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做的一切，沒有改變世界的驚天動地，也沒有常人認為的英雄氣概。然而, 他卻被視為“英雄”。
新華社北京9月18日電(記者 文赤樺)他所做的一切，沒有改變世界的驚天動地，也沒有常人認為的英雄氣概。
然而, 他卻被視為“英雄”。
因為，“他所做的一切，他的研究成果將惠及無法用數字估量的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免於宮頸癌的威脅，”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博士說。
腫瘤流行病學家喬友林
所謂“英雄”，英國牛津字典定義為：因勇氣，行為高尚，成就卓越而受到讚賞的人。
腫瘤流行病學家喬友林已然配得上“英雄”這個詞。他涉足的醫學研究背後，是對現實問題的深切關注：健康與公平。這一切，需要勇氣，需要專業精神，需要耐得住寂寞的持之以恆。
戴著款式保守的深度眼鏡，性格溫良，不出風頭，喬友林這位從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回來的醫學博士，在蓋茨基金會資助下，率領著一支科研團隊，花了15年時間，在太行山下的山西襄垣、江西修水的村莊，做了若干試驗，專注於探索研發一種宮頸癌快速篩查技術，既要精確，又要簡單、價廉。
這個名叫cereHPV 的快速篩查技術，終於在2008年宣告成功，學術文章在英國《柳葉刀·腫瘤》發表後，震動國際醫學界。
這項篩查技術能在2.5 小時間內，準確捕捉到由14種高危型HPV病毒導致的宮頸癌以及癌前病變，其準確度接近發達國家普遍使用的雜交捕獲二代(hc2)技術，而費用卻大大降低。
2003年，喬友林率領研究團隊，在山西襄垣縣入戶隨訪。
十年後的2018年7月，這個技術，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格認證。因其準確、快速和價廉的特點，世衛組織認為，careHPV是非常適用於經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宮頸癌篩查技術。
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宮頸癌防治意義重大。喬友林說：“在資源欠缺的國家，由於有限的衛生資源都消耗在了疾病治療而不是預防上，結果，全球宮頸癌病例中，85% 都在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範圍，這個疾病每兩分鐘就吞噬一個女兒，或一個母親的生命。
“喬友林博士的傑出工作, 促進了全球癌症防控的公平性，”前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署篩查組組長桑卡博士說。
儘管不少科學領域深受媒體青睞，在大眾眼裡頗具魅力，但流行病，這個非常重要的科學領域，卻少有受到關注，也沒有奪人眼目的光彩。對多數人來說，流行病學無非就是搞搞健康調查，傳播健康知識，告訴大眾少吃油炸類食物，多吃蔬菜水果。
在河南林縣，回答研究對象疑問。
“一個誠實的流行病學家為什麼會要想出名出風頭呢?!” 喬友林非常直接地說，“流行病學是一個為老百姓做實事，促進整個國民健康的學科。”這也正是他選擇攻讀預防醫學博士學位的初衷。
他認為，再好的臨床醫生，救人也是有限的。古人說，上醫治未病，其實就是預防。流行病學，是預防醫學的基石。“流行病學家通過發現導致疾病的危險因素，及其目標人群，為國家制定疾病預防政策提供依據。”
有趣的是，喬友林年少的追求，卻是當騎兵，“在馬背上，揮舞著戰刀，保衛祖國邊疆。感覺特別帥，特別威武。”
為什麼是騎兵? 他說，年少時看的第一部史詩性小說是《靜靜的頓河》。肖洛霍夫在書中對哥薩克騎兵之英勇的描寫，讓他深深著迷。哥薩克騎兵一生大半時光都在馬背上度過，與敵戰鬥，執行各種城鎮、道路、城堡和城邑的防禦任務。“故事情節早就模糊了，但騎兵勇往直前的精神，至今都鼓舞著我。”
1975年，喬友林試圖報名參軍去內蒙古大草原。那時，解放軍的步兵多騎兵少。只有在內蒙古，除了少數機關直屬隊為步兵，其餘部隊都是騎兵。遺憾的是，由於視力近視，喬友林的騎兵夢就此阻斷。
儘管沒能當成騎兵，成為一個英雄的想法卻依然盪漾於心。
英雄主義的理念似乎與生俱來，且在以一個以南下老幹部為父的喬家深受尊崇。喬的父親1950年隨解放軍南下，解放了成都。1955年春天，喬友林在成都包家巷婦產科醫院出生。父親從小給他和三個哥哥姐姐，兩個妹妹講得最多一句話就是：要多為老百姓做實事，無論年紀大小。喬友林銘記在心，時刻準備著見義勇為。
2000年，喬友林帶著兩個兒子，在雲南玉龍雪山
1972年一個炎熱的夏日，見證了他的英雄行為。
那時，他在重慶29中長壽高中分校唸書。當年，學校基礎設施簡陋，游泳課都在附近一個水庫進行。這天上游泳課時，身材高大但不諳水性的同學王文忠意外溺水。喬友林和三個男生組成救生隊，潛水於偌大的水庫中尋找。每次他浮出水面換氣時，岸邊的體育老師就高喊：“水下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早一分鐘救起來，就多一分存活機會。趕快!”
經過幾輪搜索，喬友林終於從湖底救出了王文忠。岸上女生哭聲一片，不知所措。路邊一個老農說，把溺水的人放在牛背上，喝進肚子的水壓出來就好了。於是，有同學急忙去附近水田借來正在犁地的水牛。大家照著老農的說法做，卻毫無起色。
“太愚昧了!他是窒息，不是嗆水!”喬友林說，那時候農村連救護車都沒有。大家攔住一輛拉煤的敞篷大卡車，急駛到縣醫院。由於窒息時間太長，錯過最佳搶救時間，王文忠，這個喬友林奮不顧身從水庫救出來的16歲少年，一個船廠工人的獨生子，就這樣在喬友林的眼前走了。
事後，當地教委派一輛華沙牌轎車去家裡接王文忠的父親，直接帶他去了醫院的太平間。喬友林記得，這個可憐的父親說，只見過領導坐小轎車。政府派轎車接他，說兒子病了，但他心裡知道兒子肯定遇難了。波蘭生產的華沙牌轎車，當年是不少單位領導的專車。
“當時，只要有一個人懂得人工呼吸，就有可能挽救這個同學。”同學意外身亡深深刺激了喬友林，於是決定學醫，“讓貧困偏遠地區的老百姓，有病能及時就醫，能看得起病。”
1970年代末，“文革”結束後的中國恢復了高等教育。在四川涪陵當知青的喬友林，收到了四川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改革開放給了他出國深造的機會，他抓住了機會。1990年，在獲得大連醫學院醫學碩士學位7年後，喬友林考取了世界著名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專攻預防醫學，並在1996年獲得環境醫學博士學位。
就在不少人認為中國留學生，尤其是在歐美留學的，不會再回國服務自己國家時，喬友林卻在1997年，放棄了一份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前途無量的工作，回到中國從事腫瘤流行病研究。他說：“我是中國文化哺育長大的。即使接受了再高的教育，掌握了再多知識，如果不能為中國老百姓做事，會留下終身遺憾。”
喬友林在雲南錫礦礦工肺癌病例會診中
身為預防醫學的科學家，喬友林知道，一個國家要想有效預防疾病，必須有一張清楚的疾病歸因圖。但是，全中國當時只有一張80年代繪製的癌症分佈圖，這使中國癌症的預防和控制，大大落後於世界。“回國工作，給了我改進和提高中國癌症預防的機會。”
回國20年來，作為中國腫瘤防控領域的帶頭人，喬友林率領他的團隊，進行了多項癌症流行病學調查研究，最終在2012年，繪製出有史以來第一張“中國人群癌症歸因風險圖”。
與此同時，依據他和協作科研團隊進行了8年的臨床實驗數據，預防宮頸癌的疫苗——美國的佳達修(Gardasil)和英國的希瑞適(Cervarix)，也於2017先後在中國內地上市，儘管晚了發達國家和地區10年。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喬友林和他的團隊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內地廣大的女性今天依然無法享受到宮頸癌疫苗。”喬友林的前同事武燕萍說。
由於在探索適應低資源國家癌症篩查與預防方法上做出的卓越貢獻，2011年，喬友林獲得了世衛組織國際癌症研究署頒發的最高榮譽獎章，2018年又成為首位榮獲Pearline全球癌症研究人道主義獎的華人科學家。
獲世衛組織國際癌症研究署2011癌症研究傑出貢獻獎章。
“喬老師真的是一個高瞻遠矚的人，他心懷這個國家和人民，甚至世界人民。”他的博士畢業生張希說，“記得愛因斯坦說過：大多數人都以為是才智成就了科學家，他們錯了，是品格。我覺得，這句話用在喬老師身上非常恰當。”
“他這種時刻要用自己所學，為老百姓做事的品格，真的就像一顆種子，播種到了我心頭了。”已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工作的張希很驕傲是喬友林的學生，“也很希望自己能成為喬老師這樣的人。”
在喬友林那間僅有9平米的逼仄辦公室，他時常工作到凌晨兩三點，不是在看學生的論文，就是在與世界各國的腫瘤專家開電話會議。辦公室門上貼著一張A4紙，上面寫著：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蘇軾《定風波》詞中的這句話，可看作是對喬友林生活態度和科學觀最好的總結：胸襟寬闊，思想開放。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
閱讀更多 焦點健康前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