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劍溫不勝

確實是悲哀，“改稻為桑”本來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但是隻要去實施，從一開始就註定要歸於失敗，這就是大明王朝的悲哀。

來個長篇大論吧。

《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為桑是虛構的歷史事件，但卻真實反映了當時明朝嘉靖年間的朝堂與社會的現實狀況。

大明王朝的朝堂內部剛剛經歷了一場生死搏殺，在這場激烈的對抗中，以徐階為首的清流首先發難，卻在嚴黨的嚴防死守中節節敗退，嚴黨趁勢反擊，眼看清流就要一敗塗地，緊急關頭，嘉靖出場，挽回了局面，並與嚴嵩達成默契，嚴黨放清流一馬，繼續維持著朝堂的平衡局面。

政治平衡可以繼續延續，但財政吃緊，虧空嚴重，但國庫沒有辦法憑空變出銀子來。

歸根結底，缺錢。

內閣首輔嚴嵩提出了“改稻為桑”的主意。從經濟角度算賬，改稻為桑確實能夠提高財政收入，還能供給洋商的絲綢訂單，是利國利民的好事。

嘉靖很高興，同意這個建議，專門強調不要加稅，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負擔。

但這個事情有弊端嗎？弊端很大，但徐階和張居正已經發現了問題所在，卻沒有一個人提出來，而是默許通過了。他們根本沒在乎這個計劃的可行性，而是著重於如何擴大對手的漏洞。

上層不經考察，拍拍桌子定下方略，但到了下面基層，執行中就出大問題了。

落實政策的地方官員胡宗憲就首先感到不妥。他認為：此事太過操切了，如果用三年時間，逐步緩改，在操作過程中發現和解決問題，還是有成功的希望。但是上面卻要求一年之內出成果，這很不現實。

如果僅僅從紙面計劃上看，改稻為桑真是個好事情，不僅增加了朝廷的資金，農民的收入也能提高，還振興了整個織布行業，紡織資本家也能賺到不少錢，從朝廷到地方，從官員到百姓，本應該皆大歡喜。

真的那麼美好嗎？不見得。

政策是個好政策，執行起來可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於是，各路神仙紛紛登場，拉開一幕轟轟烈烈的大戲。

以前討論過嘉靖搞的三角權利平衡的政治格局。朝廷由三種權力派系構成：嚴黨、清流、司禮監。嚴黨與清流互相牽制爭鬥，司禮監從中諧調和監督，看到哪方要倒了，就上去扶一把，哪一方勢力太漲，就去摁一下，始終維持著這個三角平衡。

咱們看看，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嚴黨、清流、司禮監都做了些什麼，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

一、嚴黨

高層（決策）：首輔嚴嵩。

中層（監督管理）：嚴世蕃

基層（貫徹落實）：鄭泌昌，何茂才

政策下放到基層，執行政策的嚴黨基層官員不顧浙江商賈和農戶的實際情況，要求當地作坊一年之內織出五十萬匹絲綢。

為什麼時間要求這麼緊迫？胡宗憲的三年逐步緩改不是挺好的嗎？

當然要時間緊迫，如果三年逐步緩改，利益就都讓朝廷和老百姓得了，執政官員和地方上的富商和豪強怎麼有機會從中獲取暴利？

改稻為桑，種桑比種稻利潤高很多，那麼田地越多，獲利就越多，富戶和豪強當然想多佔土地了。多佔了田地，再讓原有土地上的農民租種當佃戶，是不是就賺大發了。

紡織資本家們也很贊成，因為管理桑田的人手比管理稻田要少得多。有一部分農民就會失業，失業了就要找工作，紡織廠正好僱來當廉價勞動力。

官員們也很贊成，通過土地的買賣，這些富戶、豪強、商人們想獲得土地，就要經過官員們的手，官員們就能大筆大筆地拿回扣。

但是老百姓可不同意，人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種桑，自己收繭，自己賣蠶絲，為什麼不自己賺錢呢，非要賣給你富戶地主和豪強？

三年緩改，老百姓就能逐步得利了。

這可不行，要逼著老百姓把田地交出來，就必須有所要挾，怎麼要挾？現在就執行政策，毀掉稻田，你賣了田，給你錢，你買糧活下來。你不賣，今年沒有收成，餓死你全家！

夠不夠混賬？

為了快速推行改稻為桑，當地官員派人騎著戰馬踐踏秧苗，但戚繼光火了，把兵調走了。

嚴世蕃和鄭泌昌、何茂才乾脆下了毒計，竟然毀堤淹田，借天災釀了人禍。地主豪強們藉機低價收購甚至巧取豪奪農民田地。

兩縣被淹，百姓生存立即成了大問題。沒有糧食，活不下去了。

農民的怨恨:

“今年青苗已經下去了，要改桑只能等明年，你現在就讓我改，不改就毀堤淹田，現在改桑，到時候沒糧食吃，餓死了找誰去？難道去吃桑葉嗎？朝廷哪能這樣做事？”

中國古代皇權專制下的農民，以食為天，吃飯比什麼都重要，能不餓肚子就是盛世，千恩萬謝了。莊稼、土地，這是他們的命根子，只要有土地，莊稼收上來，即便苛捐雜稅，他們也不會造反。農民習慣了這種生存方式，滿足於自給自足。他們輕易不願意折騰，他們更願意做順民，可受欺負、受委屈的總是是農民。

毀堤淹田，這就是要絕了農民的命根子。

嚴黨的論調:

“改稻田為桑田是朝廷的國策，你們要麼自己改，要麼賣給別人改，死一千個人，一萬個人，全浙江的人死絕了也得改！”

敢於反抗的，就扣上通倭的帽子，殺一儆百。

“改稻田為桑田，上利國家，下利你們！這麼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還聚眾對抗！現在明白了，原來是有倭寇在煽動造反！”

地方大員胡宗憲急了眼，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治下的老百姓遭此災噩，他開始向朝廷請求支援，並四處借糧。

那麼，掌管朝廷糧食的清流們又如何對待呢？

二、清流黨

高層（決策）：徐階、張居正

中層（監督管理）：趙貞吉

基層（貫徹落實）：海瑞、王用汲

清流高層的態度：

當此百姓危難之際，向來與嚴黨水火不容，鬥得你死我活的清流高層，徐階、高拱、張居正首先想的不是拯救百姓，而是要擴大事態，以釀成更大惡果，好捉住嚴黨的把柄。

淳安、建德兩縣受災，數十萬災民飢寒交迫，無家可歸，地方大員胡宗憲設法籌糧賑災。他首先向戶部請求調糧賑災，被徐階和高拱搪塞，暗示其無糧可調。

而張居正在裕王府議事時說出了清流的真實意圖：

“

“乾脆讓浙江亂起來，就當做我大明朝身上爛了一塊肉，這塊肉一爛，嚴黨這個膿瘡，就到了該擠的時候了。”

幾十萬人的生死，在這些高層眼中也就是一塊爛肉。就是為了朝堂上的爭權奪利，置萬千黎民之生死而不顧。

這就是清流，要餓死窮苦老百姓們，這一點上，他們的意見與嚴黨竟然是完全一致的。

即然清流的高層不允許賑濟災民，可想而知中層又是怎樣的態度了。

徐階的門生、胡憲宗的好朋友，魚米之鄉的父母官，時任南直隸巡撫趙貞吉，當胡宗憲前往江蘇借糧，趙貞吉這樣答覆：

“一百船、兩百船糧，江蘇都拿得出，卻不能借給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給你。”

“兩邊的人都不願意我借糧給你”。

災區的老百姓被兩道鐵閘夾在了中間。

一邊是嚴黨，毀堤淹田，逼迫農民們賤賣田地，表面上為了執行國策，改稻為桑，實則是為了土地兼併，從中獲取暴利。

一邊是清流，拒絕救災，迫使老百姓因飢餓而鬧事，激起民變。為了抓住嚴黨的把柄，打擊嚴黨勢力，爭權奪利。

他們政見不同，行動一致。

胡宗憲為救災民而東奔西走，卻四處碰壁，一無所獲，萬般無奈之下，唯有一聲長嘆：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那麼，做為平衡嚴黨和清流勢力的司禮監，他們代表的是皇權，又是怎樣的態度呢？

三、司禮監

高層（決策層）：呂芳

中層（管理層）：楊金水

基層（執行層）：李玄、沈一石

司禮監做為嘉靖皇帝的權力代表，也是皇帝的大管家。他們為皇帝謀取利益，當然也從中截流，為自己牟利。

即然司禮監是起維繫嚴黨與清流之間平衡的作用，在這樣的事情中，自然少不了他們的身影和作用。

江南織造局兼浙江市舶司總管太監楊金水，就是司禮監方面的人。他被派往浙江，一是為了皇上管錢，撈銀子，二是充當眼線，監督兩黨人員的一言一行。

毀堤淹田是怎麼回事，楊金水心裡很清楚，但他心裡想著的是洋商的訂單和紡織商的絲綢，災區老百姓的死活與他沒有半毛錢關係，他是毫不在意的。

但是，為了平息事態，上面當然要追究責任，而司禮監是負有監查責任的。按照大明朝官場的一貫的德行，責任儘量往下摁，基層人員當然是首當其衝的替罪羊。

楊金水交出了自己的手下李玄頂罪。

小太監李玄是河道衙門的監管，說良心話，即使工程款項上有貪腐，但河道都是去年剛修的，固若金湯，再不濟，怎麼可能這麼快就決口呢？

但要下決心讓你擔責任，就要想方設法讓你栽進去。

楊金水這樣說：

“世上哪有金湯一般的河堤？有些事不上秤沒有四兩重，上了秤一千斤也打不住。”

為了掩蓋毀提淹田的實情，決堤的原因說成是河道失修。

最沒有背景的底層人員被拿出來頂缸殺頭。

但這畢竟是件通天大案，一旦到了嘉靖親自過問的程度上，皇上是不允許欺瞞的，楊金水面聖，又把責任推給嚴黨。

嘉靖帝明白他的苦心：

“這個楊金水還是得力的。”

為了給毀堤淹田畫上句號，犧牲了馬寧遠、常伯熙、張知良跟河道監管太監李玄。

司禮監犧牲了體制內的基層人員李玄，而體制外的人員是怎樣的結果呢？

四、明朝商人沈一石

浙江首富沈一石，也參與了此事，他的主要目的當然也是兼併土地、獲得廉價勞動力、擴大生產。

但在大明王朝，做為一個商人，參與到這種深涉政治鬥爭的事件中去，他就很悲哀地成為了政客們手中的棋子。

用之，棄之，掠之，殺之。

沒從改稻為桑裡得到一分錢的好處，反而搭上自己最後的財產。海防急需軍餉，失敗的施政又需要承擔者，沈一石就淪為了眾矢之的，所有的人都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是獻上祭壇的最佳牲品。

嘉靖點頭，眾人讚許，獲罪抄家，一代首富，葬身火海。

做為商人，沈一石有錯嗎？

其實沈一石就代表著無數明粉口中所謂的“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

沈一石和別的那些奸商有著本質的區別，沈一石是資本主義代表，他是要為這個國家和老百姓創造價值的。

但是，在大明王朝的土地上，這種“資本主義萌芽”根本就沒有任何可以生存的土壤。

很悲哀，沈一石遵守著這個國家對待商人最嚴苛的法令，穿著布衣，喝著冷水，吃著最劣質的食物，守著最低等人的禮節。

做為司禮監的編外人員，沈一石以他商人的眼光，早已看出改稻為桑是一步死棋，他也自知難逃一死，用自己的生命和最後的財產導演了一出大戲，先是打著織造局的旗號去買地，後又改為了奉旨賑災，最後在層層盤剝，重重壓力之下，成為了腐朽的大明王朝的獻祭。

熊熊烈火中的沈一石憤怒的遺言：

我大明擁有四海，倘使朝廷節用以愛人，使民以時，各級官員清廉自守，開絲綢、瓷器、茶葉通商之路，僅此三項即可富甲天下，何至於今日之國庫虧空!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便掠之於商！

這片土地上，根本沒有資本主義的活路！

海瑞審案，楊金水發瘋。

那麼大明王朝的清官能救了老百姓嗎？

五、大明清官海瑞

嚴格意義上來講，海瑞不屬於那些所謂的“清流”。

如果以現代觀劇者的眼光來看，海瑞其實是

海瑞肯定不屬於那幫“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三無扯淡派的範疇。

在這個劇中，海瑞代表著一個問題：如何在明朝當時的體制下，調整結構，把明朝從逐步走向覆滅的道路上挽救回來。

咱們來看看如果真的要挽救明朝，海瑞應該怎麼辦。

改稻為桑，嘉靖發現問題了沒有？發現了。

但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嘉靖關心的是：在不引發內亂的前提下如何緩解財政危機，增加收入。

嚴黨關心的是：如何通過改稻為桑而搞腐敗，牟取利益，敷衍皇上。

清流關心的是：如何通過改稻為桑，激起民變，擴大事態，打倒嚴黨。

富戶豪強關心的是：如何通過改稻為桑，兼併農民手中的土地。

奸商們關心的是：如何通過改稻為桑，把農民變成失地流民，最終成為廉價勞動力。

有沒有任何一方，考慮過老百姓的死活？

所有的利益集團都是以改之名，坑害百姓。

而造成這種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大明王朝的祖制國策。

海瑞發出這樣的怒吼：

“鄭泌昌、何茂才以及他們的前任官員僅在織造局沈一石一處貪墨受賄就達幾百萬之巨！還有田土賦稅，鹽鐵課稅，還有運河堤壩工程，查起來貪墨者更不知多少！

不錯，他們都是嚴黨的人，不只浙江，兩京一十三省還有更多他們這樣的人。他們為什麼就能夠二十多年肆行貪墨而愈貪愈烈？就是因為在他們的前面還有更多揮霍無度之人！

從大明朝開國至今，親王、郡王、皇室宗親遍於天下。按照規制，一個親王每年就要供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緞四十匹，紵絲三百匹，絹五百匹，紗羅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還要一千匹。其他各種開支更是不勝繁舉。你們算過沒有，一個親王耗費國帑便如此之巨，那麼多的皇室宗親耗費的國帑又是多少！這些皇室宗親、宮中宦官、各級官吏所兼併之田莊佔天下之半皆不納賦，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卻要納天下之稅，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

就拿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糧米六十二萬九千石，可供給皇室宗親府衙祿米卻要一百二十三萬石。以兩年存留之糧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祿米。

北方俺達年年侵犯，東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可將士的軍餉糧草卻要東挪西湊！這些事情如果只參劾嚴嵩、參劾嚴世藩能說得過去嗎？

就像譚大人所言，歷來參劾嚴黨者都因牽涉皇室反罹其禍。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為他們只敢參嚴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嚴黨能夠藏身大弊之後肆行貪墨而不倒。

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個嚴黨還會再有一個嚴黨！

嚴黨要參，皇上要諫，致君父為堯舜，免百姓之飢寒。

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

這樣的道理我不明白為什麼就不敢向皇上進言？！

譚大人說我偏激，這就是我的偏激。請譚大人將我的這番話轉稟趙中丞，也可以轉稟裕王、徐閣老、高達人、張大人。倘若因此獲罪是我海瑞一人之罪，與你們皆無關係。我海瑞無黨！”

海瑞的清醒在於看清了大明王朝腐朽到根子裡的皇權祖制。

但這個，能改嗎？

忠君愛國是美好的理想，勤政愛民是為官的本分。

大明王朝一次又一次以犧牲小民為代價，換取整個王朝的顧全大局，真的可行嗎？

“顧全大局”四個字，讓大明王朝的政治格局陷入了死循環，政治生態逐步腐爛，最終再也無可救藥。

而老百姓不會永遠都容忍自己像螻蟻一樣被鄙視，被輾死和拋棄。

結論：“改稻為桑”的政策，從開始實施的那一刻起，就註定了必然失敗。

饞嘴肥貓鏟史官

胡宗憲剛開始就是就覺得改稻為桑是死棋，因此，他派了戚繼光去把那些改桑田的兵給調了回來。楊金水，鄭必昌和何茂才過來追責，胡宗憲問了這樣幾個問題。

胡宗憲：“以官府的名義向米行上的米市借貸一百萬擔糧食，現在借貸了多少啊？”

鄭必昌：“很少，都說缺糧。”

胡宗憲：“從外省調的糧食呢?”

鄭必昌：“和往年一樣，一粒也不願意多給。”

最後胡宗憲是這樣分析的，“

為什麼胡宗憲覺得改稻為桑是步死棋?首先弄清楚改稻為桑這個國策是怎麼來的？改稻為桑最直接原因在於國庫虧空。御前會議，嚴黨和清流為雙方進行了激烈的交鋒，嚴嵩順水推舟把張居正給算計了，提出改稻為桑的國策，而嘉靖則默許，君臣二人一唱一和才弄出這個國策——讓農民把稻田改為桑田，然後用生絲織成絲綢，去和西洋商人換銀子。

如果財政的虧空能夠通過君臣二人這樣拍腦袋想出來的辦法解決，那才是不正常了。所以從根源上來說改稻為桑便不大能夠成。這本是嚴黨和清流在御前會議上爭鬥而產生的，很多具體的細節，無論嚴黨，還是清流，根本都沒有想清楚。雙方只是把這當做黨爭的工具罷了，所以死多少人不過是個數字。

假設一下，如果胡宗憲和清流都按照嚴世蕃的意思去做，他這樣強行賤買數十萬百姓的土地，能不出亂子麼？即使最後換回了幾十萬匹絲綢，嚴世蕃能倖免麼？

再看改稻為桑的具體措施，嚴世蕃根本就沒有想過拿錢買老百姓的地。朝廷缺銀子，能從哪裡來？自然只能委屈老百姓了。所以他只是想賤買老百姓的田地，這樣才能夠解決國庫虧空的燃眉之急。正如胡宗憲前面分析的一樣，他們根本沒有準備足夠的糧食來買田，而是想逼著老百姓去改。如果老百姓真的按著他們說得去做，等到了老百姓把自己糧食吃完以後，必然沒有糧食。這個時候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自然會把改好的桑田全都賤賣了出去來換糧食活命。

老百姓要是活不下去了，容易造成民變。因此胡宗憲提出了要慢慢改。可是嚴世蕃等不急呀，畢竟國庫虧空，嘉靖又大把大把的用銀子。所以他趁著端午汛毀堤淹田，目的也是為了能夠賤買老百姓的田地。很多人看到這裡會問？為什麼不能通過正常途徑來買？第一，嚴世蕃依靠的是沈一石的財力，當時沈一石的財力是做不到的。第二，嚴世蕃如果想要手底下的人去幹活，自然是要有好處的。按照正常途徑，辦這些事情的人能有什麼好處？如果沒有好處，誰會去幹？

這便是現實的困境。嚴黨手底下的人為什麼要依附嚴黨？說白了就是替嚴黨幹活能夠得到巨大的好處。這些人能夠聚集起來，說白了都是利益，嚴世蕃也管不了他們。改稻為桑這麼大一個工程，嚴世蕃不能從財政上撥款下來，這些官員自然會從老百姓那裡弄錢。以後來的鄢懋卿巡鹽為例，他們一共貪汙了200萬兩銀子，嚴嵩拿了三分之一，鄢懋卿自己拿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送到京師去打點了。

嚴世蕃幹這種事情，正是嚴黨和清流鬥爭異常激烈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嚴世蕃必然會受到清流的打壓。比如高翰文、海瑞，王用汲便是最好的例子。這個時候，改稻為桑已經成為了雙方爭鬥的焦點。

對此問題你有什麼不同的見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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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什麼

雖然這個劇情是《大明王朝1566》中虛構的一個狀況，但確實具有討論價值！

改稻為桑本該是利國利民的好事，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個叫做產業升級！

按理來說，種桑與種稻相比，利潤更高，相當於提高了土地的利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既能提高百姓的收入，也能提高國家的生產種植，是天大的好事！

那麼為麼嘉靖、嚴嵩等人推行的改稻為桑會失敗？個人分析，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點：生產力的限制

這一點，是最基礎的原因！產業升級本沒有問題，但是在明朝的生產力情況下，問題卻很大！

無論任何時候，糧食都是關乎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嘉靖時期的明朝，中國的糧食作物是以水稻和麥子為主。

實際上，水稻和麥子的產量在世界主要的糧食作物中都是偏低的，哪怕是現在的雜交水稻，也不過畝產千斤而已，和玉米、紅薯、土豆之類的無法比。

而玉米是在嘉靖35年傳入中國，紅薯是在萬曆年間傳人中國，等到大規模種植已經是乾隆年間的事情了。

而隨著玉米和紅薯的大規模種植，乾隆年間的中國的人口出現了極速增長，到乾隆末年在冊人口已經到了3億之眾。而明朝人口的巔峰，根據不少專家推斷，在1.5億左右。

所以，嘉靖嚴嵩要改稻為桑，勢必會減少糧食產量，那個時候，可不是有錢就能買到糧食的，因為總量就那麼多！

2、急功近利

如果嘉靖嚴嵩能搞個五年計劃、十年計劃，慢慢的來，改稻為桑也許能夠順利的推行！

畢竟一步一步來，老百姓還能能接受的。比如說一戶人家手裡有10畝水田，分十年來改造，就有一個緩和期，老百姓也還能有飯吃，也能觀望一下改稻為桑是否真的的能行！

可是，嚴嵩一黨偏偏要在一年之內完成改稻為桑，這簡直就是要了百姓的命啊！

3、無視百姓

至始至終，從來就沒有人關心過百姓的感受。閻世蕃為了儘快改稻為桑，決堤毀田，逼迫百姓把田賣給商人！

土地就是老百姓的根本，沒了土地，老百姓吃啥？要改稻為桑也可以，可以租他們的土地，可以搞公司+農戶的合作模式。可是逼他們賣土地，這是萬萬不行的！

而以徐階為代表的清流高層，他們只想用改稻為桑來扳倒嚴嵩，百姓的利益，再說吧！

胡史亂翔

事在人為這句話，再過一千年都不會被摒棄，錯在嘉靖，因為他玩權術導致腐敗根源，說白了，一將無謀累死千軍，他把智商都要在大臣身上搞權術了，閒下來還得修道，心裡根本就沒有百姓沒有好好治理天下，國庫空虛了，知道缺錢了，大家想法子，錢從何來，百姓，不管他怎麼做，做多好的都是在收刮百姓不斷的重複罷了，政策訂下來嘴上說的好點，回頭執行人承擔，而他沒錯，海瑞罵得一針見血，天下之錯錯在你一人，錯在根源，字字見血，罵他執政到現在所作所為，最後得了一個無父無君的罪名，這也簡介說明嘉靖認下了自己所做的糊塗事悔之晚矣！！嘉靖不殺海瑞還好海瑞反腐名流千古，殺了就是千古罪人，殺了海瑞就是殺了祖宗留下來的法律規律，因為海瑞所做一切就是代表大明律法，嘉靖！是權術大師，執政太差了，他的下二代拼死努力都沒挽回國庫虧空，沒錢沒兵！！！

中道看人生

經濟學上有個名詞，叫做資源再分配，改稻為桑就是一次資源再分配。

在改稻為桑之前，資源鏈條上能夠分配到的各方分別是，農民，商人，當地官府，嚴黨，朝廷，皇帝。各方都能兼顧到，沒有撐死的，也沒有餓死的。

那為什麼要搞改稻為桑呢？因為皇帝嘉靖帝覺得他分得太少了，朝廷分的也不夠，所以要搞資源再分配，他想多撈點。

改稻為桑以後的各方是哪些呢？

商人（絲綢商），當地官府，織造局（皇帝），朝廷，嚴黨，皇帝，這次皇帝嘉靖帝拿得多了，還拿兩份。

發現什麼問題沒有？農民什麼也沒分到。

農民該分的那份跑哪去了？跑嘉靖帝那裡去了。農民什麼也分不到，那農民只有兩條路，要麼死，要麼反。

這時候，不管誰派到浙江去，都得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要不把農民逼死，要不把農民逼反，而無論那一條，回到朝廷那裡，那還不是死罪？第二個問題，不想讓農民死或者反，就得從嘉靖那裡把他多拿的那份要回來還給農民，這下就得罪了嘉靖，死得更快。

所以，無論是誰，有天大的本事，如果陷進來，想全身而退都是不可能的。

進無可進，退無可退，此之謂死局！

所以這次改稻為桑註定會失敗，根源在於皇帝太貪婪，朝廷太腐敗。而不是誰搞，用什麼手段搞的問題。胡宗憲早就看出來。就算換張居正來搞，也是搞不成的，只要嘉靖不鬆口，就一定會失敗。

想搞定，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打倒嚴黨，把嚴黨那份分給農民，二是把這個差事直接給織造局，把當地官府那份分給農民。

結果鄭必昌何茂才那兩個蠢貨去搞商人，可見他們眼光太差了，沒搞掉商人，把自己的性命搭上了。

為什麼不能搞商人？因為商人是生產源，搞掉了商人，大家所有人啥都分不著。

如果我是當地官府，想活命，只有把自己那份拿出來分給農民，具體方法就是，把地租給農民種桑，農民種桑樹除了上交剩下的那點，就是當地官府那一份。

西堤君

我覺得我們先不要輕易下結論，改稻為桑一定會失敗。我們單純的從改稻為桑本身上來看，到底能不能施行？答案是肯定的，改稻為桑能做。

改稻為桑最主要的作用是為養蠶大戶提供桑葉，養出的蠶絲提供給江南織造局織成絲綢賣給西洋換回銀子。這已經是較為簡單的市場經濟雛形了。

按正常維穩的做法，稻農變成了桑農，自家的糧食變成了桑葉換成的銀子，銀子也能買糧食。而且種桑的收入會更高一些。自然百姓也能接受，商人和國家也能由此多掙一些錢。改稻為桑會慢慢的被大家所接受，稻農轉化成了桑農，富餘出來的稻農隨著發達的絲綢產業進入產業鏈；隨著絲綢業的大興，大戶商人會逐漸兼併桑農土地，桑農看著自己原來的親朋進入絲綢產業鏈，自然也會進去。逐漸逐漸的，資本主義萌芽就形成了。改稻為桑雖然是虛構的故事，但明末中國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卻真實發生。

可是，最後改稻為桑做不成，原因何在呢？

1、政策執行者利益燻心，處事操切。借推行國策，行貪汙肥私之事，嚴黨豈能不倒？國庫虧空已經成了那樣，嚴世番貪錢不要命。這樣的改稻為桑急功近利，毫無章法，絲毫沒有考慮百姓，浙江官場還想借此大撈一筆，這事情辦不了。

2、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沒有做好。中國幾千年的農耕文明確實燦爛，可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節也很盛行。沒有土地就沒有飯吃，沒有飯吃就沒有活路。老百姓看不到改種桑田有什麼實質性的收益（本應該是有的，但嚴黨那麼搞，老百姓只能死）。本來官府可以合理勸導失地稻農轉入絲綢的產業鏈，謀得一份工作，有了收入，至少不會立馬餓死。

3、黨爭。為什麼搞不成，黨爭是很大的一個原因。本來改稻為桑就是黨爭的產物。嚴黨要改稻為桑，清流一黨死活不讓改，各種下絆子。這也就看出來，清流們的眼界和格局。如果想倒嚴，就得想辦法把改稻為桑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努力。結果內閣會議屁都沒放，下來可勁兒拉胡宗憲把改稻為桑搞黃。其實在這些士大夫心裡，守土地的思想比誰都嚴重，輕視商人比誰都嚴重。絲毫看不出來改稻為桑其實是個不錯的機會，既能上利國家補虧空，下利百姓保民生。一天就會抱著聖賢書“揮斥方遒”，殊不知事情不是說出來的。從倒嚴以後，徐高張的行事能力上看，文人清流耍耍嘴皮子可以。

4、糧食。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明朝中後期全國人口一億人上下，一億這個數字一直維持著。為什麼？中國的土地就能養活這麼多人。在糧食結構沒有大的變化時（紅薯還沒有來中國呢），在減少糧食作物的面積，無異於逼百姓去死。明朝中後期還趕上了小冰河期，本來糧食就不多，況且質量也不好。讓浙江改稻為桑，沒有糧食，屁都不頂用。

綜上，改稻為桑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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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劇情需要，顛倒黑白唄。歷史上太平年間，農民總是傾向於多種經濟作物賺錢，根本不用朝廷推動。只有饑荒了，戰亂了，才會出現造反的，起義的，乃至朝廷本身等各方勢力以軍隊為後盾，把刀架在農民脖子上，逼迫他們毀掉自家的經濟作物，改種糧食。

蕭欽鈞

改稻為桑：其實就是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關鍵是徵地與補償。嚴家和宮中，想出水淹稻田～毀田的缺德事，就是為壓低地價～減少土地補償款。。從整件事來看，最大的問題：就是腐敗引起～專項補償款被挪用。。楊金水已經拿到定金了，但是省府一干官員，想低價徵地～高價賣田，賺取差價，填補地方財政虧空（當然買田的也有官員的乾股）。。於是一個非常好的改革措施，因為地方政府的腐敗～和中央的市場壟斷（織造局），最終破產。。如果像現在的農村政策一樣，引導市場資金投入，嚴格執行專款專用，監督土地補償款的落實，其實是多贏的局面。。

唐僧324

改稻為桑是解決國庫空虛的一個舉措，但這個舉措沒有結合實際，不顧老百姓死活，只能是一種空想，加上當時的體制腐敗，君權至上，沒有工業，只有農業，生產力不發達，老百姓交不出稅，政府沒錢過日子，所以就不顧一切……

善良的男人42100579

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改稻為桑沒有可操作性。改稻為桑從理論上講是對的，於國於民都有好處，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因為政府在主導，巨大的利益，會引發各級官吏的貪汙中飽私囊，以至於把一個好政策變成擾民的行為。宋朝王安石的青苗法改革也是如此，在青苗時向官府貸款，秋收時用收成還，其實是政府做買賣，這非常容易滋生腐敗。政府是管理，制定規範的，不能參與市場運作，兩者職能不同，硬摻合進去，兩敗俱傷：市場被破壞，政府權力走向歧途。胡宗憲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市場，但是他看到了這個政策的副作用，所以他開始反對。明朝的財政問題是個頑疾，文官體系內鬥無限，沒有精力解決，皇帝更是昏聵於上。李自成不斷組織起隊伍，根本是民眾無法生活，只能鋌而走險，朝廷為此要進一步增加稅負，民眾生活更加困難，形成惡性循環，明亡於內，而不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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