对方的房间监控起来。
早上七点，房间内的人员起床，洗漱，有了动静。
孙仲文发出指令，守在各部位的侦察员立刻做好了临战准备。
不一会，房间里的人走出来，带着行李，走到电梯口等电梯。幸亏警方制定的方案是“在电梯上予以捕获”，因为——从楼上又下来两个人，与这二人汇合在一起，他们是一伙的。孙仲文暗自庆幸，没有草率动手。
侦察员尾随四人到一楼大堂。四人中一人过去结帐，三人等候。这时，合围过来的侦察员计有泸州警察八人，省厅九处警察十二人，省厅刑侦局警察四人，大家一涌而上，把四名犯罪嫌疑人制服在地。
经初步审查，四人中没有纪晓华。纪晓华于前一天下午三点，与另一名叫陈剑洪的人，声称出去办事，突然离开了宾馆。
在宜宾警方、泸州警方和成都警方夜以继日地围绕着“3。19”、“3。25”、“3。27”案件展开侦察工作的同时，“宜宾大哥”隋文昌的丧事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
3月25日夜，隋文昌的尸体火化后，骨灰一直控制在宜宾警方手中。陈国富副局长下了命令，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把骨灰交给隋文昌的亲属。
隋文昌被杀案件，以及与此案相关的一系列案件，已引起宜宾局党委乃至宜宾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高万权、市长李敦伯多次听取侦察工作进展情况的工作汇报，他们从宜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做出了“打黑除恶，维护稳定”的重要指示，对市局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坚决的支持。
陈国富的脑子里清晰地形成了两条工作路线，一条是案子。抓住出租车——何琦被杀的重大线索，攻克汤泉，解开隋文昌被杀之谜，进而突破全案，借此东风，完成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黑除恶的战略任务。另一条是全力以赴控制住宜宾的治安形势，稳住阵脚，剪除黑道团伙再生事端的口实。为确保这一点，必须低调处理隋文昌死亡事件，尽量减少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维护宜宾良好的社会环境。
隋文昌的亲属，多次找到市局、分局，提出领回隋文昌骨灰，进行安葬的要求。隋文昌手下的小弟也多次为“大哥”的惨死鸣冤叫屈。他们推举出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中间人物张镇江为代表，找到市局、分局领导，就骨灰事宜进行交涉。
陈国富委托有关部门耐心做正面工作，强调隋文昌属非正常死亡，涉及的是刑事案件，而且是牵涉有组织犯罪的非一般性刑事案件。为确保宜宾社会的安定，也为了隋文昌亲友的人身安全，在案件没有破获之前，隋文昌的骨灰必须由警方管理，不得由亲属取回。
分局领导，也持同样态度。几经交往，分局提出几点要求：一、骨灰的安葬，必须依照警方的要求进行；二、不准设置灵堂；三、不准搞治丧活动，骨灰必须直接下葬。
这本来是警方强调的一个原则性要求。然而，此口一开，隋文昌的亲属立即于3月29日向翠屏分局提交了保证书，保证在隋文昌骨灰取出后，不设置灵堂，不公开搞治丧活动，仅在亲属等小范围内吊唁后，立即下葬。
骨灰问题已拖得较久，何况家属又写来了保证书。在这种情况下，分局同意了隋文昌家属把骨灰领回的请求。
陈国富当时正在外地开会，获得这个消息，他马上意识到可能要出问题，但现在追回骨灰已经不可能了——他打电话给程忠实副局长，提出三点看法：第一，对方保证不设灵堂，是否可靠？第二，如果死者家属一定要设灵堂——这并不违法，我们警方不好干预，但一定要从治安角度上，严密控制住局势，避免发生意外。第三，既然骨灰已被取走，一定要委派专人负责，敦促隋文昌家属按照保证书的承诺，将其直接下葬。
然而，这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样，魔鬼装在瓶子里时它是一副样子，打开瓶盖之后，它立刻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下午四点三十分，隋文昌骨灰被家属取回。
下午五点三十分，隋文昌家属已经设立了灵堂。
到晚上七点，灵堂前已聚集起数十人之多。
翠屏分局刑警大队袁宝昆带领侦察员与张镇江及隋文昌家属交涉，提出要求，加强控制。
晚上八点，袁宝昆打电话向中心组报告，灵堂已聚拢了一百余人。
九点之后，袁宝昆再打电话，隋文昌灵堂聚集到数百人，局面已无法控制了。
陈国富副局长已赶回宜宾，他指示，要增派警力，严密监视治丧活动。市局郑易支队长、方伯伦副支队长，分局于秀局长，程忠实副局长，杨光大队长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市局刑警支队、分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身着便装，分布在治丧现场及周围地区，以防止突变事件的发生。治丧现场气氛紧张，景观独特，一面是黑道人物云集，一面到处是便衣警察。不少人彼此认识，是多年的对手，平时见面很难，此刻都遇到了。
隋文昌的丧事做得十分气派。
灵堂内高悬隋文昌的大幅遗像，两边垂落着黑纱幕帐。灵堂前，隋文昌的数十名小弟，一律身穿黑色高档西服，内着白衬衣，打着黑领带，胸前佩带小白花，左右分成两排，站立在遗像两旁。宜宾的黑道人物、隋文昌的生前友好一批批地走进灵堂，向隋文昌的骨灰和遗像鞠躬告别。
不仅宜宾社会的各派人物聚齐，内江、成都、重庆等地的黑道老大也出现在隋文昌的灵堂中。
治丧活动由宜宾社会上威信较高的“老社会”张镇江、宋某某主持。
黄毛毛露面了，他在手下众小弟的陪同下，走入灵堂，带领众小弟站在灵堂中央，向隋文昌的遗像三鞠躬。
然后黄毛毛走到隋文昌的亲属面前，拿出五万元，交给隋文昌父母，以表示他的哀悼之情。
黄毛毛还是那样性格，场合上不多讲话，也不喜欢显露山水。此后他就坐到一角，独自抽烟，并不和其他人打招呼，静静地观看吊唁场面。
袁宝昆发现了黄毛毛，他走过去，他们间是无须什么开场白的。
袁宝昆问：“你过来了？”
黄毛毛说：“文昌走了，我当然要过来，送送他。”
袁宝昆说：“文昌死得挺惨，是吧？”
黄毛毛说：“想不到，文昌会是这样的下场。”
袁宝昆哼一声说：“那条路，谁也走不通。”
黄毛毛说：“各人的走法不一样，文昌不能说把路走错了，可他应该承认，他的命不好。”
人来人往，不好多谈。黄毛毛站起，和某人点点头，走开。
袁宝昆也是有任务在身，周围转过一遭，再寻找黄毛毛，已经找不见他，黄毛毛自此便在宜宾消失了，袁宝昆成为警方最后一个见到黄毛毛的人。
宜宾地方习俗，做丧事要守夜，请班子唱川剧。隋家在灵堂外设置桌椅，摆上烟酒茶水。川剧演员咿呀呀地唱着，周围不时响起一阵阵的爆竹声。灵堂内外，被临时拉起的照明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为隋文昌守夜人员，有数百人之多。
张镇江、宋某某与隋文昌亲属研究后，准备在31日上午10点，为隋文昌出殡，届时要沿宜宾市内的主要街道，东南西北走一圈。陈国富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做出指示：坚决不许可他们这样做。上午10点，正是宜宾各机关单位上班的时间，街市也已经开门营业，他们要搞大出殡，那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宜宾的老百姓会怎样看待我们公安的工作，怎样看待宜宾的形势？他要求一线的同志直接找到张镇江等人谈话，向他们讲清楚，10点出殡，不能允许。他们要下葬，必须在早晨六点之前，不能招摇过市。同时还要告诫他们，他们设立灵堂，大搞吊唁活动，已经违背了他们在公安局立下的保证，奉劝他们不要走得太远。
张镇江等人还是顾及警方的态度的，特别是陈国富副局长直接提出了要求，他们不好违拗。张镇江与诸方协商后，按照警方要求（实际只是在时间上顺应了警方的要求），把大出殡提前了五个小时。
经过彻夜的准备，3月31日凌晨5时，隋文昌的出殡仪式正式开始了。
出殡队伍前面由八辆摩托车开道，行走得十分缓慢。摩托车手均为一色的白头盔、白手套。随后是录象车，多台录象机一起工作。录象车之后，是隋文昌的灵车。灵车两侧有人在高抛纸钱，洋洋洒洒。在灵车行进中，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反映三十年代上海黑帮生活的歌曲
《上海滩》，据说，这是隋文昌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
灵车之后，是前来送葬的各路宾客组成的车队。五十多辆高档轿车排成单列，拉开距离，一眼望不到尽头。
车队浩浩荡荡地在宜宾市内转了两圈。车走到东街，灵车上有人高喊：“昌哥——走东街喽——”车队经过北门，又有人高喊：“昌哥——过北门喽——”
墓地，仍由张镇江、宋某某主持隋文昌的安葬仪式。隋文昌的小弟、家人、亲友数百人站在周围，祭祀人员宰杀大公鸡，以鸡血祭陵辟邪，在一阵喧闹和鞭炮声中，隋文昌的骨灰下葬。
隋文昌的墓碑树起，墓碑前的石牌楼两旁刻有对联，居然是：侠胆柔肠，义薄云天。
下葬仪式完毕，隋文昌的小弟们排成数行，一批接着一批，向隋文昌的陵墓鞠躬告别……
隋文昌的大出殡影响极坏，按照陈国富副局长的话说，它的恶劣影响，超过了“3。25”案件本身。大出殡震动了全省，其负面影响波及全国。国内20余家有影响的报刊对宜宾此次黑社会老大出殡事件做过报道，纷纷谴责社会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时间差
世界上许多事，都不是依照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顺其势当然一切都不可阻挡，可你要反转它，穿插它，切断它，在实际上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过后，回过头来再去总结，当然谁都能找出许许多多的遗憾来。
隋文昌的大出殡，这决不是警方和一切善良的人们希望看到的，也不是人们预先能够想像到，能够制止得住的。但事情发生了，场面愈演愈烈，各类人员越聚越多，许多黑道人物——按照郑易的说法，平时不易见面的人物全都浮出了水面，这曾在客观上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大缉捕的极好的时机。
从吊唁活动一开始，我们就部署了警力，随着吊唁活动的升温，我们投入的警力很多。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局面，严防突然事变的发生。不过，由控制转为对重点人物实行拘留审查，并不十分困难。
（未完待续，明日19：30更新）
閱讀更多 宜人宜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