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昌疇
清朝末年，在四川東部流傳著“開縣舉子云陽鹽、新寧(開江)壩子梁山(梁平)田”的民謠。這首民謠把開縣譽為“舉子之鄉”而聲名遠播，至今不衰。那麼，開縣(今開州區)是在什麼情況下被戴上“舉子之鄉”這頂桂冠的？它的歷史淵源是什麼？我們今天應該怎樣弘揚舉子之鄉文化，把這根文脈綿延下去？這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作出回答的問題。
(一)
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中國由封建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先後於1842年、1844年、1858年、1860年、1876年、1881年和1885年與英國、美國、法國、俄國等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了多項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1894年，我國與日本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慘遭失敗以後，於1895年4月17日被日本逼迫簽訂了《中日馬關條約》。按照這個條約，我國必須“(1)割讓臺灣、遼東半島、澎湖列島給日本；(2)賠償日本二億兩白銀；(3)中國承認朝鮮完全“自主”；(4)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5)對日本實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
這完全是一個喪失主權，賣國求和的不平等條約！消息傳出後，全國人民痛心疾首，群情激憤，立即掀起了反對簽約的救亡熱潮。這一年(光緒21年,1895年），正好是清代科舉制度三年一次在首都北京(有的在省城)舉行會試，各省舉人齊赴北京應試。在康有為、梁啟超的策劃、鼓動下，紛紛串連各地應試舉人，並以省為單位在“上皇帝書”上簽名，向光緒皇帝請願，痛陳對日本割地、賠款，必將引起民心散失，列強接踵而至的嚴重後果。要求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立即提拔勇敢善戰的軍官，處分辱國和敵的大臣，遷都西安，以利再戰；加緊練兵，發憤變法，實現君民共主”。這便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公車：漢代官署名，後也代指舉人進京應試)。
1895年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署名。5月2日晨，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都察院推說《馬關條約》已經簽字，無法挽回，拒絕不收。這次上書雖然未能上達皇帝，但被人傳抄，廣為傳播，在全國影響很大，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愛國知識分子團結一致，衝破朝廷不許士人干政的禁令，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組織起來的請願運動。它標誌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開始轉變為救亡愛國的政治運動。
康有為《自編年譜》記載：在《公車上書》簽名的有18省1200餘名舉人，現在能查出姓名的有16省603人。在這603名舉人中，四川省有71人，其中開縣有6人之多，將近四川省簽名舉人的十分之一，僅少於成都府的成都縣和華陽縣，為全省第三位。夔州府簽名舉人14人，其中開縣6名、萬縣1名、巫山縣1名、雲陽縣3名、梁山縣1名、奉節縣2名，開縣居夔州府第一位。開縣6名簽名舉人分別是：李本均，字松圃，漢豐鎮人，1885年乙酉科舉人；劉秉元，字調軒，厚壩鎮人，1885年乙酉科舉人；歐陽薰，字壽山，大慈山人，1891年辛卯科舉人；戴錫章，字海珊，漢豐鎮人，1894年甲午科舉人；鄧雲卿，字輯五，義和鎮人，1894年甲午科舉人；楊紹雲，字松山，大慈山人，1894年甲午科舉人。由此，開縣被人們譽為“舉子之鄉”。
據我縣參加《公車上書》的舉人歐陽薰、楊紹雲、戴錫章在盛山書院任教時向他的學生們講：當時以慈禧太后為後臺的保守派和以光緒皇帝為首的革新派，明爭暗鬥，勢不兩立。保守派的頑固份子到處散播流言蜚語，說什麼在上皇帝書上簽名的人，會試時一律不予錄取，還要發回原籍給以處分。但他們那時年輕氣盛，滿懷愛國熱情，把生死置之度外，從未考慮個人安危。在我們今天看來，這其實是愛國主義民族精神的具體反映。
(二)
歷史的發展有如長河的流水一樣，儘管迂迴曲折，奔騰向前，但追本溯源，均可以找到它的源頭。開縣因“六舉子”參加“公車上書”而被譽為“舉子之鄉”，它的源頭在那裡呢？這還得從開縣的人文歷史說起。
李肇奎在《咸豐·開縣誌》的序中說：“開縣秦漢前，其荒僻無論己。即唐代猶為遠州，往往為朝臣左遷者居之”。自蜀漢先主劉備以“漢土豐盛”賜名“漢豐縣”以來，已近1800年曆史了。歷經兩晉(265-420)、南北朝(420-589)，從隋(581-618)、唐(618-907)實行“開科取士”的制度開始，雖“猶為遠州”，但建都長安(今陝西省西安)，與開縣距離不算最遠。正因為“往往為朝臣左遷者居之”(朝廷官員降職派住的地方)，這些“左遷者”大都是注重政績的賢官，才使社會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別是在唐中宗(705)至唐文宗(836)的110年間，開縣的文化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輝煌。一是出了李潼、崔衝兩名進士；二是有六名朝廷大官(侍御史杜易簡、宰相宋申錫、右補闕楊汝士、觀察使竇群、張仲芳)先後被貶為開州刺使；三是被派出任開州刺使的15人，均系通過科舉考試、拔科爭勝的官員，大多卓有政聲。特別是韋處厚於唐元和13年(公元818年)由京官考功員外副郎(從五品)出任開州刺史(正五品)三年，重文興教，崇佛敬德。他在開州首創儒學署以管理學務，早於鄰近諸州縣許多年。
開縣於唐代元和年間（806-820年）在城西盛山設儒學署。
奉節於宋代慶曆年間（1041-1048年）在城東建立夔州學府。
忠縣於宋紹聖三年（1096）設立學宮訓導生童。
雲陽於元代至大元年（1308）在城東建立學宮。
萬縣於明代嘉靖元年（1522）建立集賢書院。
城口於清代順治9年（1652）在城東門外建立明倫堂。
梁平於清代康熙41年（1684）建立桂香書院。
巫山於清代乾隆15年（1750）建立巫峰書院。
巫溪於清代乾隆31年（1766）建立鳳山書院。
——摘自《萬縣地區教育志》
韋處厚還為禪林大師柳律、清公建立長寧寺(即今大覺寺)。在聽政之暇，邀請開州文人名士，向他們瞭解民情，同他們遊山觀景、吟詩作詞，寫出了名噪長安的《盛山十二景詩》，與著名詩人杜甫、張籍等人的作品聯為大卷，著名文學家韓愈為之作序，使盛山聲名大振，至今成為開縣歷史上的一大人文亮點。
北宋由長安遷都洛陽，南宋由洛陽遷都南京，元朝建都燕京，明清兩朝建都北京，與開縣的距離越來越遠。儘管開縣有儒學署，又在雍正12年(1735)建立了芙蕖書院(後名盛山書院)，嘉慶25年(1796)建立盛山書院和臨江書院，道光9年(1830)建立漢豐書院(舊名開陽書院)，培養了不少學子，“乃三年大比，此邑之與賓興者寥寥無幾”，這是什麼原因呢？知縣陳長墉在《培俊堂碑記》中作出了回答：“此地去省千有餘裡，長途修阻，資斧不繼，每當桂芯香飄，秋風迅厲，多士雲集，駿馬奔馳，頃刻之間，鵬搏豹變，不可方物。而懷奇負異之士，竟伏處蓬牖，不獲及時與試其間。西望錦城，有於邑者”！這段話大意是說，開縣離省城一千多里路，去參加科舉考試的人，長途跋涉，經費不足。因此每當秋闈，其他地方不少學子云集，騎馬坐車，要不了多少時間就可到達考試地點參加考試，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在僻遠的開縣，儘管有不少有才有識之士，但只能處在蓬草叢生的寒窗下，不能及時前往參加考試，他們只能望著錦城憂愁不已！這段話十分深刻而又形象地說明了開縣在明末清初“士林不旺”的原因。所幸的是，在道光初年任開縣的幾位知縣都十分重視教育。他們籌資創辦“義學”，發展基礎教育，免費讀書；設置“助學金”，幫助參加會試的考生解決經費困難。於是“義學之童蒙轉盼即為書院之英俊；書院之英俊轉盼即為國家之棟樑”。僅幾年時間，開縣文風鼎盛，成績斐然。正如沈西序在《重修奎文閣碑記》中說：“我開邑，自道光初年以來，授(翰林院)編修者一，成進士者三，舉孝廉(舉人)者四，文風蒸蒸日上。而毓秀鍾英，溯其源，則自盛山書院始“。這即是說，當時的翰林陳堃，進士沈西序、陳昆、李宗羲，舉人朱升三、沈延廣、陳謨、肖炳然等都曾經在培俊堂和盛山書院讀書、求學而臻於成名的。
查史料記載：沈西序在離貴州巡撫任後，住東街“大夫第”，曾任盛山書院山長(院長)多年；陳昆離開江西新城縣知縣任後，一直在盛山書院講學、任教；李宗羲為回饋母校，還於1847年捐白銀1000兩擴建培俊堂，資助學生參加鄉試、會試。正是這些在京都和在外地做官的進士、舉人們，回到家鄉執教、講學，把鴉片戰爭後中國遭受列強侵凌和清政府屈辱妥協的信息傳遞給了學生們，使學生們知道光有“忠君”思想，而無“愛國”大志，只知閉門讀書，而不投身社會的書呆子，是不可取的。當時的秀才、舉人們，都聆聽過這些教誨。這對開縣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知識分子的覺醒，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三)
鴉片戰爭使中國社會發生了變化。戰前，中國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一直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社會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戰後，中國的領土主權開始遭到破壞，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破壞了自然經濟基礎，也刺激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主要矛盾則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開始覺醒的具有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的先進知識分子，在經過變法維新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之後，深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公車上書》六舉人中的歐陽薰、楊紹雲、劉秉元等在盛山書院、漢豐書院任教；鄧雲卿在臨江書院執教；即使曾在臨時參議院任過檢查官，在袁世凱家當過家庭教師的戴海珊，目睹民族危機、國事日非，也棄官不做，毅然回到開縣主持縣誌編纂工作。
戌戊變法後，在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和章太炎“洋為中用”國學思想的影響下，開縣的教育迅猛發展。“在臨江書院，就有雷古尊先生講學，宣揚章太炎先生的經學，推崇改革思想。那時，家居臨江附近的唐宗堯、潘大道、潘大謀和王玉泉（王夏）等青年人，先後得到雷古尊先生教誨，他們因戚道或同窗關係，經常議論國是。”(《開縣文史資料》第二集23頁)。不少有志青年，為尋求救國道路，出國留學。他們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同盟會”，為實現“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而奔走呼號，赴湯蹈火。諸如潘大道為成立中華民國，策動萬縣巡防管帶起義反正；康宗堯為同盟會秘密進行革命聯絡工作；潘大謀在辛亥革命時為《滿江紅》譜曲親自教唱，以激揚民眾的士氣；王玉泉作為孫中山的秘書，幫助孫先生處理財政。他們團結奮進的愛國精神和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的典範。據《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出版392頁)一書中的統計：“1901年以後，伴隨著廢科舉、辦學堂、派留學，中國出現了一個不同於舊式文人或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識分子群。這個知識分子群的人數逐年增長。例如赴日本留學的人數，在1900年不過七、八十人，至1905年後，竟增加到8000人左右。”這時，開縣在日本留學的就有唐宗堯、潘大道、王夏、譚毅伍、謝公魯、熊時隆、任德均等多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夏在接受了新思想以後，立志改革救國，更名為“君復”，取恢復華夏之意。他與孫科(孫中山的兒子)十分要好，很受孫中山先生器重，故後來作了孫中山的財政秘書。開縣當時在國外留學的多達20餘人，都先後參加了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與其它省市縣相比，可算是名列前茅了，他們為反帝、反封建作出過貢獻。
漢豐書院在改製為高等小學堂之後，一批熱血青年如劉伯承、鄒靛澄、謝南城、張國宜、張仲屏、許寅賓、張錦城等，均曾經在這裡讀書學習或工作，接受教育，然後滿懷壯志走向社會，分道揚鏢，匯入革命洪流，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民解放事業奮鬥終身！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開縣許多傑出人物的活動，都與中國革命發展進程中的重大史事緊密地聯繫著，在革命鬥爭歷史舞臺上成為十分重要的角色。從鴉片戰爭時期的進士，到戊戌維新、公車上書的舉人；從辛亥革命的同盟會員到抗日戰爭的民族精英、解放戰爭的紅巖英烈，以及由開縣文化教育所哺育出來的一代元勳劉伯承元帥，這便是“舉子之鄉”重文興教、薪火相傳的文脈！這就是開縣人自強不息、敢為人先的光榮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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