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國曾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殖民帝國。早在18世紀晚期，英國學者埃德蒙·伯克便提出“文明使命論”，作為論證帝國統治合法性的說辭。按照此論調，英國的殖民統治推動了亞洲和非洲的歷史前進，將亞非帶離野蠻時代，為亞非帶來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標準的生活方式。非洲人被殖民統治者貼上懶惰、不誠實、欠缺原創性，沒有發明任何文明的事物，缺乏文化成就或者恢弘的宗教的標籤，“多重劣勢”註定非洲人被統治的命運。英國政府允諾一旦殖民地達到宗主國的標準便准許其獨立。1839年，“達勒姆報告”可視為完整表述此種宣傳口徑的標誌性文件。英國首相麥克米倫（1957—1963年在任）在回憶錄中將英帝國解體過程宣揚為英國完成“文明傳播使命”之後，“自願放棄”帝國的行為。英國官方帝國史學者摩根（D. J. Morgan）明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除在巴勒斯坦和亞丁，權力轉移帶著一種相互尊重的情緒平穩地進行”，經濟和社會發展已經“開了個相當好的頭……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獲得了穩定的收益”。上述觀點宣揚的帝國“文明使命論”，並不符合客觀歷史實際。
權力轉移的非計劃性
實際上，英國政府並沒有解散帝國的長期政策。英國決策者懷有保持英國世界強權角色的決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並沒有預見到未來帝國的解體。直到英屬撒哈拉以南非洲獨立高潮前夕，英國政府仍舊認為依“準備”狀況，殖民地獨立應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有些學者將帝國解體視為一個線性的過程，實際上忽視了不同時期英國各屆政府施政重心的不同。帝國解體事實上發生在一連串非勻速前進的歷史事件中。
有學者認為，1951—1957年英國政府的政策，是在承認帝國解體已經不可逆轉的前提下，儘可能地延緩殖民地獨立的進程。雖然有學者認為英屬撒哈拉以南非洲帝國解體，遵循了英國政府自1957年開始制定的計劃，但是更多學者認為事實並非如此。1957年之後英國政府的一系列報告，僅僅是分析問題而已。英國學者哈格里夫斯（J. D. Hargreaves）認為，“在英國政府的研究報告中，非洲殖民地的有利性幾乎是壓倒性的”。
英國學者海因萊因（F． Heinlein）認為，戰後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是受外部環境刺激的產物，沒有遵循某一“宏偉”的戰略，也沒有出臺過任何一項普遍性的政策。即使同一時間，不同地區實行的也不是一項共同政策。如英屬撒哈拉以南非洲帝國解體的全面啟動，源於麥克米倫政府對外部突發事件（特別是蘇伊士危機）的反應，而非主動計劃的結果。一系列“突發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是1956年英國侵略埃及的失敗。如中國學者李安山所言，戰後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規劃本質上是被動的、消極的，是在民族主義因素或國際因素的推動下制定的。因而，權力轉移並非“文明使命”作用下的產物。
殖民統治具有虛偽性
事實上，強烈的虛偽性是殖民統治者“文明使命論”的本質屬性。在優越感驅使下，英國等殖民宗主國要求殖民地逐步趕上自身的文明水平，卻又不真正給予幫助。
從廣義的文明傳播來講，殖民統治者的虛偽性主要表現為“三個投入少”。第一，經濟投入少。殖民統治者推行轉移財富的政策，出口產品積累的貨幣儲備被輸出非洲，非洲經濟被塑造為農礦產品出口依附型。對世界經濟造成的影響，“自1880年以來世界原材料的價格跌勢不止，而製成品價格則持續上揚。同樣數量的原材料所能交換的製成品數量在1938年比1880年時下降了40%。……富國和窮國……之間的人均收入之比不斷擴大，1800年時這一比率為3∶1，1914年為7∶1，1975年為12∶1”。第二，政治投入少。為節約花費、加強殖民統治，以尊重當地傳統的名義，殖民統治者強化了落後的非洲部落、印度種姓制度。人口普查以部落名義對人口分類，保留地中的土地也是按照部落分配，城市人口往往以部落出身劃定工種和居住地。這導致非洲政黨每每以部落身份劃界，政府建立在浮沙之上。第三，技術投入少。不允許殖民地發展工業、禁止非洲小農種植某些經濟作物、技術工作崗位的“有色人種禁令”，都阻礙著技術傳播。宗主國普遍實行的上述政策，重要意圖之一在於緩和宗主國的階級矛盾、維護殖民統治。
從狹義的文化傳播來看，虛偽性同樣體現在文化教育投入不足上。突出表現之一是長期依賴教會進行文化傳播，基督教成為殖民統治者文化侵略的載體。非洲殖民地教育長期依賴教會學校，公共資源投入極少，造成當地管理和技術人才缺乏。在殖民統治下，無論是政治教育目標還是經濟教育目標，殖民地都無法獲取資源去實施，無論是正規中小學教育還是技術教育都很缺乏，而殖民地有限的教育資源被按照種族分配。1955年，坦噶尼喀殖民地政府將71.1萬鎊資金用來發展該地2.2萬歐洲移民的教育事業，同樣數目的金錢撥給非洲人和亞洲人的教育事業，該地非洲人口達800萬、亞洲移民也有8萬人。英國官方有意限制發展殖民地大學教育。英國官方認為，1857年開辦的3所印度大學產生了大量遠遠超過需求的、易失業的、擁有政治野心和難駕馭的年輕人。
嚴重破壞殖民地文明進程
我們可以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揭示帝國“文明使命論”的虛偽性。自近現代殖民事業開展以來，殖民活動嚴重破壞了文明進程，殖民地文明呈現不同發展類型：一種是北美、加勒比型，土著民族被屠殺殆盡，該地原有文明進程中斷；第二種是非洲型，原有文明在曲折中徘徊前進；第三種是東亞、南亞型，在遭受重創後，當地人民經過不懈努力，使得原有文明得到發展。
為何面對殖民者衝擊後，亞非歷史發展軌跡有所不同。有人從殖民者滲透的不同力度進行解釋，認為殖民者對非洲剝削太少導致這一結果。深入思考，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和孟加拉均歸屬英屬印度，孟加拉遭受沉重盤剝，但發展極為緩慢。顯然這不足以解釋亞非不同的發展軌跡。
我們需要分析被殖民地區的情況。如果說15世紀後，殖民活動部分反映著經濟全球化的客觀需求，同時夾帶著大量西方利益訴求，那麼殖民地自我組織水平的高低，造成對全球經濟活動的吸收能力和對殖民者掠奪的抵抗能力不同。以東亞和非洲的具體情況來看，殖民主義對非洲造成的影響似乎更大一些，如在經濟結構、國家制度、族群關係和語言等方面，似乎可以從非洲地區自我組織力較東亞偏弱中找到答案。
馬克思說，“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現代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如殖民時期那般以人類某一部分的巨大犧牲為代價換取整體生產力的進步。戰後民族民主革命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階段，其成功大大解放了全球生產力，中國和印度等被殖民國家擺脫奴役後，生產力逐漸恢復和發展，這標誌著人類文明真正步入新階段。
冷戰結束後，“文明衝突論”作為殖民時期“文明使命論”的變種，甚囂塵上。憑藉此一論調，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企圖在國際政治中實行“帝國秩序”。歸根結底，這一提法源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恐懼和對自身國際地位合法化的需要。西式文明衝突方的劃分，往往同民族聯繫在一起。在“文明衝突論”的大傘下，美國等國家濫用人道主義干預、打著反對恐怖主義和反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幌子，肆意侵奪發展中國家利益。
“文明衝突論”的經濟背景是全球分工的新變化：東亞和南亞主要提供廉價勞動力，西亞和非洲主要提供原材料，南北方的整體差距擴大。即使中國、印度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也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由於高新產業技術和產品受到發達國家進出口雙向限制，遏制兩國產業升級，兩國勞動環境惡劣和環境汙染嚴重的問題難以快速解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的共性作為拉力，南北方民族矛盾作為推力，共同促使西方國家走向聯合殖民道路，經濟全球化的霸權主義色彩愈發濃厚，南北方經濟衝突呈現激烈之勢。因而，時代迫切要求我們肅清帝國“文明使命論”及其變種的思想毒害。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戰後英國英屬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研究”（15CSS02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原標題：駁西方學者的英帝國“文明使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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