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维舟（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

每到了节后返城的时刻，翠花们重新变回了Tracy——通常还带着回乡见闻的深深感慨。

他们的身份使他们既能作为内部的知情人察觉那些新的变化，又能从一个外部的视角进行评判。不夸张地说，这些回乡见闻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下中国的基层社会正在发生多大的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在农村和小城市、又是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现象，最能强有力地说明我们这个国家以往最难触动的地方也已发生了改变。

这些直观的经验观察所涉及的地域天南海北，话题故事林林种种，除了谈论家乡的新变化外，并没有一致的主题，不过至少有一个常常若隐若现、也容易激发讨论的基调：农村的衰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对这一状况的深切忧虑、对自己家乡和亲人不幸遭遇的无力感，通常还有一种“美好往昔一去不复返”的失落感，倒似当真印证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句话。

改变自己家乡落后面貌曾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愿望，但当家乡确实发生改变时，许多人的反应却仿佛他们是失落了一个天堂，而不是一个落后的乡村。

故乡的变化究竟是好是坏

在此必须要事先说明的是，在叙述故乡所发生的变化时，具体有没有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那是一种事实判断；但这种变化好还是不好，那可就复杂了，它是一种和我们的观念交织在一起的价值判断。

举例来说，如今人们普遍觉得过年不如以往热闹了，年味淡了（事实判断）；有些怀念以往那种年味浓厚日子的人认为这是不好的变化，但另一些宁可自己自由过的年轻人却可能觉得这是好事（价值判断）。

明白这两点的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在叙述中都会不知不觉将这两者混杂在了一起——平心而论，完全不夹杂自己的价值判断恐怕也极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并不奇怪的是，越是那些热切关心家乡、对它往日的景象深深怀念的人，就越容易倾向于把现在发生的许多变化看成是“问题”，在与以往那个“淳朴”的乡村作对比时也就更难以接受这些变化，进而忧心忡忡地认为农村是“衰败”了。

问题在于：

2017年春出版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可能是近年来最完整系统地从这个角度进行叙述的一本书。作者黄灯以两湖平原的三个小地方为观察点，展现了自己乡村里的亲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命运。

在她看来，农村的问题几乎无所不在：城乡差距拉大，乡村在各方面加深了对城市的依赖；乡村风俗摇摇欲坠，缺乏自身恒定的价值观，而被城市的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攻陷，新旧价值观交替之际风气败坏，带来精神上的绝望与无奈；农村组织溃败，缺乏有效监督使农村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完整家庭结构的瓦解，造成老无所养和留守儿童，亲情、责任感和爱的缺失在代际传递；债务、赌博和买码等造成的人伦悲剧和利益纠纷，进一步破坏了熟人社会的关系；资本侵蚀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年轻一代虽有农民身份，却没有了土地，既不会务农也不愿务农；随着乡村教育资源的凋零和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时功能的下降，农村家庭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结构性困境。

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她的心态常常陷入矛盾：她既感慨乡村“垃圾处理的无效和无力”，又承认村里的卫生条件比十年前“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她希望每个人通过自己努力得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但又忧虑199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流动导致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使得原先那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眼看着难以维系下去；她一方面哀叹现实中教育已越来越难有助于人改变自身命运，回报率似乎越来越差，但另一面又不断强调应重视教育，然而，最终她又承认现代教育的结果“实际上一直以另一种隐蔽的形式将乡村掏空，不但带走生于此地的人才，而且让他们从价值观上确认乡村的落后，从而使得乡村陷入万劫不复的文化自卑”——也就是说，教育越成功，优秀人才就越会离开乡村，而不是留下来滋养乡村。

不难料见，她在对比之下的基调相当悲观：“在我记忆中，故乡虽然说不上富裕，但绝对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情味极浓，而且风气良好的地方”，“但最近几年，我却深刻地体会到故乡变了，故乡烂了，烂到骨子里了，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谁都能感受到这块土地的无序、污浊和浮躁！”对此，她开出的药方是：

客观地说，她所说的很多现象和问题的确存在，这些年来像黄海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等社会学研究，也讨论过乡村社会出现的劣质化，至于留守儿童问题、赌博风气盛行、人际关系疏离等等，则更是人们广泛承认、因而能引起普遍共鸣的话题。

不过，她把故乡原先的状况描述为“人情味极浓、风气良好”，而现状则是“无序、污浊和浮躁”，则是一种宣称为事实判断（“真实图景”）的价值判断，因为她在比较时，只偏重了其中的一面——例如，原先那种人情味极浓的社会，可想而知也是对个人束缚更大的社会，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却能容许个人拥有大得多的自由。

我们所身处的当下，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在这样的洪流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对此的反应则因人而异。

历史学家王尔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说过，中国保守倾向有一种共通的感觉，就是社会退化观，认为“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于是试图以其使命感力挽颓风；但他强调，近代世势本就在快速嬗变，“递新之变化或足以充实原有文化质量，此类情形，粗观则只见人事日非，则必视为江河日下；己身不求适应或不能适应，遂并视为世衰道微。实本观察之错误，乃慨叹今不如昔，衡量社会之变动，又误以为转向退化，则不免自陷蔽锢。此亦反映保守倾向之普遍心理，且正为保守者膏肓之病根”，殊不知他们扼腕痛惜的社会变迁之下，新的生命正在孕育之中，“此种把文化变迁现象视为退化，是历来保守人物最普遍的错觉，同时也正是一时代观念冲突的重要关键”。

确实，任何时代的社会变迁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而没有“坏的一面”，何况这“好”和“坏”的判断原本就基于人们不同的价值观。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好坏兼有的无情历程，有时甚至很难说它究竟是好是坏。只有接受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变化。

现代化没有回头路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农村的确“衰败”了，但这却不见得是坏事。

这种“衰败”，最首要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祖祖辈辈以来作为唯一谋生手段的农业劳动。经济学者胡景北论证说，中国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1978-2015年间，中国乡村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从92%下降到了59%——也就是说，许多人即便仍生活在乡村，也不再务农。

这本身当然就是四十年来乡村变迁的结果，但又对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既然那么多人离开了土地开始流动起来（不然何来那么壮观的春运大潮？），那么原先那种血缘群体在一个小地方密切频繁互动的状况就不可能了，家族乃至大家庭肯定会逐渐瓦解，亲情势必淡薄——你一年才难得见一次堂哥表嫂，彼此除了尬聊还能做什么呢？

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个人也从原先那种家庭结构中逐渐脱嵌出来，获得了相对更大的自由度。个人自由的增长与人伦亲情的淡漠，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件事，你不可能既想要前者，又痛惜后者——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小资产阶级在每一对象中看到两个方面，一好一坏，并试图将好的保留而与坏的战斗”，这毕竟是不可能的。

对现代人来说，流动是最重要的一项个人权利，被束缚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阶层无法获得自我提升改变的机会，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侵害；与此同时，也只有赋予人们这样的权利，一个社会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让他们有生之年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

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村孩子读书改变命运、甚至梦想买码发财，都只是许多人试图实现这一点的不同做法；由于刚获得这种自由，许多人还不懂得怎么恰当地运用，也许看上去急功近利乃至不择手段，但毫无疑问地，他们现在觉得自己有权得到更好的生活。

既然别处有着更好的机会，而种田带来的收益又如此显而易见地少，一年下来忙死忙活也赚不了几个钱，那么土地撂荒、乃至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普遍不愿也不会务农，那也就是很顺理成章的理性选择了。

在土地抛荒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土地流转，资本下乡对土地进行更高附加值的开发，这看起来确实像是在“侵蚀”农村最后的资源，然而在老路已经走不下去的时候，这也是匡救之本。虽然很多人担心这会让“农二代”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没了务农这一生存手段，甚至担心冲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以后谁来种地”），但现实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舍此别无他途。

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像美国和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比都低于2%，中国也不例外，未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务农；恰恰相反，历来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就是过密化，劳动力的不断密集投入造成边际效益递减的停滞状况，因为根本不可能让那么多劳动力都耗费在农业上，还能实现共同富裕。

这就像金庸小说里的那个“珍珑棋局”：原先棋盘上子太多太密，复杂到根本无法解决，结果无意中死了一片后，反倒局面豁然开朗，有了腾挪余地。可以说，如果不依靠现代化的力量把传统社会这个鸡蛋壳打碎，那就吃不到现代社会这个煎蛋。

虽然老家的年味和人情味也许淡了、老房空了、甚至土地或许也渐渐没人种了，但从另一面看，这或许也意味着中国农村社会终于开始逐渐摆脱以前那种只能依靠土地糊口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其它变化才有可能随之而来。

十年前，已故翻译家孙仲旭兄曾和我说起他回河南邓州老家的经历，他感叹很多老宅倾圮，草长得老高，田间忙碌的身影少了许多，但最让他惊异的一点，则是村里居然出现了买包子和糕点的店铺。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做。

这确实是中国农村以往的普遍景象：人们过的都是高度同质化的生活，很多手艺是普遍的技能，因而专业化的分工也就很难出现。就像二三十年前很多妇女都会自己打毛衣做鞋子，那时也就不会去买来穿。

只有把更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两年的回乡见闻不论如何，至少都承认一点：打工或其它非农业收入能极大地改善经济状况。越来越多买车或到县城买房的村里人，毕竟不是靠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来的钱。今年的回乡记中，很多人都注意到农村基础设施变好了，甚至还比以前干净了，连移动支付和嘀嘀打车都普遍渗透到了各地，这些若没有组织力量和市场机制的深入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

2018年春节的另一个特点是：电影在各地小城市都非常火爆，以中国电影的高票价，这种非必需的文化活动正可折射出人们不仅口袋里有钱了，而且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也不同了。这些显然是那种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很难出现的现象。

就此而言，农村人口流失即便不完全是“好事情”，至少也是不可逆转的进程。壮劳力都出走了，只留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这势必衍生出新的问题，冷冷清清的村庄也很容易让人感觉到“衰败”和“凋敝”，村庄的空心化由此让许多人痛心，但如果要把那么多人继续束缚在土地上，那带来的问题只会更大。

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和城乡交流破坏了原先的乡村结构和传统价值观，的确出现了各种失范行为和无序现象——这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现象，宋代和晚明都因城市繁荣而出现了不少脱离土地的游民，他们不事农业、游离于传统社会规范之外，但却也代表着一股新的活力，官府的反应却是竭力想把这股危险的新兴力量塞回到宗法社会的紧身衣里去，其结果是中国始终未能打破固结的农业社会结构，自发走向现代化。

如果误以为把农村劳动力从城市里重新赶回去就能重建秩序，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那不仅因小失大，而且还将重蹈历史覆辙。要想从历史的循环中挣脱出来，那现在应该做的是顺应新的变化，制定新的规则来匡正新出现的问题。

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在每一场革命性的变迁之后，在通向新繁荣之路上，总要穿越一个“泪谷”，那包含着瓦解、痛苦的自我否弃与最后的重生。这么说并不是为了以最终目的来把过程的痛苦合理化，只是说，在面临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时，既不要片面地归罪于现代化本身，也不要相信回头会是更好的选择。

现代化带来的这些“问题”，最终只能通过继续加深现代化、建立新的应对机制，并对现代化加以反思来获得解决。这种反思当然也很必要，对传统衰微的抱怨也会带来复兴，但它不可能再回到原先那个样子，恰恰相反，当那些乡村被怀旧的人们重建起来后，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现代化了的新农村。

2.☞返乡笔记：这样的农村，意义何在？

“知识精英”的处境与“返乡体”的爆红

文 / 孔德继（中国农业大学人发学院博士生）

自鲁迅的小说《故乡》、《社戏》等返乡名篇起，类似的知识分子对家乡的写作就从未中断过。而且由于受众广泛，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甚至是该题材的常态。2003年，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基于在安徽的长期调研，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当代》刊发后又成书出版，并于2004年获颁尤利西斯文学奖。转年，夫妇二人还因此上榜了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度亚洲英雄人物。2010年出版的梁鸿著《中国在梁庄》和2011年出版的熊培云著《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都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和大众媒体领域的赞誉。2010年，《中国在梁庄》获人民文学奖，“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荣誉称号。2013年，梁鸿凭借《出梁庄记》再夺“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散文家”称号。

2015年春节期间，互联网媒体“澎湃新闻”的“市政厅”栏目刊发了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文，引起较大反响，各网络平台的总点击量足有几百万之多；2016年春节前后“返乡手记”再度流行，返乡文章的阅读量之大、返乡话题讨论参者之众都超越了2015年；2017年的返乡文章则更趋理性，无论是文稿量还是公众关注度，都没有再现前两年的火爆场面。

对近几年“返乡体”流行的现象解释之一是认为这些文章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与此同时，返乡文章的负面叙事也引发较大争议，如拙作《泛滥的返乡体折射知识分子阶层失衡》（孔德继，2017）最早将“返乡体”文章和“返乡体”作者作为讨论对象，返乡作者们变成了他们老乡一样的评论客体。类似表达了对“返乡体”质疑的文章并非孤例，且文风直白，如《文科博士们，春节回家能不能别装？》（刘清泰，2017），《文科博士，春节返乡书写能否避免煽情》（郭郭，2017）等。

本文无意讨论具体的乡村问题，也不想研究所有知识分子以家乡为写作对象的作品，而是聚焦于“返乡体”爆红这一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鉴于被爆转的返乡题材文章主要集中于2015年和2016年的春天，所以本文以这两年总点击量（估算）达50万次以上的典型文章作为核心分析样本，其他文章作为辅助分析样本，在精读重点文章的基础上，基于返乡作者的知识精英身份和阶层流动的社会背景，从互动论和建构论角度重新审视“返乡体”创作逻辑和内容的客观性。

一、“返乡体”的概念界定

本文要讨论的“返乡体”特指春节期间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准知识分子以较强的知识和道德优越感，在春节假日期间返乡记录村庄、并在公开媒体平台上发表，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中短篇纪实文章。“返乡体”与其说是一个文类，不如说更接近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想型”（ideal type）。从这一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返乡类文章都具备上述所有特点，很多心态平和的返乡文章，对“返乡体”的反转描写与辩论，以及没有实现被爆转的文章，都不算本文所特别指称的“返乡体”，但仍可统称为“返乡文章”。

经过搜集和甄别，作为核心分析样本的文章如下：

二、“返乡体”的结构特征

（一）将乡村“问题化”的写作倾向

在文章内容上，获得广泛传播的返乡文章多以呈现乡村问题为主，话题涵盖教育、秩序、伦理、养老、人气等方面。其中，教育问题堪忧，“良风美俗不再”和“拜金主义”是“返乡体”文章普遍关注的几大方面。

对农村的问题化叙事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时期，教育家晏阳初博士曾将农村人定性为四个特点——“愚、穷、弱、私”，并试图加以改造。在对20世纪20年代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的10年回顾中，晏阳初（晏阳初、赛珍珠，2003:66）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还有，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也就牵连到具体的“人”的问题。因了文化失调的高度而崩陷社会结构于纷崩，因了池湖积水的污浊和溷乱，而益萎竭了鱼的生命。中国人——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的衰老、腐朽、钝滞、麻木和种种的退化现象，更叫中国整个社会的问题严重到不可收拾。

读过晏阳初这段话的不难感受到，在将农村看做“社会病理学”对象这一点上，如今的返乡精英与晏阳初非常相似。面对当年乡村建设这股将乡村病化的思潮，费孝通很早就发现和指出了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针对类似思潮进行了多次批判，这些批判既有价值观层面的，也有方法论层面的。在价值观层面，1948年8月费孝通（1999b）在《评晏阳初》一文中指出，晏阳初是以传教精神去了解教育的，这种“传教精神”就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然后去教育别人的“不是”：

传教就是“以正克邪”，被传的对象在没有皈依宗教之前，或者说没有弃邪归正之前，满身都是罪恶。所以晏先生先得认定了“愚贫弱私”的罪恶，然后可以着手“教育”；以知识去愚，以生产去贫，以卫生去弱，以组织去私。

1933年11月15日，费孝通（1999a：123-132）在《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和乡村》一文中就指向了“乡建派”的方法：

目前中国，在社会研究上，最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农民对于乡村运动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们只看见要知识分子下乡去的宣传，要改革这样要改革那样的呼声，但是我们绝没有机会听见一个调查农民态度的忠实报告。好像邹平、定县已在乡村中引入了种种新的生活形式，我们很愿意知道这辈在改变生活形式中的农民对于这些新形式的认识是怎样的，在态度上我们才能预测这种乡村运动的前途。

费氏对“乡建派”方法的批评，用今天人类学的术语就是缺乏主位的声音。就上述两点，“返乡体”作者们显然重复了前人的问题，而且在思想上、研究态度上以及实践上，则都比前人差得多。

笔者曾因撰文（孔德继，2017）指出过“返乡体”的问题化倾向，并由此引发过读者和同行们的责问。他们在与笔者聊天或以文下留言的方式提出质疑：

难道“返乡体”提到的问题现实中都不存在吗？

不让返乡作者们说话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对此类问题，赵旭东（2008）早有回应，现摘录如下：

我们不否认，晏阳初提出的“愚、穷、弱、私”这四种病症在某些农民身上有所显露，但绝不是在每个农民身上都会生发这类实质性的“疾患”。可是，这种界定却成为一种“话语”在影响着没有去过乡村、对乡村人的生活并不了解的城市人的思维；他们大多都会相信这样的界定……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以及他们的生活，在这些作家的书写中常常成为一种可被界定的因而是被刻板化的对象。这些作家认为在乡村那里，人们的生活是散漫、混乱、缺乏凝聚力甚至是极度苦难的，并由此祈求国家以及外力的帮助来改变他们所描述的那些“不堪”的状况。

“返乡体”把在乡村发现的问题“乡村化”，不管这些问题在历史上是不是常态、在城市里是不是更甚，统统锁定为乡村问题。农村固然有很多不良现象，但并不意味这些仅仅是“乡村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老年人时常遭受诈骗的问题，这类问题农村虽有，但非农村独有，有些问题的严重性在城市里还甚于农村。早在一百年前，乡村经济已经从封闭的自给自足体系变成了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如今乡村和城市、乡村与国家政策的关系更加紧密，“农村问题”更可能是在整体社会结构背景下城乡共有的问题在农村的呈现。

本文重提费老对民国“乡建派”的批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将乡村作为社会病理学对象的意识形态从未离我们远去。2016年2月16日凤凰网评论频道刊发了其“公民返乡”的系列评论，其中一篇为评论频道主编高明勇的作品《作为公民，提着笔杆子还乡》，该文主张把公民提着笔杆子返乡“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仅仅是春节期间的固定节目”：

笔之所及，心之所系，不仅仅是农村，更是城镇化背景下的生存环境，更高层面来看，无关城乡，关乎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权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发现问题，挖掘问题，呈现问题，从而为改善、为转型，唤醒治理的注意，唤醒内心的关注。

该主编把拿着笔杆子进村的人预设为“公民”，试问，“公民”返乡，乡下的人是谁？类似轻易将农民排除在公民群体之外的问题，在邓正来（1997:6-7）界定中国市民社会的概念时就出现过：

中国市民社会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社团和利益集团构成的，其间不包括履行政府职能、具有“国家政治人”身份的公职人员、执政党组织、军人和警察，也不包括自给自足、完全依附于土地的纯粹农民。

赵旭东（1999）专门撰文批评过邓正来的“市民社会”说：

邓正来先生在一系列的对所谓“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中，为着要在中国的文化场域中重构一种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理论体系，他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的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农民，排除在他所界定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场域之外。在他的这种界定中，其所隐含的一种可能的文化霸权就是，占中国总人口85%以上的农民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场域并非是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基础，而恰恰是知识分子或经济上的精英所占据的城市这样的场域才是市民社会建构所要依赖的，而这样的逻辑岂不与市民社会深层的“大众社会”的意义形成了解释上的悖论吗?

乡村被问题化，除了证明“返乡体”缺乏整体观，他们其实还缺乏历史感。比如对彩礼高的问题，返乡作者们将其解释为“拜金之风”。我们不必否认彩礼高的现象存在，但对彩礼高的解释，还原到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理解，恐怕更能切中问题实质。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几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B超和人工流产的泛滥，造成了社会上悬殊的性别比。世界上正常的性别比通常在107以内。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杨菊华，2006），2000年全国所有胎次的性别比为119.9，农村平均为121.7；一胎、二胎和三胎的性别比分别为107.1、151.9和160.3。分省性别比，一胎最高的为江西省，达138.0；二胎最高的为湖北省，达206.0；三胎最高的为安徽省，达257.6。根据六普的数据（石人炳，2013），2010年，除了新疆和上海外，其余各省市区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均高于107，湖南、甘肃、河南、海南、吉林、黑龙江、湖北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都超过115。其中，广东省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最高，达到122.30。男性过多导致家庭条件处于劣势的适婚男青年无力娶妻；另外，“天价彩礼”现象也并非新生事物，如果按彩礼与人均年收入之比对照，目前几十万元的彩礼未必比三四十年前的50后、60后那一代人结婚时的成本更高。只不过这些彩礼让很多外出就读的大龄适婚青年因为囊中羞涩而倍感压力。

返乡者们还乐于谈论村庄的凋敝和村庄失序，如因外出务工引发的留守问题。谈到农民工，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兴起的现象，村庄的“空心化”和“社会失序”伴随其后发生。但事实上，“空心村”现象的发生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早。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云南大理源县凤羽乡“铁甲场”村立了一块乡约碑（段金录、张锡禄，2000：537-538），记录了一个治理“留守妇女”问题的故事。这个故事最初由王铭铭（2006）介绍到学界：

当时铁甲场村的男人们常年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妇女则“屡行不义”，有的擅自砍伐种在河边用来防御水灾的柳茨，有的将没有成材的树木连根拔取，有的翻墙偷盗邻居的家禽和蔬菜。村姑们犯错被发现后，不但不认错还以寻死闹场。于是1835年趁多数男子归家之机，村里召集了一次大会，最终议定了八条乡规治理留守妇女的问题，并立碑颁行。

该案例告诉我们，让“返乡体”作者们惊诧的“留守”问题古已有之，传统的农村遇到“问题”能开会立约，颇有治理能力。而且古人的行为还很符合如今“现代性”的标准，比如重视环保，乡约规定发生偷盗，罚银两三两，而“不环保”的滥砍伐柳树的行为，则要罚银五两。

（二）立场先行的农村教育评价

几乎所有“返乡体”文章都谈到了教育问题。王君柏谈到了留守儿童的辍学；黄灯谈到了乡村与城市教育环境的差距；最夸张的故事来自《财经》记者高胜科的文章，在他的作品中将自己描述成了一个“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凭一己之力打拼，在北京工作、安家，成为榜样，从而一度扭转了村里盛行的“读书无用论”。如今遗憾于颇具功利性的村民因读大学回报率低，重又劝孩子辍学的现象。他杜撰了“一名在读大学生，被父母劝导准备中断学业，要么回家，或者选择留城务工”的故事（李铮等，2016）。

前文回顾了费孝通评价晏阳初预设了自己的“是”以及“农民”的“不是”。接下来的问题是，“返乡体”多大程度反映了现实，反映现实的部分是否算“返乡体”的价值所在？如果我们以教育问题为例审读这些文本，“返乡体”的叙述不仅值得商榷，而且客观性值得怀疑。

在农村教育存在严重问题这一点上，“返乡体”作者们几乎形成了“共识”，否定和批评老乡们教育态度的立场比较一致。如“北大才子”杨仁旺指出撤点并校政策将各个村小“取缔殆尽”，“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村里的琅琅读书声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脉中断了”。众所周知，能够让文化血脉中断的，除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浩劫和特别的革命运动之外，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几十年来农村教育虽不尽理想，至少也该算得失参半。

王磊光谈到农村家庭供孩子上大学负担重问题时提到：

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如果“返乡体”作者们说寒门学子通过上大学难以改变命运，实现阶层上升，在一二线城市买房立足越来越难，人们恐怕是不反对的。但要说绝大多数没有希望收回成本，明显是站不住脚的。1998年10月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成立；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2000]7号），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正式启动；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2006年取消农业税的设想提前实现。王磊光说农村税费多如牛毛，恰恰与近20年的历史不符。“返乡体”所指的农村孩子肯定不是读贵族学校、花重金出国的那种，所以即便上到大学毕业，教育成本也比较有限。另外，农村孩子大学毕业后收回成本的日子还长，至少在近20年来，不少行业的收入增加幅度并不低。

逻辑不通也是“返乡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杨仁旺一会儿把“唯金钱论的价值观”当做孩子们不好好读书的原因之一，一会儿又把“拜金之风日盛”当做“以人为本的教育极度缺失”后果，陷入循环论证。

“返乡体”指出的教育问题，如留守孩子的健康成长和教育督促问题，固然反映了部分现实情况，但指责家长轻视教育、考虑教育回报低，从而不希望孩子继续上学，这样的判断明显不符合常理，通过文献回顾和实地调研不难证伪。试举两例以供讨论：

笔者2012年曾在河南中部某县调研，发现当地很多村庄的小学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每个班只有四五个男生，女生居多。原因是计划生育年代的男孩作为“独苗”更被特别重视，很多被送到私立中学或县城更高级的学校上学，女孩虽被轻视，但也普遍坚持上学。城市里的学校严重超员，教室里挤满了来自各县借读的学生。

在梁鸿教授近年的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中，即能找到农村家长特别重视孩子教育的故事：

靠电动三轮车运输外出西安谋生的群体，在外就学的儿子是车夫万立的骄傲和拼搏动力，万立的顺口溜是这样的：“万立西安二十年，蹬起三轮来挣钱，大街小巷都转遍，城里马路弄不转，人人都说我迷瞪，一心挣钱供学生。”（梁鸿，2013:19）

为了孩子上大学，万立两口子于2005年不远万里趁三轮车业务淡季奔赴新疆种哈密瓜，2006年又去克拉玛依，可惜没赚到多少钱。用万立的话讲，是“为娃上学，俺们奔波的地方多得很”。（梁鸿，2013:26）

2008年圣诞节前，万立回儿子的问候短信：“佳节美景无心游，披星戴月健康路，挣钱为儿完学业，是为父的大任务。” （梁鸿，2013:29-30）

综上，“返乡体”作者们指责的“唯金钱论的价值观”，轻易地就可以被更广泛人群的经验所证伪。相比一般的非虚构类写作，“返乡体”的论述呈现出评论多、描述少的特征，具体到教育类话题，没有教学环境、班级规模、学生性别比例等的描述，几乎没有学生、辍学者和孩子家长的声音。乡村教育的问题究竟是不读书，还是没书读，看完“返乡体”可能令人更糊涂。

在“返乡体”对乡村问题的论述中，对诸问题的成因多指向了“人”：不重视教育的人、拜金主义的人、非法致富的人、不孝顺的人、徇私枉法的人、违反礼俗的人。这些人恐怕是不经意间用收入多少等“庸俗问题”冒犯了作者的人，同时，这些人也还可以成为对维持返乡知识分子的自尊有用的人。“返乡体”作者们通过批评这些人的道德问题，批评这些人对文化教育的不尊重、不重视，作者的文化资本方能凸显其价值。后文还会分析：返乡手记的生成和风格的定型与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和心态失衡有关，没有被夹道欢迎的返乡知识分子需要“返乡手记”这一手段表达以维持自尊。认识到这点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除了指责乡亲，“返乡体”作者们鲜有对乡村问题深刻和客观的分析。

三、作者处境与“返乡体”的生产

返乡知识分子无论在城里就学还是工作，大多是终将离开家乡生活的人。因为“人在别处”，返乡知识分子与家乡人得以区分，并由此形成了返乡作者与家乡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返乡体”作者经常在文中强调对家乡和家乡人的感情，陈述与家乡、家乡人的关系。这些情感表达无疑是作者心态的反映，只不过真实的心态未必与字面表达一致，对这些话语进行类似于深描式的分析，对把握文章的基调和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一）主位缺失：“闭门造车”作为方法

前边提到过，“返乡体”缺乏与讨论主题相应的细节描写，严重缺乏来自家乡当地人主位的声音。比如，没有“不当致富者”对致富经验和道德感的表述，也没有教育从业者和孩子家长们对教育问题的论说。这其实和返乡作者们的观察方式有关，这一点在返乡作品的原文中即有不少体现，“足不出户”做观察是“返乡体”的主流生成方式。

王磊光在文章中提到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一大半时间是呆（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回家其实没看什么。其他博士生群体回家也很难融入村子的生活，过年回家迟来早走;江南大学王君柏副教授文中也提到，他2015年夏天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那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

除了上述两文有明确的作者留守家中观察家乡线索外，其他几篇“返乡体”文章通过推理也可辨认具有类似特点。杨仁旺的作品议论多于叙述，故事细节相对丰富和可靠的部分主要是围绕其“亲弟弟差点被隔壁的族亲活活打死”这一“家事”展开的；高胜科的文章最终被揭发为打着非虚构的名义的虚构作品，作者没有回老家调查采访；黄灯文章中的故事虽相对充实，但故事以自己的家庭成员展开，看上去并不需要外出调查。而且该文发表在文学刊物《十月》上，是否虚构的性质也未见交代。

老乡们变得更轻视教育和不尊重知识了？难以明辨是非，不再通达事理了？比以前更虚荣了？大家致富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实现的？良风美俗都没有了？如果乡村真的凋敝了，那又是为什么？返乡作者们如果带着这些问题出门和老乡们聊一聊，即便获取的答案不全面不客观，但一定会有不同角度的说法和更丰满的故事，可惜绝大多数“返乡体”作者们并没有迈开他们调查的步子。返乡文章作者们基本没有走出家门做调查，并且对批评对象怀有不满情绪，甚至没有给这些群体辩驳的机会。了解了这样的写作过程和方式，就更容易理解“返乡体”文本质量低下的原因所在。

(二)精英身份与“乡村关怀”的道义性确认

“返乡体”的作者总体呈现半专业化的特点。作者们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身份虽与调查和写作相关，但不是相关领域的对口专家。“博士生”、“北大才子”、知名记者、高校教师等半专家身份，虽难以让学界专家买账，但足以让文章在传播上有一定噱头。前文已述，“返乡体”文章内容基本是批评和指责家乡的。但似乎因为他们都是从家乡走出的，与家乡尤其亲人有密切关系，这增强了这些知识分子评议家乡的正当性。只要摆出“关怀”家乡的立场，即便他们的批评不够客观也容易“免责”。

把握作者与村庄人的关系也是理解文本的关键环节。“返乡体”的特色之一是“返乡精英”常在文章中袒露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前无界新闻记者张小马发表了标题耸动的《情欲勃发的乡村》一文。作者在讲述了网聊“约炮”、草率结婚、普遍离婚，以及“网上出轨”后，话锋突变：

食色，性也——这里并没有道德评价和指责——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不管已婚还是未婚，滚滚红尘男女浮沉。

然后又继续讲述“家乡四处弥漫着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出轨”故事。“大尺度的描写”并不妨碍作者将自己勾勒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责任感的关心下一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热衷情色话题的记者”和“道德家”两个身份之间娴熟转换。

家乡的留守儿童早已俯拾皆是，甚至他们也有了二代。这些年来，不少孩子又沦为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相对那些备受溺爱的同龄人，他们自父母离婚之日起，便长期活在两个新家庭的缝隙之中。关于这些孩子的未来，我无法预见，唯有衷心祝福。

高胜科在慨叹“田园故乡不止是在生病，而是有关于忠孝道义的一切伦理气息彻底死去了”之后，也深情表达了对故乡和族人情感：

这是装满了我童年记忆的东北故乡，尽管家人早已搬迁，但我还是每年都回到这里，光顾老宅，在年节中拜访族中长辈老人，并对死去的亡灵焚纸烧香尽一点绵薄的传统孝心。也可以说，多年来，故乡从未离开过我的视野，并因为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疼，为生活在这里的村人遗憾而痛心。这一切的爱与痛之中，自己无能为力，仅能摘录其中的片段，并筹划着有朝一日立此存照，记录民风遽变、家族由盛转衰，以及一个村庄的死亡全程。

“写作是为了家乡好”的创作动机，很多返乡者都有所表达。如黄灯在文章中提道：“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通过这种对故乡情怀的强调，“返乡体”对家乡的“污名化”似乎更具正当性。正因为表态很可能源于这种正当性需求，作者们关怀家乡、道德感很强的自我人物设置略显生硬。

（三）物质尴尬与“伪精英”处境

按传统的阶层划分习惯，知识分子职业上接近中产阶级，但无论是在中国的城市还是农村，如今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日益边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返乡作者们急需一个精英身份来确认他们指点家乡问题与发展的资格，“返乡体”文章本身的内容也不断确认着作者们的尴尬处境。

困扰回乡知识分子们的首先是经济问题，这种酸楚很可能是返乡者们悲情的重要源头。让王磊光博士们困惑的首先是工资问题：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

当不自信的博士生王磊光在“群”里面聊天时，发现初中就出去打工的同学混得比自己好，而听到同学们对物质生活的交流时，单一化地理解为“炫耀”：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博士生们对这种“炫耀”是敏感和在意的，文中提到很多同学也因此多年不回家，证明这是一个群体性问题：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对农村教育的批评连带着的是对农村人观念的批判。批判中返乡作者们屡屡表达对“拜金主义”的厌恶，对经济规则成为生活交往重要形式的抗议。“返乡体”文章透露出的信息显示，对乡村教育现状和拜金主义的批判与返乡知识分子的经济处境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

与王磊光一样，“北大才子”杨仁旺回到老家和亲友见面被问起最多的问题也是“你的工资是多少”，这本来是中国人的习惯，但杨仁旺对老乡提问偏好的理解也颇不善意：

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尺，当然如果你是公务员，还会格外受到青睐，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一特点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并不完全的悲剧的是，杨仁旺等在城里打拼多年终于在城里买了房子：

明年过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无法回老家过年了。当上房奴后，面对家乡的剧变和亲人的处境，我也备感无奈与无力，除了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我就只能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时代剧变之下的种种乡村图景了。不知下次再回故乡，吾乡之面貌会变成什么模样……（杨仁旺，2016）

房主是新城市人的标志，阶段性成就。和杨仁旺一样，黄灯和高胜科等通过传达他们在大城市买房的喜讯，确认了“精英”的角色。杨仁旺在文末表示：

明年过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无法回老家过年了。当上房奴后，面对家乡的剧变和亲人的处境，我也倍感无奈与无力，除了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之外，我就只能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时代剧变之下的种种乡村图景了。

因“房奴”身份不能回乡，这又再次确认了这些“返乡精英”在城市中地位的边缘性。

供房虽苦，但这还不是进城精英负担的全部。黄灯讲述了“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

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

知识分子的伪精英处境并不仅限于经济问题，在对社会的影响力上，返乡知识分子们远远低于父老乡亲们的期待。社会阶层的固化让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不能轻易把文化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即便是在自己的老家、自己的村子，也难以改善其家庭的弱势地位。很多作者的家庭都遭遇强权的侵犯，这些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却无能为力。“返乡体”文章很多形式上都承担了“举报”恶势力的功能，如：黄灯“举报”了外人来到村子以度假村的名义圈地，杨仁旺“举报了”别人将亲弟弟打骨折，王磊光“举报”了“墨镜”在外边拿斧头砍人替人讨债，王君柏“举报”了“村委”借修路损公肥私。

四、作为“返乡体”重要成因的阶层固化

通过对返乡知识分子“处境”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阶层流动固化城市和乡村共同面临的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返乡知识分子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正是遭遇这一社会问题的核心人群。因此，这个问题也是影响“返乡体”生成和风格的最重要因素。

社会阶层固化笼统地说是阶层间流动性的降低。与本文有关的体现是农家子弟通过知识的积累难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具体表现方面包括经济收入、政治地位等。社会学家测量阶层固化程度通常可以通过对平民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和通过教育资本的增加实现阶层上升的概率测量获得。很多专家都对此问题有成熟的研究，李煜(2006)基于对1966-2003年间城市青年的高等教育机会之获得数据的研究，试图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恢复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吴晓刚(2016；Wu，2010)将研究时段锁定在1990年至2000年的教育扩张过程中，得出了家庭背景对入学的影响作用增加了的结论；吴愈晓(2013)的研究区间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他发现1978-2008年间高等教育扩张的同时，大学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在扩大。总之，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和时间段论述了家庭背景对子女入学的影响。农村家庭作为社会家庭背景层面的弱势者，自然是这一趋势中难以向上流动并被固化为底层的群体。

另外，即便假设家庭出身较好和出身较差的孩子拥有同样好的教育经历，来自弱势家庭的学子们凭借“知识”积累“改变命运”也越来越难。与二三十年前毕业即成为国家“干部”或进入外资企业享受高收入不同，高校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包括硕博士研究生们进入社会成为中上阶层的一员、过上体面的生活也越来越难。

2009年廉思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实录》出版，“蚁族”成为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廉思认为毕业初期的大学生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2012年，廉思主编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出版，编者发现大学青年教师们和“蚁族”是同代人，他们才出“蚁穴”，又入“蜂巢”。调查显示，仅有31%的高校青年老师表示自己的收入大于支出，72%的受访者感到压力“非常大”或“比较大”。社会地位本来挺高的大学青年教师近年来被戏称为“青椒”，“屌丝”也是大学毕业生们自嘲时的常用称呼。

2011年，笔者在调查北方滨海某市的城乡问题时也曾听过与此话题相关的反常社会现象——“三本比二本好就业”。通常来讲，第三批本科的录取分数线低于第二批本科，因此“三本”整体生源的质量要比第二批本科差一些，就业竞争力上理应是逊于二本毕业生。但现实情况则不然，“三本”的就业很多都好于“二本”，这个现象在这个近郊城区比较普遍。被访谈人解释，这并非因为“三本”的专业或师资好于“二本”，而是“三本”的学费价格不菲，能负担三本学费的学生通常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这些富裕的家庭往往也是更有“社会背景”的家庭。在就业越累越难的今天，“三本”学生的家长更可能凭借掌握的社会资源帮孩子克服学历上的弱势，从而帮孩子找到体面的工作。

总之，相比“返乡体”描述的教育等问题，返乡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劣势地位是更为确凿的困境，也是“返乡体”写作最大的背景之一。正是返乡作者们在真实社会中的弱势身份，决定了“返乡体”作者们选择通过批评乡村以维持自尊的路径。同样因为这个背景，“返乡体”可能还承担着春节期间为返乡的知识青年代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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