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羅雨翔 建道築格ArchiDogs
在我們的專業學習中，從建築到城市設計、再到規劃的不同尺度設計，都非常關注實踐，讓很多學習建築的人對改變社會有很大的抱負。這個抱負的背後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就是physical space（物理空間）對於城市生活有最直接的影響。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城市空間複雜性的背後有哪些作用因素，我們又該如何去研究這些因素？ 本期作者城市規劃分析師羅雨翔通過三個案例的解讀，來分析空間、政治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為大家分享在設計中除空間設計以外的一些思考。
注：本期文章由ArchiDogs紐約合作機構 東岸學社系列學術活動第二十期“空間繪話”的現場演講整理而成。
演講 | 羅雨翔
文字整理| 朱丹
羅雨翔，哈佛大學研究生院畢業設計
《土地交易與城市更新的制度分析》©羅雨翔
(Harvard University, 2017)
我的經歷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學建築出身的，我愛畫圖。(笑) 我在2009年的時候高中畢業，來了美國，在雪城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學習建築。但是到了快要畢業的時候，我好像意識到自己其實並不是很想去建築公司工作，可也當時也並不太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麼，於是就去讀了研究生。在GSD (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 第一個學期時，我立刻意識到了自己的興趣其實是在城市方面，於是便主修了規劃和城市政策方面的課程，並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攻讀了區域經濟專業的碩士。
畢業之後，我做起了跟建築甚至是規劃都沒有什麼關係的工作——我去了紐約市政府的預算局（NYC Mayor’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接觸的主要是數字以及預算背後的那些 “政治鬥爭” 。這份工作讓我徹底想清楚了自己的興趣點——其實我最關注的無非就是人和人、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合作問題。他們合作的關係，其實就是
這個社會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我好奇這些關係的同時，也好奇這些關係和城市空間的塑造到底有怎樣的聯繫。
於是，我就開始嘗試通過觀察紐約這個我所生活的城市，來慢慢地進行一些不是很成熟的城市研究，並試著把這些話題一一寫下來。我寫過一篇文章叫作《一座城市的智商，決定一座城市的顏值》。這個標題取得有點中二，這主要是為了網絡傳播。（笑）但是這篇文章中介紹的項目是我真心推薦的。
布魯克林大橋公園的財政模式
當時在政府上班的時候，因為hours（上下班時間）真的很不錯，有時我甚至可以四點半下班。於是就有很多時間在晚飯後出門散步。我家離布魯克林大橋公園（Brooklyn Bridge Park）只有十分鐘的步行距離，於是我便天天去散步，感嘆其景色之美，經常是走完一圈回到家後發現手機裡竟然已經拍了八十張照片。
布魯克林大橋公園©羅雨翔
於是我就在想，這個公園如何做到這麼漂亮的？要知道，十幾年前，布魯克林的水岸，也就是這座公園的所在地，可全都是工業區呢，堆滿了廠房和運貨、停車的地方。我好奇紐約到底做了什麼，才能夠把那樣破敗的地段改造成現在幾乎是世界上水準最高的公園之一。
曾經都是工業區的布魯克林水岸©羅雨翔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認識一個人。這個人叫作托克維爾，他是一個19世紀的法國人。他當時來了一趟美國，然後寫了一本書，叫做《論美國的民主》。作為一個外國人，他善於觀察美國人最有特色的地方。他發現，美國人特別喜歡結社；他們喜歡一堆人聚在一起組成一個社團組織，然後做什麼事情都靠這些社團去推動。他認為民眾自由集結的力量，是美國這個國家公民生活和政治發展的驅動力之一；通過組建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美國人可以解決一些或大或小的問題，且逐漸取代了那些舊社會的貴族制度，避免了專制和暴政在新大陸的復辟。
我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且在當代美國社會依然存在。如果你再往上搜“ Brooklyn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布魯克林社區發展組織）”，谷歌隨隨便便就能給你找到17個這樣的社區組織。如果大家平時注意觀察的話，會發現美國真的有很多很多社區組織，這些社區組織並不是做秀的，他們真的會推動一些事情。
布魯克林社區發展組織分佈©羅雨翔
事實上，布魯克林大橋公園的建設，靠的就是這樣的社區組織。在1980年代，Brooklyn Heights的社區組織有了建公園的想法，他們希望把河邊的工業區改成居民可以使用的公共空間。於是，他們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跟政府和廣大居民溝通協商，來推動這個項目的發展。終於在九十年代的末期，政府開始有一點感興趣了，就給了他們更多的權力，讓他們跟更多的人去開會。最終，他們在1999年到2000年這兩年之內，開了七十多場公眾討論會和設計研討會，讓大家真正覺得 “Okay，將布魯克林正對著曼哈頓的水岸改建成公園，也許是真一個靠譜的決定” 。
關於布魯克林大橋公園的研討會©圖片來源於網絡
最後在2002年，紐約州政府和市政府簽訂了協議，決定把這一塊工業區的地全部劃為公園用地，並且投資了2.8億美元，把這個公園建出來了。可是建公園之前，政府卻給民間出了一個世紀難題，說公園既然政府來建，運營卻得讓民間來做，政府不會為公園的運營（如掃地、組織活動等項目）買單。
Brooklyn Bridge Park Corporation（布魯克林大橋公園集團），作為管理公園運營的non-profit（非盈利組織）就此成立了。那麼這個公園的運營到底有多貴呢？它每年花的錢大概是一千九百萬美元，全都由公園集團負責——而不是像一般的公園那樣由政府來承擔。那麼這個組織就要想辦法來賺錢。於是他就說，在建公園的時候，劃出幾塊地用來蓋房子，做一些住宅、酒店和商業項目，然後再用這些房子賺的錢，來為公園的運營買單。
布魯克林大橋公園設計示意圖©圖片來源自網絡
於是，布魯克林大橋公園就有了一種奇妙的財政模式：開發商通過交地租的形式給公園集團錢；公園集團用這個錢將公園維護好；公眾可以免費享受公園的空間，其中的富豪再向開發商買房。這樣一來，公眾、開發商和公園運營者的三方利益得以達成一致，最後將這座公園打造成了紐約最好的公共空間之一。
布魯克林大橋公園開發運營模式©羅雨翔
但是我覺得如果光看這一點也還沒有完全理解這一套財政模式背後更深的邏輯。我自己在寫文章的時候，一開始也差點忽視了這背後的深層智慧。
其實，紐約政府真的很“狡猾”，因為政府在一開始給這個公園集團出財政難題的時候，就在背後通過城市規劃的手段推動了這套“用蓋房子來補貼公園”的解決方案的誕生。而且政府通過掌握整個公園的規劃總圖，可以控制房子的位置和開發強度，以此確保房子跟周圍的塊地也是和諧的，對公眾的利益沒有太大損失。同時，政府通過支持在公園裡建房子，給政府帶來了額外的收入：除了房產稅和地價提升之外，裡面安插的諸多保障房，也為政府帶來了很多的政治資本。
除了這些點之外，這座公園在設計上也是非常優秀的，並剛剛獲了美國景觀建築師協會（ASLA）的傑出設計獎。其實對於這麼大的一個項目來說（它有兩千米長的水岸），設計非常容易做的很無聊。但我每天去那散步都不會感到無聊，因為它每一個pier（碼頭）都有不同的主題，可以是足球場、迷宮、沙灘結和戶外劇場。等於說，
設計師把一個很大的項目切成了很多段，每一段都賦予了不同的空間體驗。這樣做除了保證設計的多樣性以外，也可以保證公園項目能分階段一點一點地對公眾開放。
布魯克林大橋公園平面圖©圖片來源自網絡
布魯克林大橋公園效果圖©圖片來源自網絡
總結一下的話，通過這個案例，我覺得紐約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這裡的政府並沒有把自己放在市場的對立面，它最擅長的，是通過各種制度的安排來保證市場的力量可以被撬動起來，而且投放到公眾的利益上去 。政府運用自己在規劃方面的手段，來保證公共服務可以有新的資金來源和解決方案。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擅長創新、會制定遊戲規則的政府。
像布魯克林大橋公園這種超大型的市政項目和“旗艦型”公共空間，其實各個城市，包括中國，都在嘗試。但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投入政治資本和砸錢的話，這些項目很可能會造成一些社會資源的浪費。那麼政府能不能通過規劃或者制度方面的一些安排，讓有錢的人或者開發商來為公共項目買單，並讓民間組織和社區都參與進來獻計獻策，或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當我們看到一些大的項目的時候，或許我們可以想想他背後到底是怎樣一些制度或者財政方面的規則。
中國小區與國外BID模式對比
不過，大項目並不是城市生活的全部。更多時間，當你在街上行走或是在家鄉轉悠時，身邊看到的小規模的社區空間。
國內住宅小區的公共空間©羅雨翔
我其實對這種小尺度的公共空間也很感興趣。我在GSD讀書的時候，有一門課是萬科贊助的，專門研究國內的住宅小區。萬科拋給了我們很多問題，我分到的課題是物業費，研究社區的財務狀況到底如何才能為居民提供良好的社區服務。 通過當時的研究，我自己也算是成了一個物業費方面的行家了。我認為，物業費並不是一筆普通的收費，我們要用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它。在中國，小區的物業費跟城市裡的稅收有很多相似之處。
為什麼？首先，物業費和稅收都是用於提供和改善公共服務。在中國，許多住宅小區已像是一座城市一樣，擁有自己的道路、水電和綠地等公共設施。開發商負責這些設施的建設，物業公司負責維護和管理。一些大型小區甚至為其業主提供教育、醫療和養老等服務，儼然成為了相對自給自足的“小城市”。在這些封閉式的社區中，居民繳納的物業費，正像稅收一樣，支撐著這些“小城市”的管理和運營，並最終提升了小區的品質。一個小區是否能吸引買家和住戶，往往取決於其內部設施和服務的質量，這一點和城市很像——一座城市能否吸引人口安家落戶，往往也是取決於其公共服務的水平。
物業費與稅收的相似之處，還在於其“強制性”與“代理機制”。在城市中，作為一個向政府交稅的普通市民，你無法像打理自己的錢包那樣來直接管理稅金的使用——因為政府已作為市民的“代理”，行使著公共財政的權力。在小區裡，居民們雖然交了物業費，卻也無法直接決定這些物業費能拿來做些什麼——因為居民們成立了業主委員會，且業主委員會又僱用了物業公司作為其“代理”來管理小區的日常事務。業主們雖然必須為公共服務出錢，卻不能像自己買東西那樣直接決定這筆錢的使用，這正是小區物業費與城市稅收在管理層面的相似之處。
同時，物業費和稅收一樣具有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政府把稅收上來，有時候並不是為了用在公共服務上面，而是用來調節貧富差距，給窮人一些福利。物業費有一些相似的成分，因為物業費是按照面計算的。房子越大的人，交的錢越多，但是物業費支持的社區服務和公共空間卻並不是只有房子大的人才能用。因此，物業費也讓更富的人對於其他人提供了一些補助。
但是，小區中的設施和服務其實與純公共品也有區別。小區畢竟有牆和門禁卡，這就和城市中的公共設施不同了。一座城市的廣場和公園往往會對非市民（旅客和新移民）開放，是“純公共品”。而小區中的設施和服務卻是嚴格只供社區裡的居民使用——只有牆內交了物業費的人才能使用小區裡的設施，外人很難“搭便車”。小區的圍牆不僅僅是一個物理邊界，它還具有經濟意義：圍牆為公共服務劃定了界限，使得小區內部的公共設施成為了一種雖是多人共享、卻可以排除外人的“小集團”公共品。
純公共品與“小集團”公共品的服務範圍不同©羅雨翔
所以，當2016年出了要拆牆的新聞時，我便覺得很有趣。說要拆了小區的圍牆時，我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圍牆拆掉之後，大家還要不要交物業費？因為當小區沒了圍牆，別人都可以來用小區裡的設施、道路、綠化、公園，那麼住在裡面的人或許只有傻子才願意繼續出錢。
2016年國內要求拆除小區圍牆©圖片來源自網絡
不過我發現在一些歐美國家，真的存在一些業主在交物業費的開放小區。這種小區叫做BID（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綜合改善區）。
歐美的城市中比較少見到像國內那樣的封閉式小區。打個比方，在紐約，一個街道兩旁的房屋形態往往各不相同，業主們絕大部分具有獨立的私有產權，街道也是開放的。業主們向政府繳納房產稅，換來安保、清潔和綠地等公共服務。
可是，在歐美的各大城市裡，不同的街區有著不同的需求。一些街區的業主們漸漸覺得政府給全城統一提供的服務有些跟不上自己街區的發展節奏了。於是，他們便主動聯合起來，在地圖上畫了一個圈，把相鄰的房屋和街區“合併”起來，形成一個沒有圍牆的“小區”，即BID。
BID成立模式示意©羅雨翔
BID內部的業主通過協商，同意每個人都除了照常向政府交房產稅之外，還要額外地交一筆錢，專門用於改善自己街區的公共設施和服務。這筆額外的、BID內部專用的錢，類似於受益稅（betterment levy），實際上也就相當於是BID“社區”的物業費。政府在立法上承認了BID的合法性，並且給另外BID的管理委員會在這個區域內收錢的權利。所以說BID是一個半公共（quasi-public）的機構，不是一個私人組織，也不是政府部門，但它和政府一樣具有公權力（強制收費的權力）。
大家可能沒有聽說過BID，但它其實在紐約無處不在。其實，大家比較喜歡去的地方，基本上全都是BID。比如說Downtown、Soho、Chinatown、時代廣場等等。之前陳棟帆在做的公共藝術項目（《龍與花之歌》），其實就是Chinatown的BID選出來的。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公共領域投資，保證了自己的這個區域能變得更美、更有活力。BID通過收額外的這筆“物業費”，讓這個區域發展得更好。
紐約BID分佈圖©圖片來源自網絡
BID跟中國小區在財政邏輯方面基本上是一樣的。他們的財政邏輯都是以空間為基礎，劃一個邊界，然後對這個邊界內的居民強制收費，用在公共服務上。
中國小區與國外BID空間劃分對比©羅雨翔
但是，小區和BID在空間體驗上又有很不一樣的地方。在中國，小區是一個安靜封閉的地方，而且越是封閉越給人以安全感。這種清靜是大家都會去追求的，有一種“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高端感。這張圖裡是我在深圳調研時住的地方，通過付物業費，小區裡綠化非常好，還有自己的游泳池，充滿靜謐的感覺。
中國小區封閉安靜©羅雨翔
在紐約我住的地方，BID街區則承擔著商業的職能，它的目的就不是為了讓人們安靜。它就是想要通過掛這些彩燈，把這變得更熱鬧，讓大家都願意來玩、來吃、來買東西。
國外BID街區開放熱鬧©羅雨翔
所以說，小區和BID之間，有著發展模式以及其背後的價值觀的根本不同。當中國的住宅小區圍牆被拆了之後，這些小區也並不一定就可以按照BID的模式來轉型，因為BID的重點是發展街邊商業，而在中國，大部分的住宅小區內部的商業配套十分有限——居民們求的是“靜”。這既是城市規劃功能分區的結果，也是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以及國民觀念的結果，二者相輔相成，互相影響，最終形成了“牆內安安靜靜、牆外熙熙攘攘”的中國城市格局。
然而，安靜的環境也好，熱鬧的商業也好，任何形態的社區，都需要穩定的資金流來確保其運營和維護——這需要政府、建設方、社區組織和居民之間的相互合作，涉及到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利分配，需要精妙的設計。
美國房產稅稅率的制定規則
大家在研究城市的時候，需要關心錢這個話題。有不少人從建築轉行做了房地產，理由之一是說只有掌管了錢，才能有權利建造想做的東西。但我對這個事情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我認為城市研究者需要關心錢，因為物理空間的塑造需要撬動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需要人和人之間的協作。融資邏輯其實背後就是一些政治邏輯。這些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會影響一座城市塑造出來的空間。
於是，我最新的一篇文章討論的就是更加宏觀的空間、政治、經濟問題，叫做《房產稅的本質》。我認為房產稅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方面的問題，更多的是一個社會和政治的問題。在我仔細研究這個話題之前，我自己對房產稅有一些誤解。
其實大部分人對於房產稅的錯誤解讀，主要有四種：
第一種誤解是覺得，房產稅是按人頭收的。每個人都要交錢，這個錯得太離譜了，就不解釋了。第二種誤解是覺得房產稅是按照房屋數量來收的。一棟房子交一筆錢，兩棟房子交兩筆錢，這也是不對的。第三種誤解是認為稅得按房子的大小（面積）來收，大房子多繳稅，小房子少繳稅。這個有點靠譜了，但還是不對。第四種誤解，認為房產稅是按照房屋的價值來收的。如果你有一個皇宮的話，你要多交錢，但如果你有一坨屎的話，你就要少交錢。
第四種以價值來收費的概念已經非常非常接近正確答案了，但是不好意思，還是不對的。為什麼呢？因為這些誤解背後的assumption都是認為政府有一個本子，這個本子上有各種稅率，比如工資稅的稅率，企業稅的稅率，房產稅的稅率。政府就是這樣通過固定的房產稅稅率來計算稅金的。這個假設是錯誤的，因為政府並沒有這樣一個本子記載了固定房產稅稅率的本子。
事實上，房產稅的稅率是通過每年的政府財政預算得到的。在美國，市政府和州政府的預算收入和預算支出必須要平衡，不能多一分錢，也不能少一分錢。這是美國政府對local government（地方政府）一個非常苛刻的規定。
房產稅的稅率計算分為以下四步：
首先，在預算制定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需要預計下一年的所有支出的總和，以及政府非房產稅收入的總和——即消費稅、上級政府撥款和執照費等項目的總和。
美國政府預算收支必須平衡©羅雨翔
其次，在通常情況下，非房產稅收入的總和是會小於總支出的。當支出減去以上的收入後，得到的差值就需要靠房產稅來補上。這便是政府在下一財年需要收到的房產稅的總數——我們姑且稱它為一個城市這一年的“總房產稅”。
總房產稅的計算方法示意圖©羅雨翔
然後，市政府對轄區內所有的房地產進行估值，加起來得到全市房產的“總評估值”。
房產的總評估值計算方法示意圖©羅雨翔
最後，“總房產稅”除以“總評估值”，得到的就是這一年房地產稅的稅率。
房地產稅稅率計算方法示意圖©羅雨翔
這個稅率乘以這一年每戶房產的估值，得到的就是這戶房產當年應交的房產稅數額。
你可能會發現，按照這個流程，所謂的稅率，其實每年會變。沒錯，房產稅的稅率，並不是一個政府敲定之後就可以管好幾年的數字。稅率的高低，會隨著每個財年的政府預算和全市房產總評估價值的改變而改變。而你個人所需繳納的房產稅，也會隨著當年的稅率和個人房產評估值的改變而改變。
政府總支出、政府非房產稅總收入、全市房產總評估值以及你個人的房產評估值，這四個因素，任何一個改變了，都會影響最後你個人所需繳納的房產稅。
個人房產稅及其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羅雨翔
大家一般都是想少交房產稅的。在紐約，如果你覺得你的房產稅太高了，你有兩個辦法。一是檢查自己房產的估值是否太高，如果你認為估值有誤，可以向估值人員申訴。二是檢查政府要收的總房產稅是否太高（即支出是否過多），如果你認為政府預算不合理，可向市長或議會等政府部門提出。
大家可以感受到，房產稅確實和別的稅種不一樣。企業稅、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的稅率是政府定下來之後就管許多年的，而房產稅的稅率不一樣，它是隨著每年政府預算的變化而變化——正是因為如此，人們可以通過房產稅的高低，來直接感知政府每年財政計劃給自身帶來的影響。
換句話說，如果把公共預算過程看做是政府和納稅人之間的一場“討價還價”的話，那對於其它那些稅率早就定好了的稅種來說，政府在預算過程中的議價權很大；而對於房產稅這一塊來說，納稅人的議價權則理應要變大，達到一種平衡。
美國房產稅的實質，是一種更為直接的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制約關係。在紐約以及美國大部分城市，相較於其他稅種，房產稅這種“先定預算後定稅率”的模式讓納稅人更有動機且更有途徑去要求政府預算更加透明且合理。房產稅流程的背後，是公眾對政府財政的知情權和間接監管權。
所以說，房產稅最終對應的是空間權利和政治權利之間的轉換。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中的居民需要更多的空間權利和政治權利。房產稅就是這樣一個媒介，可以讓人民的空間權利直接轉化為對政府監督的政治權利。如果中國推出這樣的房產稅，但沒有給國民對政府工作的知情權和監督權，也許這樣的經濟政策並不會適應整個社會的發展。
空間、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係
最後總結一下我對空間和政治經濟之間關係的思考。這個是我今年寫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公眾號開篇的文章，叫做《建築為什麼不一定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這個是我學建築時就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覺得這篇文章可以作為今天我的演講的一個總結。
我一開始在學建築的時候是特別興奮的。當我其他朋友在做試卷或者寫paper（論文）時，作為“建築師”的我，卻可以做出真正的東西。我每年都能有作品——作品拿在手上，是一個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好像這個作品對於這個世界會有一種真真切切的影響。於是，我連在處理模型照片時，都得一定要P一雙自己的手上去，讓人知道我對於真實世界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作品圖紙©羅雨翔+劉夢丹
（Syracuse University, 2012）
很多的學生和老師，都是非常關注實踐的，覺得自己的設計是真的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尤其是當我們做的設計的尺度越來越大時，從建築到城市設計，再到規劃，建築師對真實世界的影響就理應變得更大了。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實踐屬性，讓很多學習建築的人對改變社會有很大的抱負。
這個抱負的背後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就是physical space（物理空間）對於城市生活有一個直接的影響。打個比方，當你發現開發商設計了某種類型的住宅，建出來之後你可能發現了一些社會問題，比如說貧富差距，比如說人們之間缺少交流。人們就會覺得，這些問題是由這個類型的建築所帶來的，所以我得設計一種新的房子。有了新的房子大家就可以開開心心，大家就可以去交流，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可能我表達的比較誇張，但是這種邏輯在座的各位肯定不陌生，這就是studio的邏輯。
studio的邏輯©羅雨翔
然而空間和建築真的可以通過一個箭頭就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影響嗎？本科畢業之後，我進行了更多的學習，包括去英國學習了social science（社會科學），還有後來的實踐，讓我越來越覺得這種因果關係其實是錯的，或者說是不完全正確的。當經濟和其他社會科學正在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證明兩個事物的因果關係時，建築卻把自身學科和職業中最重要的一個因果關係taken for granted。這實在有失嚴謹。
其實建築和生活並不一定有著一對一的關係。它們之間看似相關，其實有可能是背後的一些別的因素導致的。例子1：政治和經濟的因素可能決定了開發商只能做某些類型的建築項目，同時這些政治經濟因素也決定了人們生活的狀況；所以到最後大家覺得這兩者有關係，但其實他們可能並沒有因果關係——它們之間看起來有聯繫，是因為他們都是由政治經濟導致的。例子2：可能建築和政治經濟關係都決定了人們的生活，但是也許建築的作用並不是那麼重要。可能大家覺得，我不開心是因為我沒錢，並不是因為我房子不好。在這種情況下不見得通過蓋房子就能解決人們的生活問題。
例子3：人們的生活可能反過來決定了建築。可能生活在某種社會中的人，就是喜歡某種樣子的房子。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築師再怎麼想改變建築，也不能反過來改變人們的生活。
三者之間可能的聯繫©羅雨翔
這些可能性並不是絕對的，但是它們至少對很多建築師的直覺提出了質疑和挑戰。我覺得這種質疑是非常重要的。建築系給了學生很多改變世界的抱負，但是卻不一定教會了他們用嚴謹、客觀的方法來研究他們所關注的社會話題。
如果一個人對城市話題感興趣，不管他是不是學建築的，他都應該意識到城市空間背後的複雜性。這些問題看起來很簡單：比如說錢怎麼收、人和人之間怎麼進行合作。但是如果這些問題能好好研究的話，可以幫助人們弄清楚如何撬動更多的資源、用更聰明的方式來打造更好的空間。城市中那些特別美、特別大的項目，尤其是需要更多的資源、更多的合作來達成的。我會繼續研究這些問題，希望大家可以來關注我的公眾號（打廣告，笑）。
演講 | 羅雨翔
文字整理| 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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