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存玖｜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的若干問題

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的若干問題

摘要

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近四十年本土化進程中歷經附帶引介、單獨研究、全面解讀、深層反思、發展建構等階段，形成了“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消費符號學”“符號經濟符號權力”“文化表徵與符號傳播”“交往行為理論”“語義符號學”等異常豐富複雜的本土化話語形態，使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維得到樹立，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建設提供了理論資源和參照。

1

西方馬克思

主義

2

符號學

3

本土化

關鍵詞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符號學這兩股重要的國際化思潮在遭遇碰撞和交流中融合，形成了現當代異常豐富複雜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形態，既有阿爾都塞式結構主義符號學、馬歇雷“離心結構”理論、戈德曼發生結構主義社會學，也有與語義學、言語行為理論結合形成的德拉沃爾佩模式、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布迪厄語言交換經濟符號學，更有與現代消費社會、文化背景融合而生成的列斐伏爾、波德里亞消費文化符號學、伊格爾頓文本生產理論、詹姆遜“社會的象徵（符號）行為”、克里斯蒂瓦女性主義符號學等，奠定了在世界符號學中的重要格局。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對豐富複雜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話語形態給予了高度關注，並將其應用於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學等重要現象的分析解讀，開闊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視野，為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和參照。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當代中國的本土化狀況如何？ 形成了哪些基本理論命題？ 有何理論貢獻及啟示？ 針對這些問題，本文重點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的本土化狀況進行梳理，探討其本土化進程、核心關鍵詞、貢獻與不足等，以服務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文論建設。

一、 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本土化歷程

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的本土化至今已有四十年的歷程，呈現出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的良好接受局面。這是一個漫長髮展的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的一般附帶介紹和重點研究阿爾都塞學派，到新時期全面關注和系統整理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再到當前提出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重要倡議與宏偉構想， 期間對阿爾都塞、波德里亞、沃爾佩、布迪厄、列斐伏爾、詹姆遜、哈貝馬斯、克里斯蒂瓦等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要學者及其符號學思想給予了關注和引介，引發了國內學界深入討論、深層思考和多元解讀，出現的論文、專著不少，為全面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奠定了基礎。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始於20世紀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隨著國內學術氛圍的漸趨活躍與思想的解放，國內學者在積極關注和引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附帶引介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對阿爾都塞學派、戈德曼結構主義符號學思想產生了深厚興趣。徐崇溫最早把阿爾都塞學派結構主義特徵、方法、多元決定論、依“症候式” 閱讀“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成果等介紹到國內，開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的先聲。 張燁翻譯阿爾都塞《是結構主義還是理論主義？ 》一文，引發了國內學界很長一段時間對阿爾都塞結構主義學者身份的爭論，甚至延續到 21 世紀初。 李青宜的《阿爾都塞與“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國內首部有關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的理論專著，認為“阿爾都塞既不是一個完全的結構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結構主義的方法來研究和解釋馬克思主義”，代表了國內學界的主流看法。馮憲光把阿爾都塞結構主義拓展到符號文藝學、符號美學視野，深刻揭示意識形態理論與阿爾都塞結構主義在符號性上的一致性，認為“意識形態是現實社會在實踐上的一種文本，它與現實社會一起構成藝術文本的結構性背景”，影響較大。 這個時期阿爾都塞學生馬歇雷的“離心結構”理論、戈德曼的發生結構主義社會學也受到一定程度關注。 戴侃較早翻譯伊格爾頓《馬歇雷與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一文，專門提及馬歇雷運用阿爾都塞認識論分析文學生產及批評的思想；馮憲光也把馬歇雷“離心結構”納入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理論視野。 肖德厚翻譯戈德曼的《文學史中的發生結構主義方法》是國內第一篇介紹發生學結構主義思想的論文；段毅、牛宏寶翻譯的《文學社會學方法論》是國內首部展示戈德曼結構主義符號學思想的譯文集。 於沛、林青認為，戈德曼“試圖開拓從更深的層次上和多重角度來研究文藝社會關係問題”，其理論“實證科學色彩較濃，再者它又能辯證、有機地將作品內外結構溶於一體來進行研究”，對文藝社會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世紀以來，國內學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本土化範圍、程度大幅提升，出現了諸多有深度的論文（博士論文）和著作。不僅阿爾都塞學派結構主義繼續受到關注，還將符號學視野投射到波德里亞、布迪厄、克里斯特瓦、哈貝馬斯、霍爾、詹姆遜等多位西方馬克思主義著名學者那裡。張一兵的系列論著繼續深入討論阿爾都塞學派思想，其《問題式、症候閱讀與意識形態》是國內第一本以文本學解讀方式研究阿爾都塞哲學思想的著作，其中深度解析阿爾都塞問題式的核心理論範式、功能結構、結構主義式的症候閱讀法，追溯了結構主義與西方語言學、現代認知科學的關聯。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上有開創意義的論著較多：馮憲光的《沃爾佩的語義學美學》是國內最早系統闡述沃爾佩語義符號美學思想的論文；張意的《文化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是最早研究布迪厄社會符號學的理論專著；孔明安的《從物的消費到符號消費———鮑德里亞的消費文化理論研究》和仰海峰的《走向後馬克思：從生產之鏡到符號之鏡———早期鮑德里亞思想的文本學解讀》，分別是國內最早研究波德里亞消費社會符號學的論文與著作；傅其林、趙修翠的《論列斐伏爾的消費文化符號學》是國內最早討論列斐伏爾消費文化符號學的論文；羅婷的《克里斯特瓦的詩學研究》是最早研究克里斯蒂娃符號學思想的論著；王磊的《電視話語制碼解碼的三個階段———重新解讀霍爾的電視話語制碼解碼理論》 是最早研究霍爾符號學的論文。運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理論進行具體問題分析的論文層出不窮，有關路徑反思、總結梳理的論文也大量湧現，像萬資姿、畢芙蓉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符號概念、符號化新趨勢的關注，張碧從文學和文化角度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研究等，具有重要的理論反思意義。

近年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國內的接受又呈現出新的趨勢和特點，在反思中提出了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加強國際交流對話等願景和思考。 張碧認為：“我們在研究西方符號學的同時，必須關注中國符號學理論的發展和模式更新，從而不斷促進中國符號學的發展。”傅其林深刻剖析了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過程中存在符號學維度缺失和“集體的失語”問題，在他看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應該彌補本土化的缺失，在多元本土化的實踐中突出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對話，充分借鑑國外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形態，在新的文化語境中顯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闡釋的合法性與生命力”，這是國內學界首次對建構既合法又具強大闡釋力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深刻反思，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唐小林、饒廣祥明確提出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的倡議，在他們看來，“在當今高度符號化的時代，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尚有許多工作亟待紮實展開，檢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成果與問題，將有助於不斷提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解釋力”。 這些討論，進一步把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提升到新的認知高度，現實意義和價值非凡。

二、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的核心命題

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本土化進程中形成了“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消費符號學”“符號經濟符號權力”“文化表徵與符號傳播”“交往行為理論” “語義符號學”“文本生產符號學”等核心理論話語或本土化命題。

第一，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是符號學眾多門類中的主要門類，源於索緒爾結構主義現代語言學，興起於俄國形式主義，命名於捷克布拉格學派，並在 20 世紀中後葉的法國興起成為一股影響世界的學術潮流。阿爾都塞、馬歇雷、戈德曼把馬克思主義與結構主義結合建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對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具有重要影響。

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源於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歷史主義、還原主義的侵蝕所作馬克思主義批判。 有趣的是，作為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阿爾都塞卻一再申明自己不是一名結構主義者，引發了國內學界對阿爾都塞結構主義學者身份的質疑，莫衷一是。 徐崇溫認為，阿爾都塞利用“症候閱讀”法和結構因果觀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比比皆是，“人們根據亞爾都塞思想的實質來判斷，卻不能不把他看作是‘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代表，而且在用結構主義解釋馬克思主義中，還是擁有最大量的成員、最多的聽眾和最大影響的主要代表”。 李青宜延續了徐先生的看法，認為“阿爾都塞既不是一個完全的結構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結構主義的方法來研究和解釋馬克思主義”，代表了當前國內學界對阿爾都塞結構主義身份的主流看法。

國內學界對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成果豐碩，形成以下方面的議題：一是對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範式、方法論、總體範疇、意義價值的宏觀思考。 張一兵指出，戈德曼發生結構主義呈現出了一種總體類型學的視角，將阿爾都塞結構主義分析模式引入毛澤東研究領域不無借鑑意義；龐曉明認為，阿爾都塞結構主義複雜結構的運行原則反映了馬克思辯證法的本質特性；陶國山認為，阿爾都塞“對馬克思著作的結構主義症候式解讀，為馬克思主義賦予新的持續的生命力，奠定了其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地位”；劉俐俐認為，戈德曼的發生結構主義研究方法在解釋文學社會、文化語境等因素方面有其重要價值。 二是對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淵源、發展影響的歷史性探尋。 溫恕指出，馬歇雷對作品無意識結構及其生產條件過程的闡釋繼承了阿爾都塞的認識論；鄭憶石認為，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方法觸及到了馬克思所迴避的社會發展動力問題；許嬌娜認為，馬歇雷的思想具有異於結構主義的外在、矛盾與不完整的後結構主義色彩與特徵。三是異同比較。張碧認為，阿爾都塞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具有明顯符號學色彩，他對列維-斯特勞斯、意識形態等話語形式、症候式閱讀法等的分析批判，就分別體現了一種整一性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特徵和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空符號”等方面的借鑑和利用；而戈德曼的結構主義方法論和整體觀也與索緒爾類似。 四是批判、反思與對話。近四十年對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接受經歷了批判到肯定再到反思的歷程。在 20 世紀 80 年代年代初徐崇溫、胡萬福等老一輩學者那裡，阿爾都塞用結構主義解釋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一種“破產”或對辯證法否定的嘗試。在 80 年代中後期對其意識形態的批判色彩減弱。 新世紀以來，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的貢獻與成績得到全面肯定，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加強反思與對話的聲音。張亮翻譯 E.P.湯普森的論文認為，阿爾都塞結構主義是唯理論唯心主義與經濟決定論混雜的產物，促進了國內學界的理論反思；方維規在肯定戈德曼理論貢獻的同時極力指出其套用公式、結論武斷的缺陷。

第二，符號權力、符號暴力與符號政治。布迪厄的符號權力話語融入了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福柯權力話語理論、奧斯汀與塞爾言語行為理論。在他那裡，符號權力是隱藏於賢能統治、善良仁慈外衣之下並通過“認同”“誤認”所確認的一種隱形權力，它無處不在，滲透於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傳播等各個層面。 符號權力、符號暴力、符號力量、語言權力是一組較為相似的概念，它們在意義上相互涵蓋。 符號政治在波德里亞、巴特勒等學者那裡也多有批判。

布迪厄的符號權力話語在新世紀以來得到大量關注。有從總體性角度對其符號權力、符號暴力、語言權力、符號政治等理論概念、基本特徵、歷史淵源進行引介的。張意、袁春紅髮現布迪厄符號權力話語下面隱藏制約實踐的權力機制，認為教育與權力結構、關係的結合形成了一種文化專斷。 苑國華、趙傑、朱國華等也指出，布迪厄把語言與權力關聯起來，使語言市場產生各種形式的權力關係，建構了一種象徵性的符號暴力。 更多學者對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現象蘊藏的符號權力與符號政治問題進行解讀，既有對中國基層政治運作、政治儀式、三民主義、“文化大革命”、勞模、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紅色文化等政治符號中蘊藏的符號權力的分析，也有對城市農民工子女教育、城市空間、中國禮物饋贈、收入分配改革、戰爭符號暴力、網絡霸權、 女強人現象等社會問題中符號權力的解讀，更有對北京奧運聖火、“文革”知青與歌曲、藝術設計、央視《新聞聯播》、同性戀、中國傳統宮殿建築、大橋雕塑、古代“昭穆制”、祭祀等歷史文化現象的符號權力意義闡釋。

第三，符號消費、符號資本與符號經濟。符號消費是波德里亞消費符號學的主導邏輯。 在他看來，現代社會對符號的消費遠遠超越對物功能的需求消費，物成為象徵性符號並且只能成為一種符號才能被消費。符號消費、符號資本、符號經濟等概念與馬克思主義有天然聯繫。 牛雲芳認為，波德里亞 “早期符號消費理論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化和擴展了馬克思消費思想，同時為現代人更深刻地瞭解消費活動提供了新的視角。 ”高亞春也指出，馬克思“精神消費”的觀點與波德里亞“符號消費”的論述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而符號資本的概念最早由布迪厄提出，涵蓋了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三種不同的形式。

20世紀90年代後期波德里亞符號學受到關注並迅速成為國內研究的一股熱潮。盛寧最早發現波德里亞消費理論中的符號學維度，在他看來，“鮑德里亞把語言學和符號學的原理移用到社會生產關係和社會文化的層面，提出一種把握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的新視角：‘消費’：‘生產’=‘能指’：‘所指’”。 新世紀對波德里亞符號學呈井噴和多元化研究趨勢。有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對波德里亞符號消費理論、發展歷史進行引介評析的，像韓欲立、李輝、汪德寧的博士論文就對波德里亞的理論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們認為波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為當代消費社會中的消費需求、媒介交往和社會一體化提供新的視角，標誌著西方馬克思主義消費文化研究的另一個轉向。張一兵的系列論文對波德里亞偽消費背後的需求幻象、商品拜物教、能指拜物教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在他看來，鮑德里徹底顛覆了傳統政治經濟學全部理論基礎，成就了一場新的政治經濟學革命。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從符號消費心理、消費模式、消費社會現象、消費文化與傳播事實等角度進行分析，既有對符號消費認同心理、心理變化、身份倫理、網絡消費感性化趨勢、 青少年消費價值觀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對符號消費模式、符號消費動因機制、網絡符號建構等方面的探討，更有對城市青年婚禮、社會分層、天價幼兒園、農家樂休閒產業、網絡購物、房地產業、網絡紅人、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品牌等符號消費方面的解讀。孔明安呈現了波德里亞從對商品與物的研究後發展出以符號消費為主導的符號政治經濟學體系與消費文化理論的研究歷程；季桂保認為波德里亞的“符碼”“類像”“仿真”等全新經驗領域與歷史社會類型是新時代高科技時代與文化背景造就的。 現當代波德里亞在國內形成一股研究的熱潮不是偶然的，這與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與加快轉型有密切關聯。

波德里亞的老師列菲伏爾的消費符號學也受到國內學界廣泛關注。 傅其林、張碧、閆方潔、汪正龍、張笑夷等深刻討論了列菲伏爾消費社會、空間理論、社會文化批判中的符號學維度。在他們看來， “列斐伏爾是首位將成熟的符號學方法運用於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同時其理論獲得了較大反響的文化社會學家”。 通過從符號學應用維度考察當代社會消費文化，列斐伏爾揭示出當代社會與文化的符號學形態特徵，諸如元語言的突出性、語義學領域向信號的轉變、能指與所指關係的變化等，走向符號拜物教批判與語言學革命之路，實現了消費社會研究的方法論轉向，對後來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 2005年以來，符號資本、符號經濟話語成為國內學界關注的焦點，呈現出多元化的解讀，既有從符號資本角度對文化創意產業、農民工城市融入、企業招聘偏好、博物館年畫收藏、“互聯網+”、文化創意產業、網絡直播互動等現實問題的分析，也有從符號經濟角度對廣告品牌、奢侈購物、旅遊資源、數字文化、歷史文化資源、知名建築的符號經濟價值、意義、發展路徑的解讀。

第四，文化表徵、符號傳播與符號表徵。 霍爾在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巴特符號學、福柯權力話語理論基礎上建構了以接合理論、族裔散居文化身份、差異政治為核心內涵的文化表徵理論和符號傳媒理論，打破了傳統“發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直線模式，形成了一個循環的體系。 詹姆遜在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什克洛夫斯基形式主義理論、巴特零度理論的基礎上，也建構了“社會的象徵行為” 的符號學理論。

霍爾的文化表徵與符號傳播理論是現當代國內學界的熱點。 有從總體角度解讀霍爾的“文化表徵”、編碼/解碼的理論內涵、文化範式、基本特徵、發展歷程、建構機制的，如王磊、鄒威華 、張碧、鄒贊等學者就對霍爾的電視話語制碼解碼理論、“文化霸權”“接合理論”、結構主義方法論、語言符號觀給予了大量解讀，充分肯定了霍爾的理論貢獻。 更多學者把霍爾文化表徵理論與現當代社會、文學、民俗文化現象相結合進行分析，既包括對文化景觀、工業產品、大學生時尚風潮、博物館藝術、空間美學等社會文化現象符號表徵的解讀，也涵蓋對華裔文學、地域詩歌、身體寫作、口傳文學、移民文學、影視方言、莫言現象等語言文學現象中的符號表徵探析，更有對少數民族服飾舞蹈、族裔散居文化、草原文化、傳統建築、中國墨文化、青銅紋樣、身份認同等文化表徵現象及價值解讀，呈現出多元研究與重具體問題分析的特點。

詹姆遜的“社會的象徵（符號）行為”在國內學界也影響較大。董國禮、羅騫、楊向榮、張開焱、楊建剛、張碧等學者分別對詹姆遜敘事政治學、理論範式、“內在形式”理論、“社會形式詩學”、認知圖繪理論等進行了評析，涵蓋詹姆遜對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論、巴特零度理論的批評研究，以及對元評論實踐、“中世紀寓言四層闡釋法”“能指”“所指”及“指稱物”等方面的解讀等。

第五，交往行為理論、語義符號學、文本生產符號學。哈貝馬斯在奧斯汀與塞爾言語行為理論基礎上提出了交往行為理論，試圖通過交往行為理論建構一個涵蓋理性規範重建、現代社會經驗的行為系統，對話性與交流性是其重要的符號學特徵。 齊效斌認為：“哈貝馬斯的符號之維，是以普遍語用學為組織原則，以主體間的交往為契機，以交往合理性為尺度，渴望建構一個新理性原則下的‘生活世界’。 ”唐曉群也指出，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是在綜合米德符號互動理論與當代語言哲學、批判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被列入廣義符號學研究，高宣揚、齊效斌討論了哈貝馬斯的社會文化符號內容、特徵，使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進入了符號學的研究視野。

德拉沃爾佩的語義符號學和克里斯蒂娃的詩學符號學也備受學界關注。 馮憲光、孫士聰、張碧把沃爾佩語義美學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 “語言學轉向”的重要代表，認為沃爾佩在“語義辯證法”基礎上形成的“審美語義學”體現了沃爾佩學派彌合馬克思主義美學和語言學裂隙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超越。 郭軍、羅婷、劉文、孫秀麗、高宣揚、曾軍等學者分別對克里斯蒂娃解析符號學、 文本理論、符號實踐形態、符號互文性、異質理論等進行了探討，認為克里斯蒂娃吸收了巴赫金、索緒爾語言學符號學思想，超越了結構主義符號學理論對文本符號的靜態把握，把符號學由一種靜態研究轉變為一種動態研究，在結構生成與變化中動態把握符號。趙文、趙光慧、王健等學者對伊格爾頓文本生產中的語言、寓言、修辭、言語行為等符號學問題進行了探討，拓展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理論視野。

三、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的成績與不足

國外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本土化肇始於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接受，近四十年國內學界從 20 世紀 80 年代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般關注上升為全面關注的研究態勢，展示了本土化研究的成績，順應了當代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結合的時代趨勢，既促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維的樹立，也為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提供了新的理論資源。

唐小林認為：“隨著人類進入全面符號時代，符號學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已然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形態之一。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或符號學馬克思主義，並非某些人的迷思，也不是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時代發展的產物。 ”21 世紀是一個高度符號化、信息化、科技化的社會，作為當代國際上兩股著名的理論思潮，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結合是一種必然的趨勢。當代中國學界充分意識到加強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結合研究的時代緊迫性和必要性。事實上，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錢中文先生就已經在有意識、有目的地在巴赫金對話理論和在對法國、蘇聯符號學的研究過程中不斷深化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推進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符號維度建構。 新世紀初，馮憲光在深入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語言符號學思想基礎上，結合漢語實際也明確提出要“建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審美意識形態的文本分析理論”的理論設想。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認識到從馬克思主義角度推進符號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萬資姿認為：“符號學相應地亦是作為人文科學研究的工具性存在；這樣一來，把其置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之下進行跨學科研究將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研究態度，亦是我們的目的。 ”唐小林號召國內學界借鑑吸收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成果，不斷提高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的時代闡釋力。

近四十年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本土化在較大程度上開闊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關注視野，使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在本土化過程中逐漸樹立起符號學維度的思考。 傅其林指出，由於歷史原因，“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本土化方面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在本土化過程中尤其缺乏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對話與融合，缺少符號學維度的思考”。 歷史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本土化較多關注革命實踐與意識形態層面的內容，忽視甚至反對理論闡釋與學理思考，從而也拒絕符號學的維度，進而使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的理論視野也受到侷限。 但在近四十年特別是近十年來，國內學界在運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解讀日常生活現象方面體現了較強的理論分析力和話語闡釋力。國內學界以一種更為積極主動的姿勢參與到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研究和對話中來，為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形態注入了強勁的創新活力。胡易容、陳文斌編譯《當代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潮文選》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符號學、馬克思主義歷史和社會符號學、馬克思主義文學藝術學三個領域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成果予以呈現，既體現西方馬克思主義寬廣的理論視域，也充分展示了國內學界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視野。目前國內學界引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既有結構主義符號學介入下的阿爾都塞學派形態，也有與語義學融合的沃爾佩模式；既有哈貝馬斯基於普通語用學、言語行為理論基礎的交往理論，克里斯蒂瓦的女性主義符號學，也有索緒爾、葉爾姆斯列夫等視野下的列斐伏爾、羅蘭·巴特、波德里亞的消費文化符號學、符號政治經濟學、大眾文化符號學；既有威廉斯的符號體系的意義生產理論、伊格爾頓的文本生產理論，還有詹姆遜的作為“社會的象徵（符號） 行為”，在對馬克思主義的考察方式、理論視角上明顯異於國內馬克思主義，從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各個角度提出了一些獨特見解，回應了當代社會人文科學當中的許多重要問題和理論關切，打破許多我們舊有的成見和思維定式，既激發了國內學者的理論興趣與創新，也開闊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理論視野。

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取得本土化成績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明顯的不足。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學者第一外語一般為英語，懂德、法等語言相對較少，因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借鑑吸收主要源自英語世界特別是美英國家，有關阿爾都塞學派、布迪厄、波德里亞、列斐伏爾、波德里亞、哈貝馬斯等學者的著作，多采用譯自英美等國的二手資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傳播接受。 新世紀以來，隨著懂多門外語學者與留學、訪學人數的增加，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譯作和論文增長很快，成果豐碩。 但部分譯作的質量還有待提升，部分論文仍停留在淺層引介和初步應用階段，缺乏在全球知識視野下與國外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家展開從容對話、深入交流與交鋒的理論高度和宏大氣魄。正如傅其林所說，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中體現出集體的失語狀態”。 這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過程中普遍遭遇的尷尬困境。因此，下一步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加強“在多元本土化的實踐中突出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對話，充分借鑑國外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形態，在新的文化語境中顯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闡釋的合法性與生命力”，增強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理論價值創新以及對世界的影響力。

本文刊載自《學術論壇》2018年第1期

（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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