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赫爾穆特·斯特恩（Helmut Stern），生於德國，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在上世紀60年代為柏林愛樂樂團樂隊首席，與赫伯特·馮·卡拉揚在柏林愛樂樂團長期共事。
斯特恩晚年出版的自傳《弦裂：柏林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憶錄》，備受各國音樂界關注並引起強烈反響。
斯特恩上世紀30年代為逃避納粹的迫害，跟隨父母來到中國，在哈爾濱等地度過十一年，中國成為他的第二故鄉。在1945~1946年期間，他在內蒙古扎蘭屯中東鐵路俱樂部靠演奏音樂生活。
以下為赫爾穆特·斯特恩在1979年10月隨卡拉揚率領的柏林愛樂訪華後的自述：
我重新看到中國是30年以後的事情了。1979年，柏林愛樂樂團訪問日本之後應該到北京舉行幾場音樂會。我考慮過在樂團演出之後和兩位同事一起，組成一個絃樂三重奏小組離北京到哈爾濱去訪問演出。申請交上去，幾個月杳無音信。我以為哈爾濱之行可能要泡湯了。
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通常的巡演程序開始了：排練，音樂會，接著參觀名勝古蹟：王府井，紫禁城，天壇。對我來說，這是舊地重遊，1941～1942年，我在這個城市生活過一段時間，那時母親陪我到這裡來做手術。我又回到過去、回到青年時代和流亡時期。
音樂會在一個體育館裡舉行，現有的音樂廳太小。為了改進音響效果，必須用木板做臨時牆壁。演出節目當然是貝多芬和布拉姆斯。排練的時候，大家都很激動和緊張。旁聽的中國人興趣極大，當然也就產生了一些噪音。他們說話的聲音太大。卡拉揚罵起來，有時候他只是皺皺眉，他的助手們嚴厲斥責中國人。此外，他的幾位陪同人員的態度也使我想起早期殖民主義者的秉性，正如我的中國朋友後來私下告訴我的那樣。當然這種殖民主義者的裝腔作勢讓我感到特別不舒服，因為我能夠用中國人的眼光看待這一切，並能更好地深入瞭解中國人的秉性。
我們在北京逗留的第五天，在北京飯店大廳裡舉行了一次約兩千人的宴會。一位上歲數的女士，腋下夾著一個塑料包來到我面前，問我是不是斯特恩先生。她直截了當地說道：“你們的三重奏小組11月1日去哈爾濱。”我趕緊把我的兩位同事叫過來，他們簡直不能理解我們去哈爾濱的計劃仍然可以進行。對他們來說，這是一次冒險經歷：誰認識哈爾濱？什麼時候能在那個幾乎是世界終點的地方演出？
整個樂團飛回柏林，可是我們三個人卻飛向哈爾濱。在北京我們都買了一套典型的統一的藍制服（中山裝），同行的中國人看著我們覺得既好笑、又吃驚。許多人顯然都是第一次乘飛機，他們正襟危坐，帶著一點兒恐懼。行李箱裡母雞咯咯叫。
在哈爾濱機場，我們受到一個很大的接待委員會的歡迎。有幾個人以前認識我。還有一個我從前的學生。一輛大轎車把我們從機場直接送到政府招待所。一路上經過我熟悉的老地方——土坯房的村莊裡，人們已經穿上冬天的服裝，他們蹲在馬路邊，耐心地等候著永遠超員的公共汽車。這種情形沒有任何改變，彷彿三十年停在原地似的。
在招待所裡，我們的房間又大又漂亮。樓前立著一尊巨大的毛澤東雕像，伸出手臂指向未來。人們都在傳說，我是一個老“哈爾濱”。我要接受電視臺和電臺的採訪。還有一些老人，我和他們可以講俄語。城市變得更不像樣，許多東西沒有維修，一片衰敗景象。我彷彿看見了自己的父母親和那一群流亡者，那個正在沉沒的猶太人團體。
哈爾濱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城市，它只是一個灰色的大工業城市。那裡的文化生活，我所能經歷過的那一部分，和流亡者一起消失了。從事藝術的許多中國人離開了哈爾濱，現在生活在北京或上海那樣的“開放城市”裡。
哈爾濱人像歡迎一個來自未知的豪華世界的使者那樣歡迎我們。歡迎儀式使我感動，增強了我要幫助哈爾濱人並使聯繫不再中斷的決心。邀請單位叫“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友協分會會長就是黑龍江的女副省長。有人請我去友協在哈爾濱的辦公室，我們一起穿過我很熟悉的街道。
小汽車停在一幢大樓前，有人把我引到一個很寬敞的大廳裡，沙發和茶几都蓋著白色的菱形針織巾，上面放著茶壺和茶杯，在中國這很平常。在談話中，我說我要去廁所，一個人立刻站起來為我指路。當我告訴他們我知道怎麼走——這幢大樓就是我從前的音樂學院時，他們都目瞪口呆了！
談話集中在樂團缺少必要的工作條件上。他們有一個歌劇院樂團和一個小的交響樂團。他們的樂器情況很糟糕，缺少零件，沒有樂譜，甚至沒有條件複印樂譜，因此不得不用手抄。整個城市裡找不到一架半完好的三角鋼琴。我答應幫助他們，把他們需要的東西都記了下來。我和我的兩位同事還不得不給他們上課，翻譯稱之為“指導”。
我訪問了我的老住處。走進院子的時候，我走得很慢。後面跟著一個攝影小組和一大群人。
住在那裡的人都走出屋子，邀請我們進去——裡面和從前一樣冷。從前我住的那間小屋現在當了雞窩。我父母親住的臥室裡現在住著另外一家人，而當時日本人住的那間屋裡又住著另外一家人。廁所的情況十分可怕，連個門也沒有。馬桶上驕傲地蹲著一隻母雞。
我不得不走進每一個房間，人們鄭重其事地拉我進去，他們十分真誠。然後，我在一個窗戶上忽然看見了一塊我母親三十五年前從柏林帶來的窗簾的一角殘餘。我實在忍不住了，眼淚刷地就流了出來。
接著，我們去馬迭爾旅館。那原來淺黃色的牆壁被塗上一層陰暗的灰色，顯得有點兒陰森森的。從前這是一個很熱鬧的旅館，富人在這裡住宿或者吃飯。大廳裡可以看戲、聽音樂、聽歌劇和看電影。
我們在哈爾濱的逗留結束時，東道主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省歌舞團登臺演出了節目。女副省長、市長和市委書記，還有許多頭面人物都出席了。我們每人都得到一件中國樂器作為禮物，宴會特別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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