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出生於朝鮮的袁克文，自幼聰慧，7歲讀經，10歲做文章，11歲能詩賦，有“神童”之稱。他15歲來津，在3年居津的日子裡，師從名士嚴修、方地山，學業大長。18歲任法部員外郎，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為官。
袁克文是袁家的三姨太朝鮮人金氏所生，因為大姨太未生子女，所以克文從小便被過繼給大姨太收養。大姨太對這個兒子十分疼愛，他提出任何要求都會得到滿足。袁克文自幼聰明過人，作詩、填詞、寫文章件件皆精，寫的字也風流瀟灑。因此袁世凱對他有些偏愛，甚至一度想立他為“太子”。這些都造就了袁克文的揮霍、任性、驕奢淫逸的花花公子性格。最終他因反對父親稱帝而觸怒了袁世凱，父子關係從此疏遠。
古籍收藏：以精取勝
雖說生活奢侈，但袁克文的收藏卻能以精而勝他人。其以收藏宋元本古籍著稱，而且多為名家故物、珍籍秘冊，裝潢古雅，刻工精湛，為近代各收藏家推崇。
1912年，清末藏書家盛昱鬱將其所藏宋本悉數轉讓給友人完顏景賢，其中有宋張孝祥撰寫《於湖居士文集》40卷，薄綿紙精印，刻工剛勁，墨色淡古，為海內孤本。袁克文聞訊立即趕到完顏家以重金收購，唯《於湖居士文集》完顏不肯輕易出售。一時各收藏家競相登門爭購，吳昌綬出價400銀元求購不得，張元濟許以1000銀元也未能成交，傅增湘更是苦費心機，“再四往審視”，最後此書還是以1200銀元賣給了袁克文。
時間不長，袁克文就萃集了按頁論價的宋版書百餘種，名其藏書樓為“百宋書藏”，迅速增至200部後，遂更名為“皕宋書藏”。後又增收了宋代巾箱本（巾箱是古人放頭巾或零碎雜物的小箱篋，這種版本的書版面較小）《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孝經》《論語》《孟子》八部經書，這八部書字畫細如髮絲，精麗無比，袁克文十分喜愛，專闢“八經閣”庋藏。一時雲集京城的海內名家，紛紛前往觀視，贊為“建本之至精者”“延令書目冠首之書”。
宋刻本《唐女郎魚玄機詩集》（內頁）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袁克文除藏宋本外，還收有一些元、明、清各代版本之精品。清影寫宋刊本《漢書注》100卷，是藏書大家毛晉從宋槧本所影寫，格式大小一如宋本，字體尤為遒勁，筆畫更與宋槧本無異。民國初年，該書售價已達2000銀元。袁克文對它早有耳聞，1915年，當獲悉該書正在上海出售時，他立即派人火速前往，以3000銀元購得。書捧在手上時，袁克文興奮異常，欣然題跋“披閱一過，頭目俱爽”。
由於袁克文的身份和超強的經濟實力，袁克文收藏宋元本古籍，無論貴賤，一律收購。各地書賈聞風而動，爭相趨售。其聚書之速、藏書之精，令當年各藏書家望塵莫及，即使如傅增湘等前輩大藏書家，也只能自嘆不如。數年後，他竟一躍成為北方藏書名家。
錢幣收藏：“民國四珍”皆入其囊
受老師方地山的影響，光緒末年，袁克文對古錢幣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16年，開始收藏和研究。其蒐集之廣，考證之精，在收藏界自成系統。他收藏的王莽布泉、鉛泉、銀泉金錯刀、宣和元寶銀小平泉等，均為古泉界不可多得之精品。
袁克文從1926年初開始集郵，先是經天津郵商張維廉以1000銀元的價格，從德國僑民蘇爾芝手中購得數千枚郵票，通過外國郵票上的國徽標記、文字輔助辨認外國錢幣。後受集郵家周今覺編著的中華郵票會會刊《郵乘》的影響，涉足中國郵票的收藏，尤其著重收集早期華郵的珍品、孤品。利用特殊的社會地位，他時常赴中華郵票會物色郵品，每遇佳品，必傾囊而購。在集郵生涯達到頂峰時，他曾在《郵乘》上刊登“徵求廣告”，公開高價求購所需之品。因此，很快就成為顯赫一時的郵票集藏名家。
大龍闊邊郵票
紅印花小字當壹圓舊票
他藏品中的庫倫寄北京實寄封，是蒙古初設郵政第一次寄出的首日封；1886年自天津寄往德國，背貼海關大龍五分銀，正貼法國25生丁郵票，均為奇珍異品。而紅印花小字當壹圓舊票、大龍闊邊郵票全套、大龍郵票實寄封一批及“民國四珍”等世間罕見之郵品，也盡被他收入藏室。
1927年，軍閥張宗昌委派袁克文攜帶3萬銀元赴上海辦報。到上海後，他每遇珍品郵票，不吝重價競購，不到一年，就將辦報款全部揮霍，被通緝後，他被迫廉價典賣全部郵品，倉皇逃離上海，從而結束了短暫的集郵生涯。據說，美國郵商辛納爾以7000元現洋收購他的郵品，這個價錢還不及藏品市價的一半！而他的古泉收藏，後來也悉數抵押給了金城銀行。
對袁克文一生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他的老師方地山了，他們既是師生，又是摯友，更是兒女親家。方地山，江蘇江都人，清末民初學者，與弟弟方澤山齊名文壇，世稱“二方”。後得袁世凱賞識，被聘為家庭教師。在五龍亭袁家專館，方地山與袁克文一見如故。方地山恃才傲物、淡泊名利、桀驁不馴的脫俗性格，深深吸引了袁克文。他們終日與詩書為伴，飲酒聯詩，紋枰對坐，還以某典出自某書來設局賭勝負，以各自珍藏的古錢幣做花紅，勝者自喜，負者無憂。就這樣，他倆在一生中最閒適的一段時光裡成為莫逆之交。後來，袁克文之子袁伯崇娶方地山之女方初觀為妻。他們衝破世俗，免去聘禮，兩親家只是交換一枚珍稀古泉，就算是完成了定親之儀。
銀泉金錯刀
曇花一現 人過煙雲散
1916年袁世凱死後，袁氏家族政治勢力衰落。因為袁克文花錢如流水，所以他從父親那裡分得的十幾萬銀元的遺產很快就用光了。據說1918年時，袁克文到上海遊玩，一次花去60萬大洋。袁世凱臨死前曾經託孤給徐世昌，所以袁克文回來後，任“大總統”的徐世昌要拿柺杖敲斷他的腿。
後來寄寓上海的袁克文因生計日窘，藏書興趣隨之銳減，更不得不將其珍藏的善本古籍或抵押或轉讓。他的藏品宋刻本《唐女郎魚玄機詩集》，為清人黃丕烈舊藏，有多位名家題跋，是袁克文當年費盡心機以800元收購的。但因急需現款，他只得忍痛將該書和一篋古錢幣一同抵押給了友人潘明訓，得錢3000元。傅增湘聞訊後找到他，想以高價收購，袁克文遂將該書贖回，轉賣傅增湘。新中國成立後，該書幾經輾轉落戶於北京市圖書館。再後來，他甚至不得不靠賣字、賣文來維持生活。據說他的字寫得很好，三杯酒下肚，寫起字來縱橫馳騁，豪情奔放，大有蘇東坡之風。
1931年正月，袁克文因患猩紅熱後轉腎炎，病逝於天津河北區兩宜裡袁宅，終年42歲。平心而論，袁克文的嗜古與收藏，不是收藏家之好，而只是貴公子的一種消遣，一旦性情使盡就視若浮雲，雖然袁克文也曾學收藏家的口氣，刻過“與身俱存亡”之類的印章，專門印在他最珍愛的書上，但生活困窘之時，還是拿來換錢或者易物了。不過打從收藏之日起，袁公子收藏東西對於是否吃虧、貶值，都不怎麼計較。其實這種出於興趣使然，緣盡就不強留，不以是否吃虧贏利為目的的收藏精神，倒真值得現代人學習。
（原文刊載於《收藏人物》，編輯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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